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乌纱帽”——成了班内的三个小组长之一，“领导”三个组员。
其中一个组员，名叫陈国华，苏北泰兴人，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当过副连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他都曾勇敢作战，身上留下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片的好几处伤疤。1958年春天，他与二十四军（前身是新四军第六师）的一批军官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修建云山水库，因为吃不饱，伤口痛，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充实”到了我们这支队伍中来。
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由于更加劳累与饥饿，他越发力疲神衰，伤口常常发炎，年纪不满四十，须发皆已斑白。饿得实在难以忍受时，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人拉着我，在出工收工的路上边走边拔几棵野草野菜，把上面沾着的灰土和猪粪牛渣吹吹拍拍，就连叶带根地往嘴里塞。一天我们冒着雨，在云山场部的后山梁上干活，送饭的马车在半路上崴泥崴翻了车，一大桶土豆稀饭都与泥水牛粪马尿和了汤。他带着我卷起衣袖，不顾一切地与大家一道，在那浑泥汤里摸鱼一般地摸土豆吃……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到云山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往一座小木桥上抬土铺桥面，我与陈国华合抬一个筐。刚抬了十几筐土，他突然不支而倒，满身冒虚汗，我立即让他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不一会，副班长王开泽气势汹汹地过来了。此人是四川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会干事，并非“右派”的一个什么“分子”，黑黑的脸，大大的眼，年轻力壮，但为人冷酷。他一走到陈国华跟前，上去就踢了一脚：
“起来！干活去！摔了一跤，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我正与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走了过来。陈国华看了看我，似乎对是否服从这个“分子”的命令迟疑不定，意思是问我怎么办。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如果还觉得不舒服，就再歇一会儿。”
王开泽随即转过身来向我发开了脾气：“你为什么助长别人偷懒？！”
我也火了！我大声回答说：“他这根本不是偷懒！你打过仗吗？你知道身上有了伤疤是什么滋味吗？你如果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就会告诉你，他这是苦累太甚，极端饥饿，旧伤疼痛，体力不济！”
“你拉拢什么人？散布什么温情？谁的肚子不饿？饿也得干，起来！”王开泽又踢了陈国华一脚。
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我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同样也强烈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伏契克说：“生活里是没有旁观者的。”我恨不能立刻猛扑过去，像当年在苏北盐城北门参加白刃战那样，和这个极凶残的什么“分子”格斗一番。陈国华在一旁瞧到我的面色骤发狂怒，怕为了他闹出了什么大漏子，连忙咬着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嘟嘟哝哝地说：“好老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管，我去，我去……”边说，边两腿打着晃，朝挖土的地方走去。
六
当天晚上，新来的指导员刘恩集合全排训话。他二十六七岁，中等而结实的身材。一看他那四四方方气色红润的大扁脸，就知道他的吃食很不错。表面上看，他似乎颇有理智，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貌似理智而实无天良的人。他不但有着朱麻子的阴险残忍，而且还要外加狡诈与恶毒。
他一来我们这个排，就说我瞧不起他。他竟说：“你们这些人，过去在北京住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趴的是写字台，躺的是大沙发，坐的是小汽车，现在让你们吃吃苦，受受罪，不为过……”边说边显出很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这一次，他训话说：
“有的人劳动很好，实际上是筑掩护墙，背后尽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今天在工地上，他又一次公开煽动大家对农场领导不满，说大家吃不饱，肚子空，企图拉拢一些人跟他一道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他公正，讲良心，是个大好人。这可是上了他的当了！真正关心大家的是农场领导，是党，而不是他！其实，我们难道是真的吃不饱吗？”
说到这儿，刘恩加大了嗓门问：
“大家说，我们吃得饱不饱啊？”
“吃得饱（呕欠）……”“饱（呕欠）……”下面有些人冷冷落落、有气无力地应和着。
“这才是大实话嘛！”刘恩接茬说，“所以，大家对这种人应该提高警惕，与他划清界限，彻底地孤立他并监督他，千万别跟着他去！跟着他去就是死路一条！
“同时我还要警告这种人，不要以为农场党组织不了解他的情况，不注意他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农场派出所早把他的材料整理好了！只要我刘恩说一个字——‘抓'，他马上就会去和劳改犯们实行‘三同'，就是与真正的劳改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了这番杀气腾腾的话，许多人真的想靠近我也不敢靠近了。有些人背地里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会议上却只能跟着班排长们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排长盛桂林、副班长王开泽等人，更投刘恩之所好，越来越“勤快”地向他打我的“小报告”……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是面对刘恩、朱麻子、盛桂林、王开泽之类的人，又怎能“从之”、“改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你干了多少好事，只要你出于做人的良心，多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就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永远扮演一名悲剧角色！
19 绝望
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让我们径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角的约有30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径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比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
“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全身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天凌晨，离开二队山坡下的那些废窝棚时，又有人发现他不见了。据说原在中央某个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工作的排长盛桂林，和据说原是《中国青年报》行政工作人员的他们班的副班长孙某，奉命到山坡上的林子里去寻找。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
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手们在那山坡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上需要垫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可是我们不少人都预感，他快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去！
傍晚，我们冒着风雨向小云山转移时，路过云山场部。基建队“右派”中一位面熟的人到小卖部去买蜡烛，在路上见到了我们。他望望满天的黑云，悄悄对我说：“老戴，看来这场雨短不了，你们在路上可得小心啊！在你们这个排，没有几个人还能干活了，尤其是你、赵琪、石铁生①三个人的脸色最难看，身体最瘦弱，可不能倒下去啊！在这个鬼地方，想关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整倒了，有实权的人又往往没有人性！望自重！”
①原《世界知识》编辑，北大毕业生。
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让他到小云山去。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就是刚到“五间房”“文明流放”初期，还在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法的那位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干部——连忙阻止我。“难……难道你……你头上的‘真……拉拢'、‘假……假同情'的帽……帽子还……还少吗？”他一急，说话就更加口吃。“这……这种事，不能再……再由你出面，我我……我去想想……办法。”他转身叮嘱了赵淇班里的熟人，请他们一路上多多照看老赵。
但这有何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
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去抢救。但队部里的刘恩等人听之任之，也不派医生去。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二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关于佟霭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说那是一个“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是坏老婆。她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使堂堂正正老实巴交的佟霭成窘困难堪。佟霭成忍气吞声地忍让了她多少年，到头来这悍妇还要和他离婚，把孩子都扔给他，他很难想得开，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的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佟霭成的妻子既然是悍妇，是坏老婆，这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霭成的一大解脱。因此，佟霭成的死，主要是这女人与他离婚后，给他甩下几个孩子饥寒啼哭没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岁月又如此残酷遥遥无期，所以他才采取这种办法，了却其极端的苦痛。
“这说得通。”多数人同意这后一种分析。
对于赵琪的死，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一致，那就是：农场领导要负无可推脱的责任。
然而，农场掌权的人一切依旧，无动于衷。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于赵淇的死，他虽然也“惋惜”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竟荒谬地指责我们“缺乏相互间的体贴照顾，发现严重情况后又抢救不力”，反而要我们“讨论讨论赵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训”。这真是荒唐绝顶！
在讨论中，有人隐隐约约地责怪班排长和农场领导，也有人怪赵琪本人没有自知之明——他应该赖在云山场部不要冒这个险。同时也有个别“丽唱仍添锦上花”的人，居然趁机为农场领导大唱赞歌，说什么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人如何地“关怀备至”。
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话：“蛮不讲理的是冥顽，有理说不出的是傻瓜，有话不敢说的是奴隶。”《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奴隶？！
我提出：赵琪死的根本原因，是农场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一贯采取歧视冷漠的态度。对赵淇的死，应该接受教训的是农场领导而不是我们。农场领导应该“一叶知秋”，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避免死亡现象的蔓延与扩大。有关人员应该检讨并请求上级处分，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接受什么教训……
讨论还没完全结束，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就到指导员刘恩那儿汇报去了。
第二天晚饭后，关于赵琪的死，刘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说了一句“领导也有一定责任”；但他拒不承认农场长时期来违背了党的政策。随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声说：
“有人又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个农场不满，这是妄想！党是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政策的！即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也只能向上级党组织做检讨，而不能在你们面前做检讨！”
三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我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据说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我们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功。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倔头犟”：领导上讲仁义，吃得饱，干活就肯卖力气；反之，就像赌了气的千里马，动不动也得尥尥蹶子。
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会主义”。
这次批斗前，又一次剥夺了他俩的吃饭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说：“越是不把大家当人待，大家越不会好好干活。就是一头牲口，吃饱了才肯拉车犁地呢，何况是人！”
这可把站在一旁的刘恩气得咬牙喘大气。我们的班长赵超群——就是我在山上被爬犁夹伤后，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