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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更进一步看，我们会碰到两个方面的很有特征性的问题了。就是说贫富分化拉大了，首先有两个阶层，一个是富裕者的阶层，一个是贫困者的阶层，这个两头都是引起大家比较多的关注的。首先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富裕者阶层，总的来说，我个人的研究，其实有时也经常写一些论文来解释，富裕者阶层怎么、怎么的情况。但总的来看，中国人是比较反感这个富裕者阶层的，我们传统的术语里叫做“为富不仁”，所以实际上中国的谚语里实际上就是很诋毁富裕者阶层的。另外，从社会的各种评价上来看，大家对富裕者阶层也是批评甚多，当然了，我们如果考察国际上的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总的来看，中国文化里，对富裕者阶层的反感心理比其他文化更强烈一些。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孔夫子讲的是农本商末，什么叫“农本商末“呢？就是孔夫子都是很重视农民的，孔夫子认为农民是很重要的，商人是很不重要的，商人呢，应该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所以呢中国社会历来对于富有者，对于特别暴富者很看不上，当然对于暴富者很多国家，因为他地位上升太快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看得上他。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贫和富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象，大家觉得你如果有本事，你富有，大家觉得可以接受，那我们碰到的第二问题就是说，什么人富有和什么人贫穷。大家之所以反感这个富人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些素质很高的人，本事很大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确实很有本事，他脑袋很好使，他很会抓住商机，他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致富，他并没有搞违法的行为，所以大家觉得那你有本事你富有，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国家，在改革的初期，是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进入社会富人层的往往是素质不太高的人。
我个人在80年代的时候和90年代的时候做过对比，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所谓私营企业主，富人层素质比较低，我当时是在北京市崇文区做调查，北京市崇文区当时是1987、1988年的数据，北京市崇文区的我们叫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这里当时发现，两劳人员占到10％，什么叫“两劳人员”？两劳就是叫劳改和劳教释放，你想想那都是一些犯罪分子。因为当时的情况下，属于这个社会的上层群体或者是知识分子干部，他不愿意去做个体户，和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很看不起个体户，所以8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入到当时的所谓富人层，叫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还都是素质偏低的阶层。但是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小平南巡以后，到1992、1993年以后，我1994、1995年的时候再分析数据发现中国的个体，当然现在不叫个体户了，主要还是叫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说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它的素质文化水平开始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这个我们从各种数据上看得很清楚，它里面受过大学教育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来源身份比较高的群体开始在90年代的富裕者阶层里显现得崭露头角了。
所以我们就感到中国总的来说，富裕者阶层，它的演进过程还是朝着正态去发展，但是，90年代以后，富裕者阶层本身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90年代以后，富裕者阶层，我们知道80年代的时候，它是初级产业的富裕者阶层，比如说做小买卖的，当时1985、1986、1987年，当时中国什么人有钱呢？做小买卖的有钱，但是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们到90年代有一个词叫“长不大的个体户”，就是这些人在80年代就做小买卖，他当时有点小产业，80年代相对来说还是生活水平不错的。但是到90年代以后，这些人的地位没有什么提高，80年代开小店的，到了90年代还继续维持在那个水平上，没有太大提高。90年代谁富有了呢？90年代往往是那个进入到新兴产业中来的人富有了，比如说高技术型产业、外企、外资、信息型产业，这些人，银行业、或者是金融业，这些人开始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企业中的阶层，他往往是相对来说素质比较高的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富人阶层，在初期产生的时候，总的来说素质偏低，到90年代中期以后素质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知道，总的来说，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我们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NP值也还没有到1000美元，将近900美元。那我们知道，世界上，像中国香港地区，人均的GNP值是一万美元以上，像美国的人均GNP值现在差不多二万二千、二万三千美元，北欧有些个别国家可能还更高，瑞士、欧洲中部和北欧有些国家超过二万五千美元，我们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所以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我倒觉得，我们也不要仇视富人，你很穷，一个国家如果能多几个李嘉诚，多几个这种人，他们将来能给各个事业投一些资，能够在世界上创出一些名牌企业。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能够创出的名牌企业几乎还没有，就是世界级的企业，我们尽管有了一些国内知名企业，香港一些企业，香港的企业其实制造业很早，香港房地产商在世界上有一点名气，但是真正的制造业在国际上也没有很大名气的企业。所以我想中国如果能够凸现出一批很具实力的国际跨国公司、大企业，那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很豪迈的一件事情。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其实要紧的基本问题是说，进入到这个阶层的人是不是很高素质的人，这是大家提出的问题。当然，更深一步的问题就碰到流动了，就是说如果一个阶层它很富有以后，是不是他这个财产就永远在他的家庭内部去掌握，这个在很多国家就通过继承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不允许一个家庭把财产永远的传给后代，他用继承法高额累金的税率来使得他的子女也要有奋斗力，因为如果你的子女仅仅靠你的家产就能生活的话，这个社会的竞争力就会降低，所以这是我们对一个社会的富裕层的看法。
另一点就是社会的贫困层，总的来说，中国最近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整个贫困层的比例还是下降的，因为传统上中国是号称很大了，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在传统的数据里，中国我们是8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贫困线，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提过，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规定，说农村的地区年口粮北方地区好像是400斤，南方地区好像是300多斤口粮。一年的粮食，当时连钱都没有一个数，说粮食低于这个数的话算是贫困，那时候简直是个生计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粮食，连基本的热量都得不到了，那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那个叫贫困线。那么，近年来，我们贫困线的指标也不断上升，现在差不多是按一年六七百块钱来计算的，这样的话，中国整个在全国来看，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大概降到两千多万人，这个我们从1993年开始，当时还有叫八千扶贫计划，那时候八千万贫困人口，所以这个数字还是降低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绝对贫困是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有所上升。因为我们知道相对贫困是说财产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所以当你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以后，相对贫困就会上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城市里面的贫困问题开始比较突出了，也就是说呢，城市里因为失业下岗，引起的一部分人相对生活水平下降问题突出了。所以可见，贫富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恐怕还是一个很长远、很持久的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在我们这个阶段，社会转型急剧的时期，显然它会在贫富方面引起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看待贫富问题上，其实它都在两级之间选择，一级叫公平，一级叫效率。当一个国家更多的强调公平指标的时候，相对来说它可以调节它的贫富小一点，但相对来说，在这个情况下，往往都是竞争力欠缺一些，所以我们国家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跟国际比，我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很低，那么9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拉大一些了，换句话说效率指标突出了，但是相对来说公平指标有所下降。所以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这两点上调节，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它的这个差距是国民能够容忍的、国民能够接受的，同时，使得效率本身也能够达到一定促进的水平，所以应该说从贫富差距来看，人们关注的。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了，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个贫富差距，我们采取什么对策，这个就是说，呆会儿大伙儿可以提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再更详细的解释。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不喝酒的酒鬼张三”，他说“我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看到过您在研究刊物上说过一句话叫“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这话是针对中国收入差距而言，但当时我觉得中国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个体户有比较高的收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是一样的，基本均衡，所以没大留意您和您的这句话。现在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我又想起了十年前您说的话，却记不清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了，那句话现在还有指导意义吗？或者问您，您自己现在还记得您说过这句话吗？”
李强：当然记得。就是说群体内，实际上是因为innergroup和outergroup，就是说我们比较他们贫富的时候，来比较看贫富发生在什么情况下。8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这样的，它开始产生一些差距，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比如说东西方的差距很大，其实中国社会历来是群体之间差异非常大的一个社会，这个倒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拿上海和甘肃去比，你会感到差距非常大，如果我们比较两个村庄，或者我们比较两个城市差距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个单位以内，一个村庄以内，一个城市以内，它的相对来说差距就小一些。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差距刚刚产生的时候，它主要是产生在地区之间的，那么在一个区域之内，或一个单位之内差距基本拉不开，所以在当初就碰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事实际上其他国家很少碰到，就是一个方面呢，贫富差距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又是平均主义盛行，因为有些国家要不然它贫富差距大，那么它就调整一些政策，使它的贫富差距缩小。另一些国家呢，它又搞平均主义，所以最后大家没有动力，那么它就可以把差距调得大一些。但只有中国情况是这样，非常难办，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贫富差距很大，但这个大呢是地区之间的，比如说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那么另一方面呢又平均主义，比如说国企单位，某一个单位呢想把差距拉开，就是拉不开，大家意见很大，奖金80年代的时候想把奖金拉开一点差距的话，大家意见就很大，所以这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
但是呢，90年代以后，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情况，有一点变化，就是最近群体内部的差距开始产生了，就是说当我们考察村庄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村庄里富裕户和贫穷户的差距很大了，当我们考察国企内部的时候呢，国企内部的经理、厂长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开了，这个是近年来发生的现象。不过呢，中国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排除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确实这个平均主义的概念也很重，大锅饭的思想也很重，所以很多企业之所以改革推进不下去，还就是因为它那个群体内的差距拉不开。所以中国的情况非常难办，就是说它的这个政策往哪边去偏都会碰到问题，这个群体内、群体外，虽然在90年代应该说弱化了，但是也还不能说在中国就消失了。
主持人：好，不管这个问题解决没解决，让我们记住这句话“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
下面一位网友呢，就是我们凤凰卫视的老观众，他叫“小猫两三只”，他说我记得阿忆博士在撰写“水木清华90年”的时候，曾经写到过清华法学院的院长陈岱孙先生，说他的月收入是400多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四万，就是一个月挣四万块钱，那种日子简直让人羡慕，李教授是清华文学院的副院长，你看他跟我一样，说不清楚人文社会科学院，他就简称叫文学院了，说您是清华文学院的副院长，请问，李老师的月薪是多少，千万不要告诉我这是您的隐私，一个公众人物是不该有隐私的。
接着还有话，而且这对我很重要，我现在面临着一个机会，或者留校继续任教，而且很有可能也能当副院长，或者我去一个正在要我的大企业，如果我当了副院长反倒让我差不多，还在贫困线上面一点点，我还不如下海算了，所以您是我的参照系。
李强：那好，因为实际上清华的收入很公开化的，因为清华自从搞了补贴的体制以来，那么大概是搞了有两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一年多点还不到两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就是说基本上把补贴分成级别，我呢就是在里面还算拿得比较高的级别的，高级别就是除了你的正常月薪以外，每个月差不多再给补贴5000块钱。
主持人：加起来一共是…
李强：加一起差不多是7000块钱吧。
主持人：7000块钱，4万除以7是多少？那是陈先生的六分之一。
李强：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我们从50年代以后，我们都是比较调小这个收入差距的，所以，实际上我现在说这个情况啊，要是和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那时候差距还拉大了很多，但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建国50年来，基本的思路是要缩小这个差距，所以呢，到了80年代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教授的收入不如体力劳动者的高，所以当时有个概念叫做“脑体倒挂”。
主持人：为了让这位凤凰卫视的老观众得到更大的鼓励，您能不能告诉他未来的日子里边，比如说再过五六年，您是不是月薪还能超过7000？也翻成四万？
李强：总的来说呢，我们这种职业叫做专业技术型职业，其实更多是一种职业，那么专业技术型职业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里面收入的水平，有两种收入最高在全世界，一种叫做经营管理型人，一种叫做专业技术型人，这两种各个国家的调整比例不一样。就是经营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型阶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整个蛋糕的相对分配比例中还会比以前更高一点，因为它主要是因为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相对来说它把这个比例缩得过小了，如果我们参照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的比例看，这两个阶层有可能拿得比这个还会稍微高一些。
主持人：由我来通知这个“小猫两三只”，别为眼前利益所困，将来我们的蛋糕会更大，将来我们的份额也会更大。
观 众：李教授您好，我听了您的演讲特别佩服您把很多贫富差距的问题都用具体的数字表示了出来，我特别学到了一点。但另外，我想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有些问题是不能够定量研究的，就好比说现在社会上对富人层比较反感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富人层，他们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聚集来的，比如说通过腐败，通过权力造益这些手段聚集来的，这些问题也许在整个财富里面占的比例很小，但是社会影响极坏。大家经常谈的贫富差距，很关心富人为什么这么富，他们是很没道理的富，有些人穷为什么这么穷，他们也是，他们可以说是，比如说像下岗，他们是改革的一种牺牲品，现在大家对特别富和特别穷，这两个没有道理的富和没有道理的穷，就感觉心理上特别不能接受，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不好定性，定量研究的，但是确实我觉得也是应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一定的…，然后能不能请您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李强：好的，好的，就是说她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在贫富分化中那些违规性的行为是怎么去看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能接受的贫富往往是一个合法的，你是有本事你挣钱，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