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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父亲谈过之后，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这时母亲倒紧张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党教育，相信组织，总想让父亲采取主动，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当时刘是作协党组负责人。母亲说有急事要找刘，请他接见。
刘白羽同志起身后问母亲什么事情，母亲把昨晚父亲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说父亲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
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同志派了辆车，接父亲和刘白羽同志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和父亲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他要你去谈谈。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父亲从周扬同志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母亲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
这之后，父亲一直在家等候。作协组织出面，为母亲请了一个月假，说父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为父亲的这次行动，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刘白羽同志的态度，母亲感到很放心。她认为父亲这样靠近组织，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她以为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作协组织要求父亲在大会上能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亨先的安排，会议先要父亲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父亲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和陈明听了父亲的发言，神情紧张，他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丁玲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愁云。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
平地一声雷，党报的文章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平地雷声起，令人胜目结舌；但对我们全家来说，却似乎是对这几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一次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大的不幸。看来一切均已最后定局，无话可说了。
随后是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无可奈何地、耐心地等待着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因为事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一再保证过“党还是要你的，欢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党内来”，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处理终于来了，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这太出人意料了，母亲有些愤愤不平，到这时她才觉得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她要为父亲鸣不平，找作协领导反映意见和要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你就是去反映也没有用。
五、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丁玲、陈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化，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划人“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括了、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受牵连的人当中，主要是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或平时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同事，他们对丁、陈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对丁、陈问题的处理当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认为上纲太高，处理过重，或干脆认为完全处理错了。事后这些人都被归人到“丁、陈集团”内，如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等同志。这其中也包括他们对作协党组和周扬本人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但是“丁、陈集团”似乎又包括不了那么多高层人物，于是又逐步分离派生出所谓的“丁玲、冯雪峰集团”，“舒群、罗烽集团”等等，简直成为莫名其妙的任意组合了。这和中央当时内部提出的“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政策是多么不协调！难怪过去父亲的老上级，国内外声望很高、影响很大的诗人艾青同志，后来曾多次对父亲半是开玩笑，半是自嘲地说：“我是‘丁、陈集团'的成员，我在你领导下。”
至于作为“独立王国”基地的《文艺报》编辑部，普通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当右派分子的厄运。其中甚至有几个在反右斗争后期刚刚分配来的编辑，在运动后期也被一网打尽。《文艺报》改组后，原来的编辑们被强行遣散，不少人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送去劳动或失业在家，处境极为悲惨。
不仅如此，连中宣部派出调查丁、陈问题工作小组的李之琏、黎辛等同志，也以包庇和充当右派保护人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或作为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见《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137页）。
我五叔陈适五和五婶林宁，一直在国外，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艺界所谓的对“丁、陈”的斗争，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而且所知甚少。1955年底，五叔奉调回国，正碰上父亲被隔离审查，出于对兄长的亲情和过去同患难的战友不幸的不平，五叔曾到隔离室去探望过父亲，并通过组织向作快党组写过信，要求党挽救父亲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在国统区被捕坐过牢、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不料，反右斗争一来，五叔竟被不明不白地开除党籍，划为右派，送往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劳动。五婶与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再三证明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才总算没有被牵连进去。
在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之后，母亲觉得这和当初周扬、刘白羽他们所说的“党还是要企霞”的精神完全背离，感到愤愤不平，去找刘白羽反映。刘竟说：你有意见，那好，把你刚才说的意见都写成书面的，我负责向上反映。他拿到这份书面意见，如获至宝，立即到母亲所在的中华全国合作总社，非要合作总社对母亲作出处理不可。合作总社在作协一再催促之下，终于作出了母亲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的结论，宣布对她“党内警告”处分。待她调往福建工作一年之后，处分又改为“开除党籍”追至她福建的所在单位。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后，我们才知道，她当时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划为中右，内控使用”达二十年之久。
我六叔陈企城一家，平时和我们只有些生活上的往来。六叔那时在《教师报》工作，六婶在北京第四医院任化验员。反右运动时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也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广西，全家被迫离京。后来，六叔的命运非常悲惨，他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广西灌阳县含冤而死。
至于父亲的同事、学生，被牵连的就更多了。我记得当时《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李兴华叔叔，是父亲的学生，原来在部队受过表扬立过功，是个英雄模范。调到《文艺学习》后，平时勤奋工作，少言寡语，很受同事们的器重。只因为在处理“丁、陈事件”时，作协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都必须明确表态，他不愿昧着良心乱说，在轮到他表态前几分钟，他以上厕所为借口避开了。结果他也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下放宁夏。在遭受迫害摧残二十年之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78年刚刚平反没多久，就患上不治之症去世，当时才刚刚五十出头……
六、告别北京
处理决定下来之后，父亲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便开始彻底清理自己的东西。家中本来也没有什么家具，过去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转移，除了被褥衣物和一些必用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解放进城以后，日用家具都是从机关里借用的，要清理也不费事，只需还给机关总务部门就行了。惟一需要处理的，就是父亲身边的一千多本书刊。父亲打算除少量必用的之外，一律卖掉。我央求他说，书别卖了，以后总有用的。父亲黯然神伤地说，不卖掉怎么办？我们在这里住不长了，以后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书怎么带得走？不带走又能放到哪里去呢？
星期天，来了两三个人，说是隆福寺旧书店的，来收购旧书。不用说，肯定是父亲叫来的。他们和父亲一起一本一本地清点父亲的藏书。
书被一车车地拉走了，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凄惨极了。没过几天，作协再一次通知我们搬家。那时节，住房搬迁的好坏，说明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书搬走后，这房子看来对我们来说也显得过于奢华了。
我们搬到崇文门外的学堂后身3号院内，这里过去是作协的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地方。分给我们的一共只有三间小房子，一间坐北朝南，东西各一小间。我们尽管东西不多，但带来的行李物品仍几乎无处堆放。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加上一个保姆，只能像住集体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了。幸好来之前书刊都已处理完毕，否则还真的只好让它们躺到露天的院子里了。
我们搬到学堂后身后，也只住了一两个月。天气刚刚转暖，4月份，父亲接到通知，要到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很快就要出发。
父亲临走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答应我们。他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母亲和我们都无法知道，他这一去何时回来，劳动将要持续多久，以后又会怎么样。生活、命运、前途，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无法解开的未知数。我们要去送他，他不让，说作协一切均已安排好，不用家人操心。出发的时间到了，有人来叫他上车，他带上随身的物品，只说了声：“延安，要照顾好你妈妈和弟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分别，使我们心头十分沉重，却不料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也接到通知，要下放到福建去工作。父亲受处理后，每个月只有二十六元的生活费，他自己都不够开销。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五个正在长身体，又要读书的兄弟姐妹，怎么够呢？她只好去找作协的秘书长张僖同志，他终于答应再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每月十元的生活费。
1958年8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踏上了通往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的征途。
七、离别后的日子
离开北京后，母亲带着我们先在她的家乡上海停留二十多天，会会亲友，也对未来的生活略微作些安排。
上海曾是父亲开始走上文坛和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和母亲相识之处。他们两家的根基还大都在上海，我们的祖母、伯父、姑姑和外婆、舅舅们的家都在那里，加上晚辈，足有几十人之多。祖父我一直没有见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我出生在延安，远在上海的祖父还特意为我取了个名字叫“恭怀”。“恭”是排行，“怀”是因为抗战以来儿女及第三代都在异乡，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惟有“怀念”而已。多少年来他一直惦念我们全家，我们也想尽尽晚辈之孝。但就在我们准备南下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上海来电说他不幸去世。他至死也不知道他那个从小经历苦难，后来投身革命的儿子，会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也深为未能见到祖父感到终生遗憾。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决定先把我六岁的小弟弟陈北京、三岁的小妹妹陈幼京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然后又继续南下到了福州。
福州当时接待了很多中央下放来的干部，对我们招待照顾得很好。几天后，母亲被分配到闽北山区的古田县，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大水库和电站。火车沿着闽江溯流而上，两边青山绿水，景色宜人。
我们在莪洋下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山区。一路上，行程十分艰苦，汽车里又闷又挤又热，汽油对臭被热气一蒸，呛得叫人难以忍受。车行了大半天，天将黑时总算到了工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稍事整理和休息。第三天9月8日，母亲一早陪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古田一中办理转学手续。随后我就住在学校里，安下心来读书了。
母亲在工地的幼儿园工作，弟妹们则进了供电局办的职工子弟小学。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们更加思念过去的一切，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在农场里劳动的父亲，他究竟怎么样了？生活、劳动能习惯吗？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适应得了吗？
我答应过父亲，以后经常给他写信，并按他的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要我不但写信，而且隔段时间还要把日记寄给他看看，以便让他了解我们在福建的生活。
父亲经常给我们来信，每次都单独给我写一封。他总是要求我体贴母亲，帮她照顾好弟妹；要求我也要把学习搞好，只要学习好，将来总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他还不断地鼓励我应该要求进步，相信学校，相信组织。每封信中他都对自己的前途，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看不出有任何悲观情绪。
父亲在来信中从不谈他自己在农场的生活，以后几十年也很少谈起。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日子不会好过，但不好过到什么程度，就说不上了。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当时和他一起在柏各庄农场劳动过的杨犁同志，谈到他们当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1958年春天，父亲被送往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参加劳动，受“丁、陈事件”牵连的原《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杨犁、唐因、侯民泽等人也一起到了这里。他们被安排在几间大房间里，十几张床铺排在一起。开始时隔几张床就要安排一个农场工人，大约是为了安全或监视方便吧。时间一长，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些右派还老实，没有多大造反能量，这些农场工人就都搬走了。从此大房间里住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