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痉庖丫玫氖榭徽厶诔隼矗亚蟮牧晕锉环醇烊ァ＞菸宜堑玫模夷鞘北慌械摹胺炊鄣恪敝唬恰拔幕帕粑铩彼怠Ｆ涫担蠹抑溃鞘怯⒐幕死嘌д逧？B？泰勒的著名观点，又为后来的人类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挥的。不错，在我最初从事民间文学探究的时候曾经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一些论文中。但我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已经摒弃了它。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的论著就会明白。经过新旧两重天的社会，到了50年代后期还要揪住它，不过是在打“死老虎”罢了。
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著（《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发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然他侥幸未被错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秀同学，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即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
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温呢！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还不过是揭发、宣告罪状，让群众看清你的真面目，认识你今后的身份；接着来的是管制改造。劳动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还有写日记、交心等。我一直劳动了好几年。像我这样一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把书案改作劳动场地；把习惯的读书、做文章改作体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确实很不习惯，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确有些体会，那就是切身领悟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他们的社会贡献。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被强制劳动的日子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不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发，身体也因之强健了。所以我想，劳动如果作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适度地去推行，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于用做强制的、惩罚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间，除了劳动，还要汇报思想，写改造心得等。另一种工作是为其他单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写历史材料。在那几年中，我不知道为相识的人写过多少份这类文字，只记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时期里，原来的同事、学生，都不敢上门，就是路上碰头，他们也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个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学生，北京人，每年春节，他都要来问老师身体可好。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还有雪莲吗？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被错划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黄药眠、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等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学生中间被错划的，据说达四十余人，多数是比较有头脑的，而且由于他们是无名小卒，所受的处置和因之带来的后果，就比教授们更加严重。他们正当有为之年，却遭到这种不幸，从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损失是不易补偿的。且看我个人的情况，从1957年夏到1978年领导正式宣布平反，一共二十多年。这正是智力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能够为祖国多尽些力量的时期，却因为被“错划”的关系，投闲置散的日子居多。这种损失，又岂仅限于我本身而已？
二十余年，这绵长的岁月，我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委实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但我们是辩证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两方面的。上面提到的体力劳动给予我的好处，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的收获也不算少（当然这种收获里，有的是出自客观之赐，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夹缝中奋斗的结果）。我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对那些不幸的灾难的结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样。
首先，由于经历种种挫折、打击以及诋毁、排挤等，我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显然更深刻了。这个时期，半由于被迫、半出于自愿，我反复诵读了马、思大师的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的论著，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生经验，这种诵读就能得到比过去更深入的体会。我曾经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整体地、全面地学；就是从马克思的为人、理想、治学方法与态度到他的精彩论著，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学习。胶柱鼓瑟、寻章摘句的学习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海洋，我所学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鳞只爪。
这个时期，在学艺上，我虽没有重大收获，但也不是一张白纸。在戴着不光彩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时期，我除了奉命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注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还进行了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开荒工作，先后写了几篇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但保存着比较丰富的人民口头创作（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而且还记载着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观点、言论，乃至于出现过长编成册的典籍（例如《江汉丛谈》）。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狭小地带内挥了几锄，但这正是一种奠基性质的工作。
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的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与此同时，那久冷的诗炉，又腾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后写作了两三百首诗词。其中的《花甲杂诗》和《晋南草》两组篇幅较长的诗词作品，既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和情怀的抒发，也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的部分写真。它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的。
（选自《人世文丛》，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往事三章
作者：黄继先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对于四十岁左右的人来说，恐怕大多不知道在中国农村，还有过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吧？那时候，在我家乡的墙壁上或石崖上，到处都用石灰水写着“敞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大幅标语，就像现在城市马路边林立的广告牌一样，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我当时是一个已有一年多“派龄”的右派分子，最初在一个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后来因“不服从改造”，被调到区所在地的跳石乡小学教历史。一学期后，又受到降薪下放的处分，下放地点就在学校附近几公里的碾坪村。这就使我有机会享受到学校老师们无法享受的吃饭不要钱的优待。
我下去时，吃饭不要钱的规矩大约已在农村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农村粮食开始紧张了，每人每天大约只配了半斤原粮（黄谷），其余是粗粮，以红苕为主。蔬菜也很简单，几乎顿顿都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大市菜，淡季时节，就只有吃“老梭边”之类的咸菜了。肉和油极少，每人每月只有十六两秤的一二两。
我被下放到一户姓刘的富裕农民家里，户主约五十多岁，大家都叫她刘大娘，是一位精明能干而又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家的院子里有一间公用堂屋，就是生产队的集体饭堂，吃饭钟声一响，生产队的老小社员全集中在堂屋的桌旁，享受免费进餐的“共产”待遇。
当时的农村不但提倡“鼓足干劲搞生产”的经济建设，也提倡写诗、作画这样的文化建设。生产队长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有临摹的“天才”，就命令我在刷得雪白的墙壁上天天作画。我根据教书时订的几本儿童刊物，如《红领巾》《儿童时代》等刊出的连环画、民间故事插图，将它们一一用铅笔临摹在墙壁上，然后涂上五颜六色的颜料，看起来花花绿绿的，眼花缭乱，也可蒙混过关，博得很少看过彩图的乡亲们的一笑。天天作画，直到把生产队的所有石灰墙画满为止，这就是我劳动改造的内容。
有一天凌晨四点，我睡得正香，忽然听见冬冬的敲门声。当时我是属于“心中有冷病，就怕来敲门”的那一类人物。半夜敲门，吓得我战战兢兢，赶忙披衣起床。开门一看，是房东刘大娘。她什么话也不说，只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她的后面，一会儿来到公共食堂，见食堂一角点着一盏小煤油灯，不像开斗争会的样子。再仔细看，见每张餐桌上升起团团雾气，小油灯被雾气包裹着，发出朦朦胧胧的光，像梦境一般。在昏暗的光影下，每一张桌子周围都坐着人，大家稀里呼噜埋头吃着什么。刘大娘指了指一个空位对我说：
“坐下吃早饭！各人吃各人的，不要乱说，也不要乱问。吃完饭歇会儿，天一亮就上坡干活——你还是画你的画。今天的事，以后也不准对任何人说！”
说完，她走到自己家人的那一桌，也埋头吃了起来。几十人的饭堂除了一片稀里呼噜的吃喝声以外，就听不见其他声音了。这使我觉得仍然像是梦境一般。
我坐下抬眼一看，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斗碗白米干饭，一碗青菜和一小碗浑浑浊浊的散发出香味的肉汤。好久没尝过肉和白米干饭的滋味了，扑鼻的香味一下子钻进鼻孔，送入大脑的中枢神经，唾液立即在口中饱和，我也开始大口大口地加入这“稀里呼噜合唱队”……
事后我才知道，头天晚上生产队猪场病死了一头猪，约有一百多斤。埋了可惜，几个头头商量后，决定高温消毒——炖汤后分给社员吃，让社员们打一次牙祭。但当地的习惯，打牙祭必须与干白饭配合。于是头头们又作出第二项决议，把秋收后未上账的黄谷拿出一部分连夜加工成大米，按每人一斤米的定量做成干饭，让人们吃个舒服。本来，有人主张不通知我，一来我是外来人，二来我是右派，怕我走漏了风声大家下不了台。后来，刘大娘据理力争，说我虽是外来人，但也是一个“落难的书生”，而巨给生产队画了那么多好看的图画，更何况，这本来就是瞒产私分行为，要说谁不该吃，那就大家都不该吃。接着，生产队支书又提出，上面有政策，对老黄这种人要思想上从严，生活上一视同仁。这才全票通过让我入席就餐。
我听后十分感动，但想到我是有工资的人，不应该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便向生产队提出交伙食费的问题。当时部分干部认为，交不交费都没关系，因为我在生产队干活也没收工钱，而且顿顿吃红苕稀饭，收了钱对不起人。但学校有人认为，不交钱不合理，难道右派分子比人民教师更优待吗？几经讨论，最后反映到公社才决定我每月交伙食费四元（在学校是交六元），作为生产队伙食团买盐巴之用。以后，每次生产队私分都“正大光明”地给我留下一份，使我对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在写改造总结时，不能照抄上述例子。
收粪大军与抒情西施
60年代，我在一家农场种蔬菜。
种菜需要肥料，但当时的化肥极少，农场种菜主要靠两只五六十吨的肥料船去市里运人粪尿解决。当时重庆市有个肥料公司，有好几百工人和数十辆粪车。每天清晨和黄昏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将各街道公共厕所的粪便一担一担挑到粪车里，再将粪车拉到河边粪池，然后用长方形的木槽一个接一个地接连倒在河边的肥料船上。需要肥料的很多，除了国营农场以外，还有沿江两岸的蔬菜基地。大概是当时吃得少也拉得少的原因吧，肥料也和粮食一样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我们的肥料船要在城里等上十天半月才能运到一船大粪，再加上等拖船或其他原因，有时一个月才能运回一船，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面貌，农场决定自己组织一支运肥大军去城里“打游击”，与肥料公司的“正规军”抗衡。
农场在解放西路103号重庆日报社的斜对面租了一幢房子，从四类分子中挑选了三十四个思想问题不大、身体健康的中青年摘帽右派，派往那里作专业队员，像肥料公司工人那样去大街小巷收集老太太、大嫂子提出来倒的尿罐子。开初，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上班时间比肥料公司长，但效率却低得多。后来，场领导开了动员会，强调运肥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坏的标准，不完成好不行。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大家把全身心都投人这一倒罐子的政治任务中，场领导经郑重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每担一担大粪上船，可得到二两粮票和七分钱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大胆的创举。这样一来，果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个月下来，产量比上月翻了一番，一般人都可得到四五十斤粮票（高出农场工人定量一倍左右）和十多元钱的奖励，多的可得到七八十斤粮票和二十多元钱。
我是在专业队成立两三个月后从生活船上调过去的。尽管去前已下定决心抛弃臭知识分子的“面子”，但第一次挑着粪桶走在大街上时，还是喊不出“倒罐子”三个字。但不喊又不行，总不能担着粪桶在街上散步呀。后来只好把心一横，把草帽压下来遮住半边脸，憋足气，总算喊出了第一声。只可惜声音太小，像蚊子哼哼一般，除了自己，没有谁听得见。转了好几条大街，桶内只倒了两三罐的粪尿，加上涮罐子的水，总共才小半桶，担起走路时粪水在桶内了东作响，荡来荡去，一不小心粪水就溅到身上、脸上。溅在自己脸上擦了就是，溅在行人身上可要挨一顿臭骂。这样一天下来，别人“朝三暮四”担了七担，我早出晚归却只担了四挑，而且最后那一挑只有大半桶就再也没人倒了。我只好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警察叫我“快滚下河边去”为止。俗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这样生活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的臭知识分子面子才算彻底放了下来，总算适应了挑粪生活。
担粪生活虽苦虽累，失去了许多“面子”，可到吃午饭的时候，却是我们最“体面”最得意的时候。楼下临街的一间屋是我们的饭厅。说是饭厅，只不过厨房外有个打饭的窗口而已，饭厅里没有一张饭桌，凳子也只有几个，先来的可以坐着吃，后来的就只好站着吃或蹲着吃了。但是，这决不影响我们“体面”和得意的发挥。当老右们端着一大碗新鲜蔬菜和一个半尺长的馒头在门口的长凳上边吃边侃时，羡煞了过往行人和附近居民。他们一天的口粮加起来也没有我们手中的那个馒头长，何况我们还有一大钵钱也买不到的新鲜蔬菜。于是，一些爱摆龙门阵的大嫂子和小孩子就趁此机会围了过来，有的问长问短，有的巴结讨好，有的赞美“农场的蔬菜好”，有的说“下放干部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人”……当市话剧团上演《雷雨》或《茶花女》之类的剧目时，我们还可以“牺牲”二两粮票和七分钱，提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后，坐在堂堂皇皇的大剧院中。那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点“优越感”，以此来维持心理平衡。
挑粪大军中有个十分特殊而又有趣的人物，值得单独一叙。这人姓王，身高一米七八，身体健康，长相特帅，但文化不高，来农场前是县里某小学的校工。此人爱读书也爱写作，加以处在学校这个文化教育的良好环境里，进步很快，曾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鼓手》的儿童小说，因而后来又幸运地成了语文代课教师。此人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骄傲而好出风头，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右中自然成了对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农场成立肥料运输队时，年轻力壮的老王首批申请入伍。肥料队发给每人一挑粪桶和一把粪勺子。为了不至于弄混，农场给每人编了号。但老王却对此不满足，特弄来一些油漆，在自己的粪桶和粪勺上写了“抒情”两个红色的大字，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
没想到，这写有“抒情”两字的掏粪工具，后来还给老王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首先，它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广告业一样，起了社会宣传作用。老王很快在南纪门、储奇门一带出了名，不少老奶奶和大姑娘都同情这个能说会道，又能写小说的“下放作家”，每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