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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庭主任等职。
1934年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司法工作。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大家胸怀 长者风范
一
“唉——，我父亲最后一个愿望，想回家看看，没有实现。”董良羽的叹息声，饱含着深深的遗憾。
董老退休后，年事已高，支气管炎是他的老毛病，一到秋凉之后，气温稍有变化，就会引发支气管发炎，接着感染肺部，非常痛苦。所以，每年冬天，董老都要在广州住上几个月，除非有重要会议留在北京，出门时就必须裹得严严实实的。
董良羽这样告诉我们。
1974年的冬天，董老在北京检查身体，发现肝部有一个小肿块，很快就确诊是肝癌。因他年事已高，身体也弱，医生们不敢动手术，决定用保守疗法。从广州飞回北京时，董老表示想回家看看，医生不许，直接从机场到了北京医院。
1975年3月5日，为董老虚岁90岁生日。
此时他已沉疴不起，又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律诗，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4月2日，董老与世长辞。
董老在一首诗中写道：“记述不妨如实写，中和平淡味弥长。”因此，我们在采访董良羽时，并没有什么大话、套话，一问一答，平淡无奇，但耐人寻味。
“清明节给董老烧过纸吗？”
“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去看一看，把骨灰盒擦一擦。”董良羽说：“2000年我们把他迁回老家去了，埋在地下，每年也都回去看一看。到了乡下你就知道了，又放鞭炮又烧纸，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吧，其实也不信这玩意儿。”
“老太太（骨灰）也一起迁回去的？”
“也迁回去了。”
“为什么迁回去呢？”
“一方面是父亲的遗愿，另一方面说起来也有点……在八宝山，过一阵子，就要求换一个存放证，一换证就跟你要钱，这个钱我们也不是付不起，但是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这事我也想了好多年，怕中央不批，后来下了决心，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还好，批了。老家有他一个纪念馆，就在纪念馆院子里挖下去，埋了，入土为安。”
董良羽是董必武的长子，1938年３月生于延安，曾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董良羽的语句不长，三五个字一蹦，三五个字一蹦，语气平和，却不乏幽默。
二
董良是董必武的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她写了一本《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情真意切，文笔隽永，再版多次。
董老一生结过三次婚。董良很自然、很亲切地谈及她的三个妈妈。
第一位夫人黄俊贞是湖北省红安县高桥人，辛亥革命前在家乡与董老结婚，婚后不及一年，董老就离家参加革命。她曾生育一子，不幸未及周岁夭折。这就是诗中“望夫有石”“思子无台”的缘由。1943年董老在重庆时，得知黄俊贞逝世，满怀悲痛写下这首《悼亡》诗，以他独有的方法表达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
黄俊贞一生很惨，董老还曾经有过念头，把长子“芝生”送给她。
董老的第二个妻子，叫陈碧英，两人恋爱，结婚，很有些传奇色彩。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陈碧英，6岁时随母亲乞讨，忍饥挨饿，受尽磨难，15岁时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此投身革命。1928年，陈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福建省汀州市开展地下工作，第二年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第一次与董老单独在一起，陈碧英开始有些拘束，渐渐地，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年纪虽然比自己大出许多，地位也高，但人挺温和，做事干脆利落，对年轻人也很关心，没有架子。那一天，他们彼此谈了很多，董老毫不隐瞒地告诉了陈碧英，他在老家湖北结过婚……
就这样董老与陈碧英确定了恋爱关系。
最后促成他们走到一起，还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有一次，董老到长汀调查，当天晚上骑马返回瑞金，途中在穿过一座大山时，马失前蹄一下掉进山谷，董老大难不死，但却摔成重伤。当时苏区缺医少药，董老的摔伤久治不愈，后来又染上了疟疾，病势更加危重。陈碧英就每天守护在董老身边。
董老和陈碧英的结婚报告得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叶坪村一间破旧的民房，就是新婚洞房，新婚用品也只有一床夹被单和一床旧毛毯。陈碧英第一次给了董老这个职业革命者一个“家”的感觉。
经过长征之后，在延安，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为了照顾董老的生活，决定给董老再找一个伴侣，曾征求他的意见。
“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跟你爸结婚的？”
董良说：“到了延安之后，李坚贞就问我爸，要找个什么样的爱人，我爸就说，我不知道原话是怎么说的，大意是阶级性特别坚定的，不一定要找知识分子。我妈就是这么入选的。”
就这样，同样是红军女战士的何莲芝就成了董老的第三位夫人。
董老与何莲芝结婚后，生育了两男一女：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和次子董良翮。一家五口，虽然仍然离多聚少，但相互牵挂，温情无限。
三
提起湖北省黄冈中学，现在的中学生没有不知道的。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黄冈中学为全国输送了许多的高考“状元”和成绩优异的考生。尤其是在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科竞赛中，黄冈中学的学生多次获得金、银、铜牌。每年黄冈中学的毕业生参加当年的高考，上线率几乎达到100％，免试被清华、北大、复旦录取的学生也有很多，被誉为“黄冈神话”。
董必武年轻时就曾在这里教授过英文。
董良羽结婚很晚，婚后在广州一胎生了两个儿子，董老非常高兴。按照董家谱系，这俩孩子是“绍”字辈的，于是，给孩子取名：老大叫董绍壬，小名壬广；老二叫董绍子，小名子州，把时间、地点都给占了，农历壬子年在广州生的嘛。
“这俩孩子学习挺争气的，大学毕业后出国了。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他们在外留学也吃了不少苦，刷盘子，刷碗的活也干过，还到搬家公司干过，给人家扛箱子，扛柜子。”
四
董良翮是董老的小儿子，小名叫酉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捕一次，蹲了半年监狱。出来后，1968年又在北京火车站被捕入狱，董老闻听这个消息，寝食不安，写了上面一首五律诗。
我们惟一没有采访到的就是董良翮，但是关于他的情况，他本人有一个自述——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
五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具有“大家胸怀，长者风范”的伟人形象，又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10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
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总是与人无争，工作和生活上却自比老牛，说除了“吃点草料”外，就别无他求。
在董良羽的心目中，作为父亲的董必武，是可敬可畏的。他说从小就怕父亲，家里人全都怕他。董良羽是长子，董必武是52岁时生他的，算是老来得子，应当对他呵护备至，疼爱有加。实际上在董老的内心深处，正是这样的，但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严父的形象。而作为惟一的女儿，董良也说：父亲对他们几个孩子，严肃有余而亲热不足。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名和字是有关联的。董必武给他的子女取字，意义非同凡响。
董良说：“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它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一大”代表，董必武把一生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筚路褴缕，无怨无悔。同样，作为充满理性的共产党人，他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以及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可能遇到的各种考验，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追求。
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世袭”他的高位，但是传承了他开创的家风，为人真诚、忠厚、勤俭、好学。他晚年最为疼爱的孙儿们，已经与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的了，但是他们良好的品德仍然颇有董老遗风！
对于个人，董良羽说：“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
董良说：“我继承了他一颗特别平常的心。”
对于事业，他们说：“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
陈云履历
陈云，19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人； 原名廖陈云。1919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6月被派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7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新疆接西路军余部，11月到延安。同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同年9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1946年6月，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3月—1979年7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7月—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三中全会后提出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应有市场调节部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培养提拔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常委。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常委。1995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国计已推肝胆许 家财不为子孙谋
一
因为要写陈云，所以我很关注有关陈云的报道。在刚刚开办的“民族魂”网站上，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正用他们纯洁而执著的语言，为他们所崇敬、所仰慕的伟人，献上心中的祭言。
“老人家，清明我来看你了，今天的中国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生活富裕、安康、祥和、社会稳定，我们的国家正在强大，你放心地在遥远的天国安息吧，你永远是青浦人民的好儿子。”
——青浦区：陈武军
“陈云同志近乎完人，尤其是他极为高尚的品格，正像我送老人家的君子兰一样。” ——张超
“祝陈云的家属活得好好的！ 陈爷爷您是国家的栋梁！ 我要学习您！” ——Happy boy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超乎人民的评价和人民的尊敬。
二
陈云和于若木夫妇育有五子，分别是女儿陈伟力、儿子陈元、女儿陈伟华、女儿陈伟兰和小儿子陈方。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的职业也各有特点，有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家。虽然工作岗位和性质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谦和而好学。
我在陈云家的会客室里等候采访陈云的二女儿陈伟华和小儿子陈方。
陈伟华容貌清秀，待人热情，她说：“这里的书，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爸爸的书主要都在他的书房里。”
睹物思人，满架书香，一下子让我们扑面感受到了陈家的好学之风。
陈方说：“我们对父亲的过去和他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只是最近几年，从他的文集和怀念他的文章中知道了更多。”
幼年的陈云父母双亡，是舅舅廖文光抚养他长大的，舅舅对陈云最大的帮助就是把他送上了求学之路。舅舅先是将他送到青浦县练塘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