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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人知道这些人都来自北京，几乎从未干过农活，对他们也不强求。负责安排工作的组长总是对父亲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别累坏了。工人们也很朴实，似乎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说，什么右派，只要老实干活就是好人。
这些右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灯下开小组会，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这往往是比劳动更加痛苦的活动，而且从不间断。上面要求人人敞开思想，彻底认罪伏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很少发言，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年轻人说什么，他总是露出“你们这些孩子，懂得些什么”的蔑视神情，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应付的话。有些人为了自己早些解脱，劳动表现积极，发言也踊跃，大胆敞开思想。个别人也会因此而不惜伤害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有的人一年后就摘了帽子，有的两年、三年后得到解脱。这类事的决定往往不经过讨论，由上面直接决定。
父亲对自己的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表现多少有些消沉，似乎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在一次农场总场召开的全场大会上，父亲意外地碰到了五叔，这使他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受到处理被赶出北京之后，和五叔也失去了联系。他根本想不到，“丁、陈事件”竟然使得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也会受到莫名其妙的牵连，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痛苦、迷惘和复杂的心情，是很难想像的。
八、重逢
我们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年中生活也有不少变动。1960年暑假我在古田一中高中毕业，这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而政治气氛中“左”的成分越来越浓。陈延安这个名字，加上我满口不同当地人的普通话，使人很容易敏感地觉察到我父亲的遭遇，因而对我也更加歧视。我极力想摆脱这一窘境，天真地认为名字改了麻烦就可能少一些，于是我利用高中毕业的时机，改用了出生时祖父为我取的名字：陈恭怀。延安，这个本来象征着光荣和革命的名字，现在却成为我的耻辱，我的精神负担，我只好忍痛弃而不用它了。
即使这样，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变。政治条件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庭成分和父母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你今后的前途和命运。60年代初它几乎已成为高考时录取新生的惟一重要的条件。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居然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了。
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向他们抱怨命运的不公，好多人连信也不回一封。有的人怕受牵连，断绝了和我们的来往。
父亲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们也不是日子完全过不去嘛，不要总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家一户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应当体谅国家，不能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你困难，别人也都一样困难，到处向人家诉苦，影响多不好。
九、福州之行
母亲告诉父亲，前些日子，蔡其矫同志到工地上来体验生活，并兼任工地上一个处长的职务，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
蔡叔叔50年代在北京时常来我们家，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异乡碰到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像内心有了个安慰和依靠，感到格外亲切。可他回到福州之后，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大概他以为不久还会回来的。
父亲很想到厦门或福州去一趟，他要我陪他，我正闲居在家，当然很高兴。我尤其想去厦门，因为福州我已去过多次，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人们都说厦门风光秀丽，面临大海，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父亲虽然也没去过厦门，可他最后还是决定去福州。
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一道出门，不管去哪儿，一路上他总有很多故事可讲。每当看到一座古塔或古建筑，他都能很自然地告诉我它建于什么朝代，有什么特点，有时还讲一些有关的故事或轶闻，生动而有趣。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不知不觉中得到很多知识，也受到不少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现在，我们俩坐在小火轮上，脚下是平缓流过的清清的闽江水，两岸掠过碧绿的杨柳和连绵不断的山丘。但我发现，这次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闲情逸致了。一路上他少言寡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两岸的风光，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感到他内心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更感受到他自然而然中流露出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情。
船到福州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熟人，无处投宿，找了好几处旅馆均已客满。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一家旅馆大厅里搭起的临时铺位，还只能住一夜。主人说明天天一亮就要拆铺，要住就得重新排队登记。
大厅里整夜嘈杂不安，来往客人很多。我们怕丢东西，把手提包枕在头下，衣服皮鞋也不敢脱。坐了一天船，我累极了，一倒下就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大亮，父亲早已起来坐在床上等我，他没有叫醒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自己在看一本随身带来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他工作忙，经常熬夜写作，早晨起床很晚。昨天旅途劳顿，晚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连大通铺也睡不上。
父亲说，不必忙了，咱们到省文联去找蔡叔叔，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要到福州来，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而昨晚不去找他，只怕太晚了给人家带来不便。
蔡叔叔很好找，一到文联就打听到了。老朋友再见分外亲热。蔡叔叔说，你们住的地方不必发愁，这里有闽江水电局驻榕办事处，有床位可以安排，价格便宜，条件也不错。咱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时，他们饮着酒，愉快地交谈着，似乎这几年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未曾发生过。岁月、磨难和分离都没有冲淡他们之间在共同事业的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十、“思想交锋”
从福州回到南平后不久，我就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思想交锋”，焦点是关于我的前途和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问题。我第二次高考落了榜，原来水电学校的合同教师又辞去了，只能托母亲在水电局办的机关业余学校找了个俄语代课教师的工作。父亲认为，总干这样临时性的工作不是办法，还应该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不考大学几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但我已经历了两届高考，深知当时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是主宰一个学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像我这样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考大学是没有任何录取希望的，我早已心灰意懒了。
父亲问我，去年考上建筑工程学院，为什么要退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告诉他，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一所刚由中专改成的学院，录取的新生不是些文科成绩极差的，就是当时印尼反华后被驱赶归国的华侨学生，有些高中都未毕业。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非常委屈，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那些成绩明显不如我的同学，仅仅因为成分好，就可以被北京的重点大学或省里的名牌院校录取。为什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分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我就借口“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退学回家了。
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他认为，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就是因为你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录取学生，“家庭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分？不是‘革命干部'吗？”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有一次班主任找我，说父亲是右派，成分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他的面说呢？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革命历史早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后的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他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以为这是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才最终相信。
不久，父亲又要返回北京，他说这次回去是办理调动手续，组织上要安排他到厦门大学或杭州大学工作，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全家就会真正团聚了。
（选自《我的父亲陈企霞》，广西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母亲丁玲
——1957年前后
作者：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常就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琳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三十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很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平时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