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逐步贯彻执行。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实行最早的是晋察冀边区。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后，即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利息”的口号，并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后，减租减息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至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冀中区的大部分县和平西区中心区的涞水、涿县等数县也先后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根据地创建之后。各地也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1938年6月后，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惜粮反霸斗争。
但是，由于这时是根据地的初创和发展时期，广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部分旧政权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减租减息政策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贯彻执行。另外，减租减息的工作极其复杂。各地缺乏经验，所以，除晋察冀边区外，其他各根据地都还未能制定出一套贯彻执行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减祖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开始进入普遍贯彻阶段。
这个时期，日军的主要兵力已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敌后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由大发展转向了以巩固为主。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必须立即实行减租减息，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应。此后，各根据地大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具体政策，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0年2月1日，普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据1940年夏季的统计，边区一般的地租约等于农民总收获量的20～25％（冀东区尚未实行）。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成立，下辖3个行政公署，共有15个专区，115个县；使边区建设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冀太联办”在其《施政纲领》中统一规定“二五减租”，”算利率不得超过一分”。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1941年9月1日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切实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减至一分半为标准。”＇河南省财政厅、河南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1）。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同年11月5日，又正式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统一了政策，大大推动了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
1940年12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开始施行《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1分5厘（即15％）。截止1942年初，莱芜地区减租245589斤，减息47009。2元；泰安减祖4127斤，减息8454。15元；博山减租28285斤，减息381。01元；鲁南的沂蒙有2/3地区实行了减租。
鲁南、湖西、胶东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曾出现“左”的偏向，一些地区的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把减租减息变成了没收土地和废除债务。为了解决这种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左”倾偏向，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反复强调了减租减息的统一战线性质，井对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要求“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中共中央对以往减祖减息运动作了详细的研究总结，于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
《决定》高度评价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指出：抗战以来，凡是减租减息搞得好的地区，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反之，抗日根据地就经不起敌人的“扫荡”，成为软弱无力、无法巩固的地区。《决定》重申了“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强调，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三点是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2页。＇
中共中央还在《决定》的附件中明确了关于地租、债务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规定，从而使党的减祖减息政策进一步完善。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各根据地党政部门制定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第二次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
1943年10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密切协同，具体分工，分明责任，划清范围，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确定不同重点，总的要求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边区政府的指示发出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北岳区重点对已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逐村逐户复查，力求彻底执行。各专区开办了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为中心的干部训练班。晋西北行署于1942年9月20日正式颁布了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先以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1933年以前的债务，本利一律停付，1933年至本条例公布前的钱债粮债，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领导。1943年冬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5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规定公私租佃的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同时公布了借贷暂行条例，实行分半减息。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减祖减息当作中心工作去抓。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4个区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一年减租户数为18284户，减租地数为393482。7亩，减粮6207283斤；减息户数为151户，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934。8元。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11日修正公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共有10章98条，其中对地租、债息等作了详尽规定，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辟较晚，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华中局依据中央1942年1月28日决定的精神，于同年5月17日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的时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第二，减祖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祖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士绅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扫荡”中，仅晋中6县就被杀1600余人，烧了房子3万余间，平定、昔阳、寿阳3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有200多户的寿阳辅增村，经烧杀之后，全村不见人影，荒草没人，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
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人民被杀者即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1/16，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农具3700余件（5个县的数字），抢走牲畜1300余头。除军事进攻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由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80％，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抗战所需之物力、财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2。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五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除对地主经济要限制其剥削外，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发展。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3。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分散，交通又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经营方针和政策方面的统一领导原则下，必须让下面分散经营。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此外，还发放植棉贷款。边区政府的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之后，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促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产。
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均超过了180万石，1944年公营、私营和家庭纺织业共织布16。2万匹，其中家庭纺织业占11万多匹。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生产成绩最为显著。
1941年3月，第359旅等部队响应中共中央实行屯田政策的号召，分赴南泥湾、大凤川、槐树湾等地屯田生产。第359旅进入南泥湾的当年，即开垦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该旅官兵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为96。3％和90。2％；1943年，该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在自给有余的同时上交公粮近万石。1943年，全旅共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实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当年全边区的部队共种地20万亩，收细粮3。1万石，开办工厂作坊89个，商店74个，经费自给率最低的也达到了51％。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1941年至1942年间，根据地巩固区大为缩小，生产生存条件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根本扭转边区经济的困难，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迅速建立起边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会议要求普遍团结组织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力量，活跃发展边区生产，在大力发展农林牧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同时，适当提倡种植工副业生产所需之经济作物棉、麻、油等，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以解决边区必需品自给自足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下，1941年至1943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1056道，凿井1309眼，可浇地19万余亩。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提高亩产10～15％。1943年，全边区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竞赛运动，以“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普遍锄三遍”，“定户计划、提出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