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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倒罐子有个习惯，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后，过早了看不见，过迟了天已大亮，尿罐里总有一些不雅的东西不愿让人看见。所以，倒罐子的黄金时间大多集中在一小时之内。这就和收罐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一般来说，要从大街小巷中收满一担粪挑到河边的肥料船上，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在收粪的黄金时间内只能挑两担粪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粪人，宁肯多走路把罐子倒进附近的公厕或下水道，这样，我们就无法完成任务，无法拿着长馒头到大街上去啃，无法实现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发挥了“抒情”广告效应，而且率先发明了一个人同时挑两担粪的优选法。具体做法是：出工时一根扁担挂上四个粪桶，前后各两个，然后将其中两个放到巷子里居民集中点，大叫几声“倒罐子”后，挑着另一担空桶迅速离开，到一些零星住户处挨家挨户地收集，待收满八分后再往原来搁桶的地方走，此时原来的空桶已经倒满，他再将这一担挂在扁担上，同时挑着两担粪高声喊着：“看道看道，大粪来了！”飞奔着冲向河边。这样，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担粪的黄金时间，比别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个月下来，他收入的钱、粮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们的担粪标兵。附近的群众都知道“103”（肥料队的门牌号数，后来成了我们的代号）有个肯出力又会抒情的下放作家，每月可挣到奖励粮一百多斤！
当时，有不少老太太给他介绍对象。几个月后，他选中一位城市户口的漂亮姑娘做恋人，常常在工作之后穿上蓝卡其制服，和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电影，给老右们增添了不少光彩。我们背地里就称这位姑娘为“抒情西施”。
八个月饼
那是1961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家里回农场途中，在县城的一家糖果店门前，看见许多人排着长队在买什么。我赶忙跑到前面去，看见店门口贴着一张“启事”：
“凭9月份糕点票每人供应新产品干蔗渣月饼二个……”
“怎么样？”我问一个买好月饼挤出队列的年轻人。
“不错。个又大……又好吃……”年轻人边吃边说。
不等他的话说完，我赶紧跑到队伍的后边，边清钱票边等轮子，并把清好的钱票紧紧地握在手中。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终于轮到我了。当我将钱票递上柜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售货员收了我八个月饼的钱，并将一大包月饼递到我的手中。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感到万分惊喜，我受宠若惊地呆在那里，像电视里的“定格”一样。
在当时，每人每月只配有二两糕点票，我一个单身汉，哪能领四个人的定量呢？记得头一年，我三弟回了一趟壁山乡下的老家，回来时说他把旧房子给卖了。我气愤地问他：“钱呢？你卖了多少钱？”他不慌不忙从提包里拿出一盒月饼说：“在城里看见有高价月饼卖，我就将房钱买了这盒月饼。”
看，一套房子换一盒月饼，这就是当时月饼的价值！
这意外的收获除了带给我惊喜外，还带给我莫名的惊骇，我像一个贪污受贿犯一样感到进退两难。当时我是一个正在农场脱胎换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我怀疑这售货员是观世音菩萨，是上帝派她下凡来测试我的改造成果的，只要我提着月饼前进一步，她就会说我“冒领财物”而告到上帝那里……
就这样我一直“定格”了好几分钟，欲舍不肯，欲罢不能，直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地将我推出队列，有人骂我“想买二回呀”，我才悻悻地逃出了人群。
在路上，我心里一直怦怦地跳，生怕后边有人追来。走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才平静下来，打开纸包品尝那新产品的滋味。据说，这月饼的皮是真面粉做的，馅是榨取糖汁后的甘蔗渣经发酵处理而成。但我一连吃了两个，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难以下咽的“渣”味，反倒觉得它很甜，很好吃，比起我记忆中的什么火腿、金钩之类正宗月饼来并不逊色。我计划先吃四个，回农场后不再吃晚饭，留下四个，待以后劳动强度大时作加餐之用。我边走边吃，越吃越想吃，吃完四个后觉得还没有“过瘾”。不知是我当时食欲太盛，或者是这新产品的配方特佳，总之，我调动身体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忍也忍不住，直到把八个月饼吃光为止。这一餐，我吃得十分舒适，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八个甘蔗渣月饼的滋味。
命运偶记四题
作者：谢日新
右派的“诞生”，在以往描写反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是坏人整好人，如舒芜在《历史需要我们作证》一文中归纳的，“左”氏之徒或品质恶劣的单位领导整正直之士；一是好人整好人，也如舒芜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举的王任叔（巴人）的事例。这后一种似乎更普遍，更典型一些。写好这类题材，对揭露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这样的悲剧，将会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情况，似乎还不能包括中国所有的右派；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右派，就既不属于坏人整好人这类，也不属于好人整好人那类。究竟属于哪一类，还请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像有的领导人那样，板起面孔说“当初划你右派是正确的，现在给你改正也是正确的”那样简单化。
党员带头带来的右派
李君某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某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了志愿军，因带病上前线慰劳战士，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在文化局工作积极，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帮助党整风时，他没提什么意见，相反，出于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更别说他会有什么“猖狂进攻”了。再说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谁都差不多，都够不上右派的标准。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没办法，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一听，低头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中央说过，这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后来右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有升格为敌我矛盾之势，他才慌起来，但生米已成熟饭，后悔也没用。他的本家叔叔也很内疚，所以以后形势一好转时，就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有一顶帽子他永生永世也摘不掉，这就是“脱帽右派”。
抓阄抓来的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群众，也不得罪领导，按理说，这种人是很难成为右派的。反右开始后，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这也难怪，一个电影公司只有九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贝的，谁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呢？正为难，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裁了九张小纸条，一张写个“是”字，其余八张是白纸，然后将纸条捏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之时，黄君战战兢兢，总怕抓到那个“是”字，不敢先抓。后来，当他看到前面几个都抓了白纸，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抓到后，他双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团，一看，中间赫然一个“是”字。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上厕所带来的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此人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所以刚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都瞧不起他。班长喊“起立”后，许多人半站半坐的，屁股不愿离座。他好像没看见似的，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反手往黑板上一画，一个地球就出现了，别人用圆规也画不了那么圆。学生这才大为叹服，觉得人不可貌相。反右开始时，他所在的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帮助党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很不好，校长就内定这语文教师是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没办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由于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坏习惯，不敢当面得罪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膀胱胀得难受，便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头上，因此就放心大胆地上厕所方便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师也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已经当成了右派。事后，他逢人就说，他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领导干部当右派
一般说来，能“有幸”评上右派的，多半是被领导者，但有一般就有特殊，也有领导干部，甚至是一把手被评为右派的。M县卫生局原局长黄某某就是一个。
黄某某是中医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他家每一代都出一个名中医。在M县的小县城里，提起中医黄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黄某某幼承家训，笃志好学，年轻时又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念了几年书，喝过不少洋墨水。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能兼收并蓄，以中医的经验参证西医的理论，医术竟有超过乃父乃祖之势。由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的战地医院里抢救了不少伤员，又在火线入了党，所以M县一解放，他便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来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
反右开始后，十来人的县卫生局机关也分到一个右派指标。县科教办主任在分配指标的会上说明这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要是换了别的领导，随便找一个倒霉蛋报上去就算了，但这个黄局长却有“臭”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当场就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差点和科教办主任顶起牛来。回到卫生局后，也不好发动群众，而是随便召开了一次小会敷衍了事。他想：没有右派，总不能硬抓一个出来吧？后来汇报战果时，教育局、文化局等领导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他却直截了当地汇报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语定终身，黄局长就被划为右派。
以上是四个右派的来历，或者叫“诞生”过程。这四个人，除了最后那个黄局长“文革”时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医霸世家，最后受不了折磨，切开自己的静脉自杀而死外，其余三人都还健在，能为本文所述之事作证。只有这些人对自己何以会成为右派，至今仍莫名其妙。我想，这也难怪，要是能想清楚这小问题，那么，对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悲剧这个大问题，也许就可以明白大半了。
脱胎换骨
作者：林希
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似被美化了
在农场几年，我是最安心于脱胎换骨的典型人物中的一个。白天无论分配我做什么活，我都从来不讨价还价，而且劳动中从来不偷懒，不和任何人交头接耳，不听到哨声不休息，也不像吸烟的人那样，动不动地就站在地头吸一支烟。就是为了偷这一点点懒，许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人也学会吸烟了。因为劳动中你不能把农活停下来，但你可以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吸烟是允许的，而不会吸烟的人则还要干活。我不吸烟，我就是低头干活。
口头上说每天劳动八小时，但到了农场，就没有只劳动八小时的日子了，早晨六点起床之后，草草地吃过早饭，人们就争先恐后地下地了。也不是农场有什么要求，就是一个“表现”，劳动态度好，就是进步的表现。我自然不能落后，也就跟着积极改造的人下地了。
初来农场时，队长说先要过劳动关，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劳动关是用不着过的，每天劳动有定额，干不完定额，回到班里就要受“帮助”。大家共同干一种活的时候，任何人也不得偷懒，谁不出力气，大家都会看得出来，不等回到班里，就在地头上骂你了。我有自觉，在劳动上总是最卖力气的一个。
其实在农场里，最难过的既不是劳动关，也不是生活关，农场里最难过的大关，是争取摘帽关。而为了争取摘帽，每一个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这样，没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着别人表现了。
第一年国庆节，突然宣布给两三个右派摘帽子，右派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摘帽之后，右派们看到了希望，于是农场里的气氛立即就变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在明年国庆节摘帽。其实我对这几个摘帽的人作过分析，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们的摘帽，可能是把他们整错了，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背景，赶个机会，就说是摘帽了。这种机会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别人只是右派，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就是全农场的人都摘了帽子，也还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远也休想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
为迎接国庆节前的摘帽，七、八、九三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刻。右派们的种种表现是很精彩的，有的人劳动时拼命地干，烈日下光着大半个身子，突然一声喊叫，就晕倒了，大家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拾起锄头又接着耪地。情况汇报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扬，作为表现，就记在队长的印象中了，摘帽子就是一个条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动不动就往队部交思想材料。自然也有的人检举他人反动言行，于是农场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后来一些反映劳改农场生活的小说，把右派们一个一个写得那样美好，但以我几年农场的生活经历，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们是被美化了。一个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时候，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农场里只能比社会更露骨，也更残酷。
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就是在右派们争先改造立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农场已经任命右派做班长了。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本来只有属于内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长，譬如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就是京剧团的小武把子。这些人坏得很，许多班长在地里总是向学员们要这要那，他们出工时自己不带烟，想吸烟的时候，就向班里的学员要，有的右派学员投其所好，就“喂”他们烟吸，他们得了这些人的好处，就对这些人格外关照，而不肯给他们烟吸的人，就总被他们汇报。更有的班长向学员们借饭票，借钱，反正就是占右派学员的便宜。这种事，农场自然也就渐渐地知道了，于是农场开始挑选可靠的右派做班长。这些右派班长，把当班长看得非常神圣，不像那些小坏蛋，把班里搞得一塌糊涂。右派班长对于各项要求都非常认真，学习，劳动，都头头是道，把班里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规，队部自然也很满意。
但是，右派班长却远比那些小坏蛋班长厉害多了。他们有文化，他们能够看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还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对抗改造，随便一点小事，他们都能分析出立场观点来，所以，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农场改善生活，早晨炸丸子，每人发一个条，拿条去可以买一两粮票的丸子。儿子买回之后，我们新上任的班长给大家做工作，这位班长对大家说，今天早晨农场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浪费了几百斤油。我这个人就是爱多嘴，这时我就在一旁说：“吃到人肚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如果这句话被小武把子班长听见，他可能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但右派班长的嗅觉灵敏，他一下就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这样我才免了一场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