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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实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2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量齐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九比一”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
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人也有好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
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弹”似地爆发了！
6 所谓“万言书”
一
1956年10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
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着。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10月23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
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
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
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
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
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
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
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
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
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
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
展中。
……①
①信中所述及的上述各章中已被提到的实例或评论，此处均以省略号代替，下同。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12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
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
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
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
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
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
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
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
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
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
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
（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
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
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
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
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
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
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
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
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
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
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
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
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
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
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
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
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
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
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
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
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
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
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
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多人
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
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
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
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
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
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
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
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
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
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警惕。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
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
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
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
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
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
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
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
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
明的神。巴！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
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
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
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人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
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
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
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
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的、品质优秀、成绩显
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
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
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
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
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
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
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
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
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
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
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
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
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
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
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
人民和文化。
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
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
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
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
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在我国广大人
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
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