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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崇敬他，也畏惧他，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会干什么坏事。但我能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组织吗？我生在延安，从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沐浴着党的温暖的阳光成长，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父亲多次对我讲起，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要是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早就死了。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要不是保育院小学的叔叔阿姨们精心护送我们穿过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我能有今天吗？从我懂事起，父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就不断地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父亲也一再叮嘱我凡事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靠近组织，不断进步。
可是今天，在组织和父亲之间，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为什么事实一定要强迫我，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人，不相信那个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我关系最密切，感情上和我最难割舍的人呢？这让我太难接受了。
但不接受行吗？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刚从教室里出来，班里的副班长崔某某就从后面追上米，一把拽住我，很得怠地大声在我面前背诵着他不知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周扬同志在一篇内部讲话中的句子：
“文艺界有人搞独立王国，陈企霞就是一个典型。”
他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地把后面那半句重复了两遍，引起同学们一片哄笑。我又羞又气又恼，无地自容。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惊奇他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内部讲话而引以自豪，还是有意当众羞辱我以满足他个人的什么欲望？人类中最丑恶的莫过于恃强凌弱而且幸灾乐祸，最可悲的是自己盲目地充当了某种工具还自鸣得意。他真是阶级仇恨那么深，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还是仅仅想出出风头而已？但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肺都要气炸了，脸憋得通红，但也只好强忍下这口气，低着头，急急忙忙地回家。奇怪，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看到这篇讲话的呢？我心里直纳闷。回家后我也不敢和大人们讲，生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过了几天，母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作协领导找她谈过话，说父亲最近在那里表现极坏，经常让看守他的公务员小刘给他买酒，喝了之后就大哭大闹大骂，还拒不检查认罪。有时半夜三更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嚷：“你们说我是国民党，有什么根据？你们才是国民党呢！”作协领导要求以后家里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买酒。
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刀绞似的难受感。老实说，那时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想来人在那样一种被冤屈、无法辩白、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神经怎么会受得了呢？更何况这个政权的建立，他自己也拼死拼活为它奋斗过，到头来反而成了它的阶下囚，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恼人的日子一天天总得过下去。忧虑、忙乱、烦恼、迷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还有由于父亲不明不白被关押后带来的屈辱和无法申辩的、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真不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父亲偶尔问起我的功课，我怎么回答他呢？能告诉他我又得了几个两分吗？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把巨大的精神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转眼就要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弟妹们也都回家了。母亲心境不好，小妹妹常常哭闹，搅得大家谁也没有心思过年。今年春节究竟怎么度过，我连想也不敢想。可就在过年的前两天，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他对我说：“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他们越不叫咱们过个好年，咱们就越不能伤心。你向妈妈要些钱，买些好的鞭炮、礼花，全家到我这里来好好过个年。”
除夕之夜，妈妈果然买了不少好吃的，她把弟弟妹妹们也都带来了。我们全家七口人就挤在父亲被隔离的小屋里，用取暖的煤炉烧了几个菜。父亲似乎很高兴，喝了些酒，话也多起来。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不少旧时过年的种种习俗。我望着他毛蓬蓬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我默默地想，如果他是自由的，今年家中一定会来不少亲朋，他一定更开心、更精神，也会讲更多有趣的故事。
年夜饭吃完，父亲让我拿出买来的鞭炮、礼花，大家一起来到屋前的小院子里，连看守父亲的公务员康书太、小刘也高兴地看我们放炮。大弟弟万全放了几个二踢脚，“砰——啪”，几声爆竹一响，立刻给寂静的小院子里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父亲用香烟点燃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满院子都炸开了，弟妹们又是拍手又是笑，快活极了。随后父亲开始燃放礼花，我买了一个大大的泥菩萨礼花，点燃之后，“嗞”的一声，一串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火线火点飞上天去，煞是耀眼好看，连住在附近的萧殷一家也出来看了。火光中我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眼镜后面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内中透露出的不可言状的苦楚，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这个苦中作乐的年，过得很愉快，多少冲走了些当时不幸的气氛，所以时过多年，我还时时想起它。
刚过完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被隔离出不来，母亲忙着带弟妹回灯市口上班，我由于年少无知，差点耽误开刀送了命。
这是大年初三清晨，我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作协卫生室看病，大夫告诉我必须去医院开刀。怎么办呢？家里没人，我身上也没有钱。父亲关在那里，身边既没有钱，我也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他的痛苦。我决定自己走到灯市口公理会母亲所在的幼儿园，请她带我去医院。我极力用手按着肚子，这样稍微好忍受些，一步一步向前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蹲下来歇口气。谁想这样好不容易到了幼儿园，那里的老师告诉我，母亲去合作总社听报告去了。我很好强，不愿让幼儿园的老师替我着急，就一个人忍着痛再向第四医院走去。
医生检查后说马上就得开刀，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爸爸妈妈呢？怎么谁也不来陪你？没有他们的签字是不能做手术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爸爸被作协的人关起来不能出来，反正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到底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对医生说：“我爸爸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叫陈企霞，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叫他来，电话是5局1225。”
大约四五点钟，作协派来两个人：一个是卫生室的女护士，我认识，另一个男同志我没见过。他们代表父亲在我的手术单上签了字。护士阿姨劝我不要害怕，说不会有什么危险，很快就会好的。我心里一热，几乎淌下泪来，自从父亲被隔离后，我已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开刀很不顺利。本来是个小手术，因为家中无人，我不知利害耽误了开刀的时间，又走了那么多路，结果发生了肠粘连，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整整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我被抬回病房，刀口开始彻骨地疼，怎么也睡不着，听护士说，开好刀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疼痛使我忘记了一切，我想，如果开刀中发生意外，我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出不来，当然无法来看我，母亲呢，为什么她也不来？我知道她很忙，还要照顾吃奶的小妹妹，我应该体谅她。
第二天，母亲来看我，我感到委屈、别扭，很想在她面前痛哭一场。可是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开刀那么疼，我连一声也没有哭，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人生的某些经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却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十六岁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可就在他面临死亡的紧要关头，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甚至连开刀签字这样大的事，也要毫不相干的人来，真有些太叫人伤心了。还好，解放初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人道、慈爱、负责，才稍稍宽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带给下一代人心灵上的创伤。
四、风浪又起
暮春时节，天气渐暖。对父亲的隔离开始放宽了，我们全家都可以去探望他，五叔也去看过他一次，虽然引出一些麻烦，但很快也就平息了。1956年5月22日，作协终于宣布对父亲解除隔离。这一天母亲和我第一次在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吃了一顿开心的饭。他从小屋子搬进了对面的大房间，看守他的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也搬走了。我们在贡院西街的家，房子太小太挤，父亲就暂时不搬过去，住在这间大房子里了。
父亲很高兴，把留了近一年的头发和胡子都理掉了，他又恢复了过去年轻而有朝气的样子，那年他毕竟只有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不用说，我们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吃着饭，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小刘进来，交给父亲一封信，信封上面写着“陈企霞理事收”。
“现在他们又承认我是理事了，这些不讲理的家伙。”父亲说着，不禁动了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一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略带着哭腔。
看来这桩解放后有名的冤案总算可以了结了。可是谁又能料想到，从1956年6月到第二年6月的一年时间，只不过是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个政治风暴之间的短暂间歇而已。话虽如此，这时我们全家的生活总算暂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作协重新为我们调整了住房，虽然未能搬回东总布胡同22号原来的房子去，却也把贡院西街1号楼上的一整套房子都分配给了我们，少说也有三五间。我们的心情舒畅多了。
父亲回来以后，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他祝贺，有送花的，也有来电话慰问的，家里充满了欣喜的气氛。
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磨难，思想也开始成熟多了。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欢快的情绪也感染鼓励着我。这一年暑假，我正值初中毕业要考高中，因为精神负担没有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迎考之中，暑假后考取了北京五中。开学后，我高高兴兴地进入新的学习阶段。
可叫人捉摸不透的是，父亲恢复自由后，一连好几个月也没有重新安排工作。《文艺报》自他离职后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他再回去似乎也没有可能。他会被安排一个什么新岗位呢？一直拖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消息。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然是这一事件的局外人，当时对于作协上层、中宣部乃至更高层次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事过三十多年后，我才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上，看到当时参与丁、陈事件处理的李之琏同志（1955—1957年他在中宣部任机关党委书记时，是这一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写的一篇《不该发生的故事》，从而简略地了解了当时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一点轮廓。
原来，在1956年春夏之交，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来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父亲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李之琏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父亲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各有关同志（即《陈述书》）。
根据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
既然立案的依据不能成立，根据党内“有错必纠”的原则就应该做好纠偏平反工作。但是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时，人们在对事物不断地加深了解中，观念有了变化，同情心转到了受迫害者一方。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岂料休会期间，整风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风运动由向党提意见，转向为党内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这一来作协党组的高层领导由被动一下子转为主动，周扬趁机推翻了他本已同意的调查小组的结论，同时加紧搜集丁、陈的“罪证”。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25日宣布“复会”。
这些就是从1956年5月父亲被解除“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内部斗争的简单情况。而我们作为他的家属所感受到的是，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父亲又开始忙于开会，有时晚上也要去。每当他开会回来，总显得精神疲惫。慢慢地我逐渐发现，他的脾气又变坏了，经常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和母亲吵架。
我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从来就不向我们透露，据母亲说，他在作协又挨整了。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从整风转入反右的开始时期。
这段时间，父亲一直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空气宽松些时，会议少一些，他回来后情绪就好些。空气紧张时，大会小会不断，白天晚上连续挨整，他的情绪就极坏。
1956年到1958年，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紧接着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大批工人罢工并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此后，匈牙利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骚动，导致苏联派兵镇压。
国内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决定在文艺、科学事业中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不到半年，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
1956年暑假我考上了高中，但家里和社会上的种种复杂事态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特别是父亲的问题几上几下，一直没有最后结果。他的情绪、他的命运直接牵动着我。
我深深地记得那一段不幸的日子，连日来车轮式的会议和围攻搞得父亲精疲力尽，情绪极为低劣。看来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对他越来越不利。作协党组的负责人，改变了道歉的前言，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们把父亲和丁玲依照党章进行的正当申诉诬蔑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结果，平反道歉言犹在耳，却又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处分。同时，在他们看来，1955年整父亲的那些材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了，况且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已作了否定。作协负责人一方面在大会小会上动员很多人对父亲步步紧逼，迫使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另一方面在背后会下广泛出击，千方百计搜寻所谓“罪证”，然后无限上纲，用大得吓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
这天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