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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我想起不久前作协资料室有个叫阎望的人，忽然有一天被逮捕隔离了，人们都说他是胡风分子。父亲会不会和胡风有关系呢？不会，从我记事起，从来也没有见过胡风，他从来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父亲的熟人里，也似乎没有人提到过他……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原来是作协的公务员康书太，他让我们给父亲准备早饭，要带什么东西也可以交给他。我们这才知道父亲没有被带走，还在作协机关大院的某一个地方被关着。但是，昨天晚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拿饭？是他吃不下不想吃，还是……母亲准备好早饭，又让康书大把洗漱用具给父亲带去。因为他一趟拿不了，母亲征得他同意，让我一起帮他送去。
我随着康书太下楼，穿过两个院子，一直到机关大门口的西边，原来父亲被关在这里。老实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也从未到过大院的这个角落。后来听父亲说，当初他们为文联文协接管这个大院时，这里就住着一户人家，十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他们没有工作，也无处可去，只好让他们留在这里。直到现在作协要关父亲了，才把他们弄走。
这里有两间屋子，东边较大的那间原来是那十口之家挤住的，现在由看管父亲的两个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住着。西边小的那间可能原来是那家人的厨房，不足六平方米，墙壁都被烟熏黑了，显得又昏暗又狭窄，里面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两斗桌和一把椅子，父亲就被关在这里。父亲看见我，只轻声说了句：“你来了”，就不再说什么。我心里很难过，眼里噙满泪水，不知说什么好，只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这以后，父亲要什么东西，就请小刘或康书太到家里来拿，有时也让我给他送去。
我们一直很奇怪，既然有正式的逮捕证，为什么父亲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呢？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肃反时毛主席好像有过指示，党员干部涉嫌反革命案时，一般不抓，不送监狱。至于那张逮捕证究竟是怎么搞来的？经过什么手续？有什么依据？有关人员不说，大概也永远无从知道了。但作协党组后来明确告诉父亲，这叫做隔离反省，不叫逮捕。
二、割不断的情
父亲被带走的时候，我的外婆从上海来探亲，正住在我们家里。她已年近七十，没有文化，看到这突然发生的悲惨的一幕，既担心害怕，又莫名其妙。母亲无法和她解释清楚，只能陪着她流眼泪。外婆整天伤心地说：“阿四（父亲排行老四，外婆叫他阿四）性格那么倔强，他真会刮刮地颠死（江浙土话，意思是活龙活现的一条鱼，一离开水必定会急得乱蹦乱跳而死）。”
她为了使父亲不至于把身体搞坏，不顾自己年迈，每天清晨都徒步到东单菜场买些螃蟹、鱼虾之类回来，烧好后叫我给父亲送去。但她却一直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婿。时间一长，由于担惊受怕，忧伤过度，身体、精神越来越不行。母亲怕她生病，劝她先回上海去。外婆伤心地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回到上海后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阿四，你和上面说说，让我在临走之前再和阿四见上一面吧。
母亲向作协党组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允许老人再和女婿见一面。不料他们研究后，竟然拒绝了老人的这一请求。我们既不理解，又很气愤，即使父亲真的犯了罪关在监狱里，也应该允许家人探视或送饭啊！外婆年近七十，想再见女婿一面也是人之常情，怎么能这样无情地加以拒绝呢？但这理当时又能向谁去讲呢？
母亲无法可想，只好把外婆送回上海。到车站时，外婆临上车再三再四对母亲和我说，见到阿四，好好劝劝他，让他想开些，保养好身体。说着说着，她喉咙早已像噎住了什么，哽咽着，泣不成声了。
外婆回到上海后，满腹的话憋在心里，也无法同自己的子女们说，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母亲伯父亲知道后气愤伤心，一直不敢把这事告诉他。
不久，作协通知我们搬家。照情理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人都隔离反省了，怎么还能继续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呢？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的问题还没有最后搞清楚，家里只剩下带着不满周岁小女儿的母亲和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就要被扫地出门，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好在作协有两个同情我们的公务员，帮助我们把家搬到了不远处的贡院西街1号。这里只有一幢楼，楼上是《文艺学习》编辑部，楼下是《译文》（即《世界文学》的前身）编辑部。我们只分到一间住房。刚搬进去时，我们的生活真狼狈极了。母亲成天为父亲的事情干着急没办法，作协也不准她去探视。小妹妹陈幼京不满周岁，还在吃奶。母亲产假已满，不得不去上班，弟妹们都住校或住在幼儿园里。我白天也要上学，平时家里没人。父亲被隔离后，母亲把保姆辞退了，她在灯市口合作总社幼儿园工作，要上班，还要给孩子喂奶。因为父亲的事当时还没有公开，对外面，甚至对自己的单位也不能说。母亲心里苦闷极了，一段时间里，她只能单位和家里两面跑，想在外人面前做出家庭生活很正常的样子。
有一次，我惹了一个大祸，母亲才觉得这样两头跑的生活不是办法，只好带着小幼京住到灯市口幼儿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母亲上街买菜，弟妹们也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去玩了，家中只留下我照看小妹妹。她躺在一个大竹网编的摇篮里，摇篮的两头用绳子分别吊在这边的门上和对面的窗子上。母亲买菜好久没有回来，小妹妹大概饿了，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我摇着摇篮想使她安静下来，但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不管我怎么摇，怎么哄，她就是哭个不停，而且越哭越厉害。我着急起来，只好拼命推摇篮，摇篮越摇越高，突然，“啪”的一声，一边的绳子断了，摇篮连同躺在里面的小妹妹很重地摔在地上，哭声戛然而止，一下子屋里院里静得出奇，静得可怕（星期天，两个编辑部都无人上班）。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小妹妹被我摔死了，幸好这时母亲推门进来，一抱起小幼京，她突然“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这才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原来这突然的一摔，小妹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骤然吓傻吓呆，哭不出声来了。
母亲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想想她几次向作协领导要求见父亲，他们也不同意，干脆和两个公务员说好，让他们到食堂给父亲打饭。她自己带着我的几个弟妹都搬到幼儿园去住。平常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星期六星期天也去幼儿园和他们团聚。
一天半夜，幼儿园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来，值班阿姨叫起了睡在隔壁的母亲，想不到是父亲打来的。他说他怎么也睡不着，趁着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他说他由于偷跑出来精神紧张，开始怎么也想不起幼儿园的电话号码了。母亲听到半夜父亲来电话，本来就吓了一跳，夜深人静，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响，她真担心让别人听到，就急忙问什么事。父亲很气愤地说，你现在倒好，带着孩子们都到幼儿园去住，把我一个人撂到这里不管了。母亲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管法，作协什么情况也不告诉我，也不准我去看你。我去问他们，他们总是爱理不理。我不能不上班，还要给幼京喂奶，来回跑来跑去太不方便。我就是在那边也没有办法。你倒说说看，究竟要我怎么帮助你？父亲说，你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我被隔离抱什么态度？否则我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母亲有些犹豫，不敢应允。父亲要她一定去一趟，她只好勉强答应了。
星期天，幼儿园放假，母亲让我带好弟妹们，自己到多福巷去找丁玲同志。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
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反映，帮帮忙，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母亲听这口气，觉得实在无法可想，旁边有人监视，也不好多说，只好匆匆告辞。
母亲回来后，想把去丁玲那儿的情况告诉父亲，冯雪峰那里她没有地址，去了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她盼父亲来电话，但总盼不来。她实在无法和父亲取得联系。她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斤高级水果糖，把去丁玲那里的情况和家里的生活情形写成一张张很小的字条，也告诉他千万别在夜间跑出来打电话，免得出事麻烦。
她把小字条分别包在糖果纸里，用铁罐装好，再拿些日用衣物，请两个公务员带给父亲。过了几天，父亲写了张条子让公务员带来，说糖果很好吃，以后可以多买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作协的负责同志，不管是康濯、张僖，还是阮章竞，只要去找父亲，父亲都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即使是国民党的监狱，家属也可以探监送饭，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就连老婆也不让来看望了，简直太过分了。后来作协只好勉强同意家属去探望。
这样，母亲又搬回贡院西街，经常去父亲那里探望。时间一长，因为常来常往，两个公务员也就不怎么管了，有时母亲带着我们就在父亲的小屋里的炉火上烧饭吃。
年底就要到了，五叔陈适五从柏林调回国内，几次未能和父亲母亲联系上。后来好不容易才通过电话和在幼儿园的母亲联系上，因为电话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当天晚上十点匆匆赶到灯市口，听母亲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觉得作协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匆匆忙忙呈报公安部将父亲逮捕和隔离反省，似乎缺乏必要的充分理由。他和父亲在延安时都亲历过整风审干和所谓“抢救运动”，有过一些经验教训。他同父亲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相信父亲决不会反党。但他听了母亲的陈述，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母亲的认识也可能不那么全面。当然，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还必须依靠组织，而在组织还在审查的当儿，作为同志、战友和兄弟，他想先去看看父亲，跟他好好谈谈，问个究竟。
他把这意思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为难，说，作协说只有家属才准许探望。五叔说，我和企霞是兄弟，我也是家属嘛。
第二天，五叔一早就先到贡院西街我们家，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作协机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隔离室，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和阻拦。兄弟二人见面激动万分，想不到解放初五叔出国前，他们互道珍重告别后，过了几年竟在这种情况下再见！二人紧紧地拥抱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五叔看着父亲长而乱的头发和满面胡须，心里十分难过。父亲为了抗议作协对他的无理逮捕，关进这里后一直拒绝理发，也不剃胡须。父亲把事情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五叔。五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劝父亲凡事要从大处着想，要相信组织，接受审查，现在特别要振作精神，不要感情用事，要理发，要刮胡须。
这天，五叔随身带着照相机，建议给父亲拍一张照片，父亲坚决不愿意。二人正说着话，康濯不知怎么知道了五叔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就派了一个同志来，要求五叔离开这里。五叔说，不要紧，我们已有好几年不见了，谈一会儿就走。那位同志又说除了家属，谁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来看望父亲。五叔说，不是说春节到了，家属可以看望吗？昨天企霞的六弟陈企城刚来过，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我也是他的亲弟弟，当然也是家属嘛！在这次见面以后，五叔又通过新华社党委与作协党总支接洽，过了几天，作协由康濯出面约五叔作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情的谈话。
这样，五叔在既听过我母亲的叙述，又与父亲见了面、谈了话，现在再加上与康濯的谈话之后，对父亲的案情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印象。这时，案子似乎已到了复查阶段，剩下的两个问题是：一、匿名信问题审查还没有结束；二、康濯告诉五叔，陈企霞有六十条小广播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这时已起了变化，一年前激烈的肃反运动到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即甄别、纠偏、善后阶段。“肃清反革命运动就好比打一场夜间白刃战，难免伤害了自己人”云云，又一次成了抚慰在运动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的用语（另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运动中，发现审干反特斗争中的偏差的时候）。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却仍旧搁置在那里，既不属于定性定案受处理的，也轮不着解放出来接受道歉。我们一家从母亲以下，包括我这个十六岁的长子，以及业已开始懂事了的弟妹们，都很挂虑和着急，迫切希望父亲的问题早些水落石出，全家团圆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五叔通过他自己机关的党委转交了一封致作协党组织的信，恳切请求作协党组织把父亲的问题放到党内、人民内部的正确轨道上来，并尽快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五叔从康濯的谈话中听不出父亲有什么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六十条小广播”的罪名，从康濯自己举出的一些例子看来，也无非是一些工作上、个别人事上的问题而已。
总之，1956年就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而言，是一个较为和缓宽松的年头。谁也未曾料到，在一年半之后，即1957年下半年，一个更加激烈、范围更广的运动（反右派斗争）正在等待着父亲，使他的政治命运沉落到苦难的谷底，这是后话了。
三、艰难时日
作协通知我们搬家时，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当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声，搬就搬吧。
我知道他过去从未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什么，但他对这件事情的冷淡态度仍旧使我迷惑不解。我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大学者看到一个乡下人，背上背着一只很漂亮的瓷器花瓶，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花瓶从背上滚到地上摔得粉碎，那人竟连头也不回，径直朝前走了。那大学者追上去问他，知不知道背上的花瓶掉在地上摔碎了，为什么头也不回一下，难道他不觉得可惜吗？那人说，摔都摔破了，回头又有什么用呢？那学者不由得赞叹道：此真乃大丈夫也。
父亲是不是也觉得房子这类事，如同其他个人利益一样，多争无益也无用，不必过多为之白白烦恼呢？
他被隔离之后，我很想能多见到他，但心里又很怕见他。他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现在落到这一境地，心情不好，脾气会不会更大呢？
过去他总是那么精神，有朝气，戴着无边框的眼镜，显得文雅而严肃，令人敬畏。但他和我们兄妹在一起时，碰到心情愉快，也还是幽默而慈祥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语气亲切生动，善于描绘，有时甚至还有音响效果，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他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这些听得人迷的小听众编到故事里，当我们终于弄明白时，不禁都哈哈大笑。
每当家里来了父亲的老朋友，或者是他带我出门散步或吃饭时，他的兴致总特别高，故事也讲得格外多，常常是一路走一路讲，一边吃一边讲。老朋友们相聚，则话题更多，讲到得意处，大家开怀大笑，前俯后仰。我像个傻瓜似的听得入迷，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恨两只耳朵太少听不过来……
现在他完全变了，自从被隔离之后，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显得颓唐而可怕，人瘦了，再加上不戴眼镜时，眼珠凸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还是那个爸爸吗？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心中对他更加畏惧。
这天，我又给他来送东西，一推门就看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爸爸。”我轻轻叫他，既怕打搅他，又不能不叫。他猛地抬起头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两眼通红，满面泪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延安，来，我的孩子，你坐下。”他有些哽咽地说，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亲切。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