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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三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①
①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求供应油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1956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去开会，硬向本镇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他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下水。
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他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吃了这个新恶霸的32只“九斤黄”①。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的吃喝！”
①老母鸡中最高级的一种，黄色的羽毛，每只重达九斤上下。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人们又写信到阜宁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四
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
“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但是，请他们一个一个地说下去，他们却都能娓娓道来——
一个区委委员，兼做一个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勾勾搭搭，就把这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硬塞进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记工员，听其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复员军人一致表示反对。这个区委委员兼乡党支书就当众批评这些不服从他决定的人“是无组织无纪律”，并扬言要开除这些同志的党籍。
在又一个乡，乡里的干部们在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丁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之后，忽然像变戏法似地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大前门”香烟不离手，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这时，每当他们大摇大摆地再从人前过，乡亲们都免不了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戳戳地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人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花销从何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我原来只准备在家呆两三天，结果不得不一拖再拖，连邻县百里以外的一些老乡，都赶来控诉他们当地干部的罪行，使我应接不暇，想抽空去拜望一下因躲避日寇一直居乡未归的少小时的恩师姚荫卿老夫子都不可能。
这种情况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酷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在愤激之余，也会豁出去拉着欺人太甚的“大人先生”们到衙门里走走的。到了我们这个新社会，人们也是想这么做做的，但作恶者都被包庇者们庇护住了，人们怎能不失望？
有人说：“臭猪头碰到了馋菩萨，正配对！”
又有人说：“小虾炒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啦！”
于是，人们只得怨声载道了：
——“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
——“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
——“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
——“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
——“这些王八蛋哪像个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
一些人悲观失望到极点，成了暗无天日一隅的牺牲者，自戕而亡了！
可是，在我向吕区长和区委书记谈到这一严重情况时，他们的神色并非麻木不仁，而是满不在乎。吕区长说，某人自杀，是因为他和他自家的老婆吵了嘴；某人自杀，是因为老鼠咬坏了他来之不易的新棉袍，这些都与当干部的无关。
当然，在我和他们谈话之后，说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那也不是完全切合实际的。他们曾在一次区委会上作出过决议，保证全区不再发生自杀事件。
可是，就在作出这一决议的当天夜里，在一个乡干部被称做“北海龙”的那个乡里，又一个农民自杀了！
这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使得这些乌烟瘴气不但不能及时清除，还助长其无止境地蔓延扩展。
我给阜宁县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派人调查。回信说第二天就来人，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并没有人来。一天上午，我只好自己跑到县城去，见到了县委书记邢宝成同志，才把县委工作组请了下来。工作组多次召集全镇的党团员开会，调查了十多天，把沟墩镇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的罪行查了个一清二楚，乡支部和区委会不得不决定开除其党籍。
可是，只因那个新恶霸对工作组调查结论中的个别事实矢口抵赖，县委会对他的党纪处分就拖延不决。这立刻使得沟墩的党团员们陷入混乱之中，担心又一次不了了之，到头来又将受到区长和新恶霸的无情报复。他们中还有人跑到我面前痛哭流涕，准备全家远走高飞，以备后患……
我再也不能在家里继续呆下去了。8月16日一早，我带着镇上的三位党团员代表赶到了盐城，向盐城地委负责人作了汇报，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盐城。
五
离开盐城的前一天下午，斜阳西照。在盐城地委工作的两位老同志冒着令人窒息的酷热，陪同我到盐城北门外旧地重游。
1947年8月，我在那儿参加过一场极为悲壮的战斗。
那时我刚离开苏北文工团创作组，到新组建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支社记者只有三个人：胡捷。陈清伦和我。没隔几天，我们都随军参加了攻打盐城的战役，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在扫清了外围的敌人之后，于8月11日夜晚，我们的部队向盐城守敌发起了总攻击。我跟随一支突击部队攻打敌人拱卫北门的主阵地。
这是一个紧贴北门外边的百米见方的土圩子。它背抵城墙，三面绕以深壕和铁丝网，矮小的地堡分布四方。守敌用重机关枪和冲锋枪喷洒出的一串串子弹，交织成似乎可以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城墙上的敌人又与其紧密配合，打出一排排迫击炮弹。我们第一梯队的战士们还没冲到壕沟边，差不多就倒下了一多半。
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大吼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端着驳壳枪，消失在前面弹火纷飞的茫茫夜色中去了。我也跟着他们向前跃进。当我跃出乱坟岗，滚过公路，越过了壕沟铁丝网时，只见土圩内人影幢幢，喊杀声一片。原来我们第三梯队的战士们，在圩内与敌人拼开了刺刀。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白毛巾为标志，我看到敌我双方不断地互有伤亡。当看到圩内最近处的我方一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倒时，我迅疾跃进圩内，从这个敌人身上拔出了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参加了这场舍生忘死的拼搏……
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次日清晨，我才跟随另一支突击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终于冲进了北门。中午，这支部队与西门、南门攻进城的部队一道，攻占了敌人师部所在地的盐城中学，全歼守敌一个师，活捉敌师长李铁民。
战役胜利结束了，但我没能再见到我所面熟的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他们纷纷倒在城外的高粱地里、乱坟岗里、敌人的圩壕里和巷战的街道上了。我们的记者胡捷同志，也在攻打西门时，与战士们一道爬梯登城饮弹而倒。另一位记者陈清伦也是满身泥巴，显得更清瘦了，他在跟随部队攻打东南城角的敌人时，也险遭不幸……
时过九载，我又来到了这个北门。当年高大的城门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们进进出出的大豁口儿；当年倒下过我们数百名同志的壕沟、土圩子早被平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红瓦房。
面北眺望，当年我们赖以向敌人发起波浪式冲击的一大片乱坟岗也不见了，成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玉米高粱地。
当年战斗一结束，和陈清伦加紧撰写胜利消息和战地特写时，我就产生过沉痛而强烈的冲动：我们铺就胜利的道路并非是烂漫的鲜花，而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我们前线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向人民报道这条胜利的大道，在不断地向理想的远方节节延伸。
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的理想呢？不论是先烈们的遗愿，还是一直永葆革命青春的同志们的意念，还能不能继续节节胜利地实现呢？
种种危险的迹象，使我产生了强烈而不祥的预感：我们的事业即便不会发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
一想到这，我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面对那似乎已旧貌换新颜的一片片故地及深埋其下的忠骨……
5 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