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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英雄-第2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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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让中**民士气问题浮上水面的,还是罗耀武在东北敌占区推广的很多政策,特别是支持占领区的民众组建敌后游击队。

    虽然在组建游击队的时候,罗耀武非常谨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游击队的控制,比如每支敌后游击队都由他亲自任命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并且为每一支游击队安排了指导员,专门负责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罗耀武的这些安排却是漏洞百出,经常被人钻空子。

    就拿任命指挥官与指导员来说。

    在罗耀武接受调查之前,还能做到异地任免,即从主力部队抽调军官。在罗耀武回京接受调查的时候,这一标准没有得到执行。更重要的是,在沈阳遭到围攻的时候,姚万平病急乱投医,成立了几十支敌后游击队,而当时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基层军官,也就无法为每支游击队任命两位外地首长。

    罗耀武回到东北前线的时候,游击队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随后几次大会战,东北军的主力部队相继遭受重创,即便是第十五集团军、第六十五集团军与第二十六集团军,也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官兵是东北本地人。在此情况下,罗耀武也不可能把主力部队仅有的骨干力量分给游击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地区的游击队就完全由东北人掌控了。

    毫无疑问,不可能指望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崇高的政治觉悟,也不可能让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事实上,绝大部分游击队员参加抗战的根本目的是保家,而不是卫国。

    虽然没有准确统计数据,但是有理由相信,基本上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侵略者的手种,哪怕只是战争的附带伤害。

    也就是说,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是家仇

    毫无疑问,这种报仇雪恨的冲动给予了游击队强大的战斗意志。问题也同样明显,即这种一时的血气之勇,最多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当战局恶化,游击队的伤亡逐步增大,失去亲人的痛楚渐渐消退,游击队员就得考虑一个问题,在手刃了仇人之后,游击队继续战斗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这下,问题就出来了。

    别忘了,游击队的主力是年纪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

    也就是说,游击队员大多都是八零后与九零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看,八零后与九零后本身就在质疑社会的公正性,当他们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时候,自然得考虑,为什么而战。

    事实上,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埋在心底的一个疑问。

    虽然回答很简单,抗战就是保家卫国,但是要深入解释却不容易,保的是哪个的家,卫的是什么样的国?

    换句话说,家与国的含义到底如何?

    这个问题,在突出部战役中就暴露了出来。当时罗耀武为了发动游击队,不得不在游击区的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即允许游击队在游击区建立临时政权。

    前面提到过,罗耀武的这一让步,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随着东北军退守关内,东北完全成为敌占区,中国当局对游击队的束缚更加微弱,游击队对政治利益的诉求也就变得越发强烈。

    赤山会战中,游击队再次发挥重大作用。

    特别是在会战初期,游击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此,不管罗耀武是否承认,游击队都是保卫北京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在罗耀武的部署中,游击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起游击队的抗战积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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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身份问题

    第三章身份问题

    六月十七日,罗耀武以战区总司令的身份,召集上百名敌后游击队指挥官,在邻近前线的兴隆县召开了一次战前大会。

    让罗耀武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原因,就是中**队的备战速度比美日联军慢得多。

    数日前,罗耀武将部署在唐山的第四十集团军与几个新编集团军撤了下来,主动放弃了守卫唐山的想法,然后用第四十集团军加强了遵化的防御部署,第二十七集团军则撤回后方充当预备队。

    这个时候,罗耀武就知道,美日联军正在为攻打京津地区做准备。

    六月十四日,罗耀武收到了军事情报局提供的确切消息,已经完成重建工作的美军第二骑兵师到达沈阳,最迟将在十日之内开赴前线。虽然第十山地师的重建工作遥遥无期,但是美军正在扩充几个参战半年以上的国民警卫队师,比如第六十七步兵师、第七十三步兵师与第八十四步兵师。这些都是美军国民警卫队中的精锐部队,又获得了实战经验,整编后的战斗力不比主力师差多少。

    最重要的是,美日联军正在大力向前线运送作战物资。

    虽然秦皇岛港还没有修复,美日联军的运输船只最多只能到达葫芦岛市,然后从山海关运入华北。因为第十五集团军在从山海关撤退的时候,撤底炸毁了几座高架铁路桥与铁路隧道,第四十集团军也炸掉平泉县境内的所有铁路桥梁与铁路隧道,使得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铁路干线全面瘫痪,美日联军至少得花三个月才能使铁路通车,所以美日联军的后勤保障主要还得依靠公路。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难倒美日联军,凭借十多万台重型卡车,美日联军每天能向前线运送数十万吨作战物资。照此速度,只需要一个月,美日联军就能在前线囤积足够发动一场战略进攻的弹药物资。

    所有迹象都表明,美日联军肯定会在七月份再次发动进攻。

    当然,从美日联军的兵力部署来看,最有可能在七月中旬与下旬发起进攻,在七月上旬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局势仍然很不乐观。

    原因很简单,不管罗耀武尽多大的努力,东北军最快也只能在七月底恢复战斗力。因为美日联军在停止地面进攻之后,并没有终止空中打击,反而因为不再支援地面作战,增强了纵深遮断打击的力度,使得中**队的后勤保障很成问题,所以按照罗耀武的估计,也许要到八月份,东北军才能再次获得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中**队的备战工作几乎比美日联军慢了一个月。

    毫无疑问,这个差距,足以决定胜负。

    即便到七月份,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将大大增强。因为狄劭康给予了罗耀武全力支持,所以仅在七月上旬,北方战场就能增添上百架j…20战斗机与几架大型预警机,地面防空雷达的组网工作也将在六月底完成,到时候北方战场上的防空力量将大幅度提升。问题是,这不能改变双方空中力量的优劣对比,美日联军仍然拥有较为明显的空中优势,中国空军只是削弱了对方的优势,并没有取得优势。

    一个月,足够美日联军杀入北京了。

    要在北京城内打一场保卫战,就算打胜了,北京也会变成废墟。

    受此影响,罗耀武必须想方设法的拖住美日联军的备战步伐,让美日联军无法在七月份发起进攻。

    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尽可能的动员游击队。

    事实上,罗耀武能够动用的,也只有游击队了。

    东北军的主力部队正在进行整编,主力集团军还得花时间适应新式装备,新编集团军则在加强日常训练。罗耀武在华北地区动员的民兵全部用在京津防御部署上,即帮助主力部队修建防御阵地。

    当时,能到敌后活动的只有游击队。

    不管怎么说,罗耀武在东北游击队里的威望非常高。接到消息后,各游击队不是派一把手回来,就是派二把手回来,而且都在两天内赶了回来。

    只不过,这次会议并不轻松。

    第一天上午,主要讨论的就是各游击区的支援保障问题。

    虽然在东北军撤入关内之后,东北地区的各游击队基本上不再依靠中央提供的支持,大多自生自灭,所需的物资装备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游击队的基本装备上,即游击队的主要武器都是美日联军的标准口径,即便是一些中**队留下的武器,也都做了改进,以便使用美日联军的弹药。但是在某些方面,游击队仍然需要后方支援,比如大多数游击队都缺乏医疗物资,特别是用来治疗创伤的药品,而这些物资大多通过伪装成平民的民兵送往游击区。

    当然,游击队最需要的,还是可靠的战术情报。

    在敌后游击战中,一条及时准确的情报,比任何资源都要宝贵。甚至可以说,游击队绝大部分胜利都与及时可靠的情报有关,而所有失败的袭击行动,都在情报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因为错误的情报葬送了游击队员。

    对于游击队提出的要求,罗耀武给出了明确答复,即中央将尽力支持游击队。

    到了下午,会议才进入主题,即游击队从六月下旬开始,必须增强出动力度,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范围与规模。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游击队指挥官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敌后游击队在国家武装力量中的地位。

    游击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

    对这个问题,美日联军给出了极为明确的答复:游击队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

    也就是说,美日联军并没有把敌后游击队当成中国的正规军事力量,而是将其当成了非政府组织的武装力量。

    如此一来,游击队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任何保证可言了。

    反映在现实中,那就是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被俘之后,要么被敌人就地处决,要么被关进美日联军设在冲绳群岛上的集中营。

    当然,这不是战俘集中营,而是战犯集中营。

    事实上,绝大部分被俘游击队员都被就地处决了。主要是,在战线后方活动的主要是日军,而在之前的战斗中,中**队一直对日军不客气,比如第十六集团军在彰武会战中将数万具日军尸体钉在了木桩上,而且中**队一直在暗中处决日军战俘。受此影响,日军对游击队也很不客气,基本上不收俘虏。

    相对而言,美军对待游击队员的方式还比较温和。

    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使得游击战变成了有去无回的决死战。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问题是,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规模与范围,肯定会牺牲更多的游击队员。

    如果不能给游击队一个正当的名分,游击队员凭什么做出牺牲?

    对罗耀武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虽然从个人原则上出发,罗耀武一直将游击队当成正规军事力量,而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罗耀武还派遣了不少正规军的军官去指挥游击队,甚至出动特种部队,配合游击队进行敌后游击战。可以说,现在绝大部分游击队的指挥官都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与特种部队的配合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罗耀武只是战区司令,即便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力,却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只是游击队性质这么简单。

    想得深入一些就能发现,“游击队性质”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主要问题,还是游击队的利益,特别是游击队在国家军事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游击队员在浴血奋战之后,到底能够得到哪些好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考虑个人问题,未免太低级了一些。

    可现实就是如此,游击队员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献出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总不能什么追求也没有吧?

    个人追求也是追求,而且在某些时候,个人追求与民族大义并不矛盾。

    比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几名游击队的指挥官提出,在经历了这场浴火重生般的战争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这就是游击队抗争的根本所在。

    游击队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在击败敌人之后,建立一个更加开明的政权。

    毫无疑问,罗耀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受此影响,这次原本计划只进行一天的会议,在当天结束之后并没散会。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罗耀武就与推选出来的几个游击队代表返回北京,其他游击队的指挥官则带着新式电台回到了游击区。当时,罗耀武希望所有指挥官都留下来,但是最后他没有挽留那些打算离开的指挥官。

    个中缘由,罗耀武心里也很清楚。

    游击队指挥官在这一天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向中央政府发难。出于自身安全,游击队指挥官肯定不愿意留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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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好话在前

    第四章好话在前

    回到北京后,罗耀武就叫上叶振邦,带着几个游击队的代表去找到了刘诚志。

    问题是,对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刘诚志也无法做出正面答复。几人没有多耽搁,当天晚上就去了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找到在这里指挥全国抗战的狄劭康。

    与半年前相比,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显得冷清了许多。

    虽然在狄劭康执意留守北京之后,西山战略指挥中心保留了下来,还留下了几百名工作人员,但是随着以管元山为首的中央指挥机构在五月初到达成都,并且在成都西郊设立了新的战略指挥中心,西山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

    按理说,狄劭康应该在六月初前往成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才是最高领袖,也是中**队的战时统帅。只不过,在美日联军步步紧逼,北京保卫战势不可免的时候,狄劭康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决定留下来,与百万将士共同守卫中国的首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的这一决定,对鼓舞士气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等在外面,我先进去,等下叫你们进来。”

    刘诚志丢下这句话之后,就跟着狄劭康的秘书进了元首书房。罗耀武也很自觉,在勤务员赶来后,就带着叶振邦与几个游击队长去了旁边的茶厅。

    这一等,就是足足一个多小时。

    叶振邦好几次想打破沉默,可最终都忍住了。他参加了会见游击队指挥官的会议,非常清楚那一百多个游击队长想要得到什么。罗耀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态,而是把难题踢给了刘诚志,不是他不支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而是他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那几个游击队长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兴隆的会议上没有为难罗耀武,并且主动留了下来,充当中央与各游击队的联络员。

    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叶振邦心里也没数。

    虽然在叶振邦看来,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游击队员在敌控区浴血奋战,总得有个追求。再说了,中央已经失去了对敌占区的控制能力,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只会给敌人造成麻烦,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支持游击队,等于承认了敌人在占领区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表面上是在为游击队正名,实际上是要中央承认游击队在敌占区内的主导地位,即游击队有权在敌占区设置行政单位。

    关键就是,游击队的政治大权在战后能不能得到保证。

    这就牵扯到了游击队的身份问题。

    只要游击队的身份得到中央政府承认,以现在推行的军政和一的战时体制,那么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政治大权在战后就能得到保证。反之,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游击队就会被中央政府取缔,游击队的利益将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毫无疑问,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游击队是临时成立的,根本没有政治觉悟可言,所以中央在这个时候承认了游击队的正统地位,等于承认了地方自治权。虽然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击败敌人之前,游击队在敌占区的自治权能够给抗战带来好处,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哪怕是在驱逐了敌人之后,就会对中央构成威胁。

    甚至可以说,到时候,游击队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

    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现在还有选择可言吗?

    如果守不住北京,就算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那也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虎视眈眈,就算大陆政权在迁到成都之后,能够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形与巨大的战略纵深挡住敌人,正统地位也会受到威胁。到时候,对当权者构成最大威胁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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