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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为避免硬拼而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50余人（含击毙日军营长长濑），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
6～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6月17日，驻宝安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进犯。第5大队1个中队在游松设伏，18日伏击由梅林坳、望天湖而来的日军，日军不支，逃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迫敌撤退。8月15、16、18日，日军备以三四百人的兵力，连续三次进犯阳台山，均被击退。
1941年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军不断进犯大岭山、阳台山，10月，大岭山被侵占。第3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一部分到阳台山与第5大队会合，一部分由大队长曾生带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11年4月，以从第3、第5大队抽调出的20余名干部战士为基础，新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郭大同仔政治委员，开辟广州外围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到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时的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第3大队从成立时的70余人发展到800余人，第5大队由30余人发展到600余人，新成立的增从番大队也从5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此外，武装民兵达1000余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华南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在香港，12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港）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立即与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研究营救工作，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际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武工队员首先把这批人上分批由香港送到九龙交通站。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邹韬奋、戈主权等数十人离开九龙市区，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被抢救出来，此外，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个人，国际友人近100人也被抢救出来，安全回到大后方。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1942年1月由香港到达东江地区，从1月到4月都在东江地区检查和指导工作，期间，他在阳台山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部队编为港九大队。
1942年，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除了日伪军进攻外，国民党顽军第187师等部5000余人从1942年4月直到年底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特别是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阳台山、大岭山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被压缩在东莞、太平、宝安公路以西、珠江之间的狭长平原一带，肯水为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惠阳大队于1942年4月19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5月上旬，袭击了日军沙头角哨所和营房，并在沙头角至盐田之间的九径口阻击出犯之敌，击毙日军10余人。5月14日，驻横岗的日军出动近巨人经铜锣径到碧岭抢掠粮草，惠阳大队在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亲人，毙战马30余匹。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袭扰日军，曾炸毁九龙铁桥，并惩办汉奸、特务，消灭土匪，打击了日伪气焰，保卫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港九大队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以打击日军“海上挺进队”。
8月15日，海上游击队首战大鹏湾黄竹角海面的日军“海上挺进队”，经两小时战斗，击毁敌机帆船3艘。接着，他们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截获数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船。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积极出击日伪。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于5月2日夜袭宝安福永伪军据点，全歼伪军60余人。5月26日袭击沙井伪军，毙伤俘伪军70余人。7月19日夜袭乌石岩东北伪据点公明圩，迫使伪军撤走，从而使东芜、宝安广九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26日，夜袭黄松岗伪军麦永中队，俘伪军28人，12名伪军投诚，残酷迫害民众号称“麦老虎”的伪中队长麦永被击毙。此外，第3大队、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独立第2大队等亦积极出击日伪，取得了重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1943年l～11月，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步枪500余支；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日军为了发挥香港和广州两个中转站的作用，1943年11月1日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并占领了广九铁路；第二阶段，为巩固对广九铁路的占领。从11月18日开始，日伪军9000余人，对广九铁路西侧的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11月18日晨，日伪军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出动，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围攻大岭山区，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余公里的大岭山区。抗日游击总队坚持到黄昏后分三路突围，转入外线斗争。日军包围扑空，对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烧杀抢掠后，不得不停止“扫荡”。此后，主力大队返回宝安阳台山，第3大队仍在东芜地区坚持斗争。日军接着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1月22日、12月4日先后备以500余人的兵力进犯，均被击退。此后，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1943年12月2日，在惠宝人民抗日总队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5、惠阳、宝安、港九、护航等7个大队。
二、珠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冬，日、伪军3000余人“扫荡”番禹南部大石、沙湾地区，吴勤领导的广游2支队转向顺德，以西海力中心开展活动。1941年上半年，部队整编为1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共约200人。同时，在西海成立了南（海）番（禺）顺（德）抗日自治委员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游杂武装共同抗日。
1941年夏季开始，日军以伪军李朗基部2000余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古坝、碧江等地，对西海形成包围。西海地区是平原水网地带，回旋余地小，不利长期坚持。为打破日伪包围，7月底，中共南顺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从广游2支队抽调一部，转入中山县五桂山，与当地抗日武装谭桂明部结合，开辟五桂山根据地，以与西海相互呼应，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0月5日、15日，伪军对西海进行两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广游3支队击退。10月17日晨，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大举进犯，广游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西海既设工事阻击与消耗敌人，下午趁敌疲惫、准备后撤时，集中兵力突然实施反击，伪军陷入包围，争相逃命，被击毙击伤和落水溺死者甚多，残敌逃回原据点。此战，被称为“西海大捷”，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缴枪300余支（大部分轻重武器被伪军逃跑时丢进水里，无法打捞）。
1941年底，日伪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将西海的房屋烧掉70％以上，广游2支队及时转到外线，使日伪消灭游击队主力的企图落空。此后，日伪从禹南、大良等地抽兵，再次对西海形成包围和封锁。日伪策动与广游2支队保持统一战线关系的林小亚部，于1042年5月7日暗杀了广游2支队司令吴勤。吴勤牺牲后，林铭云接任广游2支队司令员，中共广东省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此后，广游2支队为扭转局面曾主动向敌进击，并攻占若干敌伪据点，但终未能打破日伪的包围与封锁。至10月，西海周围村庄大部被敌侵占，形势急转直下，11月，广游2支队除留少数人员在西海坚持斗争外，主力被迫撤出西海，分向禺南、南番顺边、中山转移，分散活动。
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则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汇合后共同斗争，到1943年初，部队发展到300余人。
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委、军政委员会在九龙沙头角乌胶腾村召开会议。会后罗范群回到珠江三角洲后，于4月在禺南召开珠江区高千会议，成立珠江指挥部，以林锵云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并确定重点开辟中山五桂山根据地，以五桂山根据地为中心向平原发展，10月间，由于五桂山根据地已基本巩固，而珠江指挥部在禺南的秘密活动中心业已暴露，珠江指挥部乃迁至五桂山。到1944年1月，中山五桂山根据他的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为统一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领导，1月23日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三、海南岛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保7团团长李春浓率保7团及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中共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领导机关驻地澄迈县东南美合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恃委、独立总队被迫退出美合，东返琼山、文昌老区，并反击了顽军的新进攻，但受到相当的损失。在对顽军斗争的同时，独立总队积极对日伪作战。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上设伏击毁由美德村开出的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战给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以有力打击，翌日夜间敌仓皇由美德村撤退。
1941年5～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经过一年的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恢复和发展到年底的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据点大量增派兵力，同时派部队深入琼文根据地内修筑公路和据点，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独立总队在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内线斗争外，主力挺出外线。于是，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文昌县的昌洒，独立总队部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转移到琼山的演丰，随后均迁到澄迈的绿现山；第1支队第1、第2大队西渡南渡江，和第3大队会合，向澄迈、临高、儋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
琼崖特委还确定创立定安内洞山中心根据地，为此将挺进到琼东的第2支队第1大队和原活动在定安的挺进支队合编为第5支队，以陈石为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5支队进入定安地区后，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无法立足，最后1943年夏到澄迈绿现山与总队部会合，第5支队番号取消。
日军在对琼文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告一段落后，于1943年夏秋间，将“扫荡”重点转向储县、临高、澄迈地区。独立总队根据琼文根据地的经验，在日军刚向儋、临、澄“扫荡”时，即采取“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4支队主力及第1支队第2大队向儋县之大星、南辰、大成、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经月余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此后，海南岛敌后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占领区，并在长期争夺、逐步巩固的目标下，于1941年起把单纯的军事进攻扩大力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经过几年的反复争夺和经营，日军在华北、华中等占领区内，修筑了许多交通线、封锁线和据点，增强了日伪军的军事控制。对抗日游击区，日军采取渐进的“蚕食”手段，不断扩展军事力量，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前推进。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以军事“扫荡”、“清剿”为主，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赖以持久坚持的人力、物力。
此外，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压力的逐渐减轻，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方面日趋消极，而反共活动却日趋活跃。从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井继续以凡十万军队对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出现困难局面，加之各地连续发生自然灾害，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根据地物质困难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仍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频繁不断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军事上加强对敌斗争，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以此指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节 实行减租减息及开展大生产运动
一、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农村土地问题，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政策。制定减租减息政策的基本考虑在于，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广大农村社会构成抗战的最基本的力量源泉，而农村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加强了农村阶级间的矛盾，致使广大农村中蕴藏着的抗战脑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有消除封建压迫和剥削，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发动广大农民去从事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
同时，抗日战争又是涉及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的是凶恶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广泛的、包括各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抗战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解决广大贫苦农民面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到农村中其他群众的利益，在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以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战争。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逐步贯彻执行。在各敌后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