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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怎么叫朝贡体系?这个很多人研究得很细,事情本来还清楚,经学者们一说,很厚很厚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贡体系了。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过《红楼梦》,那个刘姥姥啊,进大观园,这其实就叫朝贡。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的,她说是来走亲戚,来串亲戚的,来认亲戚,所以《红楼梦》
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
王熙凤说,哎呀,这长时间不走动,这得怨你,为什么怨你?因为你不来走动,别人知道还以为是咱们富了瞧不起穷亲戚了,你老也不来,你这是该怎么称呼啊,我这也不敢称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还是小啊
?
刘姥姥马上就说,您是我姑奶奶,――
王熙凤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这很逗的,当不得真。王熙凤就说,既然如此,下边这些衣服,你都都拿着。刘姥姥就说,这衣服不敢穿啦,这衣服能随便穿吗,这衣服得拿回家供着,我倘若穿上这衣服就穿错了礼法了。
中国这朝贡,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他们通过到中国来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好像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一模一样,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不过每次都要给一套衣服,这也特别关键,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麻烦着呢,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
,去拜祖宗,因此这个衣服很重要,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所以每次朝贡国来了,都要奖赏衣服,实际上人家惦记的是经济利益,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类的贸易。大家来干嘛呢,不是简单的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来中国要经济援助。但是,人家刘姥姥要说就是来串亲戚,咱们是亲戚。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日本是在“脱亚入欧”之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傍上欧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钱的洋亲戚,这才力图改变这种朝贡关系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韩国朋友现在还在搞这套古意盎然的逻辑,我在韩国听一个韩国的教授,最通俗地讲《周礼》,不讲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话就把《周礼》的真谛说到了,他举日本的例子,他说这个日本不像话啊,你看,韩国是他的哥哥,中国是他的父亲,这个小子他欺负他的哥哥,还打他的父亲,这怎么得了!这套逻辑的基础就是《周礼》,我们东亚各国之间是亲戚,你破坏周礼,这怎么得了?
我们东亚之间是亲戚,日本很长时间其实也是讲这个的。你知道《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个很著名的谈话。李鸿章一看这伊藤,怎么搞得,你衣服穿错了,因为伊藤博文穿着西装就来了,伊藤博文说,方便而已。你穷了,我为什么还认你这个亲戚,不过伊藤博文那个时候还说,我们之间是远亲,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是远近不同,朝鲜中国之间是近亲,我们之间是远亲。说是这么说,不过李鸿章那个时候,即使是远亲,但是已经明算账了,人家还是把衣服给换了,不承认你这个五服了。到了“脱亚论”之后,日本就彻底变了。他那个逻辑就不是所谓的《周礼》的逻辑了,就变成了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了,而不是远近的亲戚关系了,人家跟欧美排了宗谱了。当然,现在日本又开始要搞东亚共同体了,又开始搞亲戚,又要回到《周礼》了。为什么,中国好像又阔了,来认亲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这个逻辑就说,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的贸易,但是它当时不叫贸易,叫走亲戚,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来串亲戚,实际上是来要东西、做生意――这就是朝贡贸易。
唐宋之变,中国率先现代,同时中国又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推动世界走向现代,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观念。所谓很震撼,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因为这个看法,除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知道,或着不大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去的时候,他们很谦虚啊,日本人说,你们早就率先走进现代,我们跟着你们走进去的。到美国,我说我们搞了30年闭关自守啊,美国人却说:你们还闭关自守?你们到非洲修铁路,往越南运军火,联合国都让你们占领了――你们还闭关自守?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你中国很早就进去了现代,那为什么在1840年后,简直就不成样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现代去了?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见得老跑到第一,因为这也不取决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发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风,又被陈教授这样的裁判认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确跑法,那我这中国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这个说法恐怕不成,你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凭这样这一句话,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就需要对中国历史下点功夫,但是中国那个历史,也确实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唐宋之变以来中国走的道路,是跟中国历史上、跟我们知道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的。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用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一百亩,而且,这一百亩耕到六十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而且我们知道,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道说是王政了,汉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五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亩,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呢。太宗说,你这个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这个统计人口比较能做得到,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个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吗。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按是个家族的关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我们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啊,也有这样的看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伟大最现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这就是所谓“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的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