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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日子里，陈云一心向学，孜孜不倦。不论是在高小课堂，还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读书成为他生活的至爱，这使他从一个高小毕业生，最终成为一个造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充满实践经验的哲学家。
解放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陈云在学历一栏中，还总是填的“小学毕业”。他说，在学习上，他永远是个小学生。
长子陈元在一次谈话时说：“父亲生前最崇拜毛主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矛盾论》，一篇是《实践论》。”
深入浅出而又自成一家，陈云的这种心得体会，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而毛泽东本人对陈云也有一个很高且特殊的评价，那就是“能”。
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回忆说：“陈云把他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20世纪50年代，一次薄一波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多谋善断。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薄一波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
细心的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毛主席无语，点头。
陈云矢志向学，孜孜以求的品性对家人的影响很大。
为了帮助子女们更好地学习，陈云专门为他们开出了必读书目：《马恩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并规定了一些必读篇目，如《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陈云的好学之风，造就了陈家浓厚的学习氛围，陈家的五个子女耳濡目染，对学习，特别是学马列、学哲学，兴趣浓厚，而且还各有所长。
长女陈伟力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搞磁学研究，1983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曾任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长子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三女儿陈伟兰说：“有一次，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父亲在江西，陈元在湖南，陈元写了一封信回来，说‘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怎么写得不对，什么观点不对，我父亲在上头画的横的、竖的，后来我就说，陈元还是挺努力学习的，观点挺鲜明的，我父亲说，他还早着呢，说他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还差得距离很大。他说就是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磨炼磨炼，看他能不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一天晚饭后，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陈伟华考入了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又从国家机关主动到中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师。
三女儿陈伟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后下放到西藏工作了3年，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一门多学子，学风铸家风。古人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在党内，陈云及家人行事低调，不事浮华的作风，一直受人称道，这与陈云严肃的学风，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
三
于若木说：“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在这方面，陈云堪称楷模。
北京西城区北长街71号，是一处老房子，院内有一栋二层小楼，陈云从1949年进北京，直到1979年一直住在这里。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房子要大修，陈云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墙皮脱落很多，有的走道和楼梯上铺得很窄的地毯已磨得很光，走在上面都感到有点滑，因此又提出要大修房子。陈云仍不同意，说：“不影响我办公，不要修。”结果又未修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他的办公室南墙被震裂有一米多长、2厘米宽的裂缝。后勤部门请北京市房管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整个楼房进行了检查，发现经过这次地震，楼房的结构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问题。后勤部门提出把楼拆掉，在原址上建新楼。陈云还是不同意，说：“这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老百姓会骂的，那样我们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因此老楼没有拆，当然也没有建新楼。
在陈云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然而，房子毕竟太旧了，已不适合居住了，经过再三动员，陈云于1979年搬到中南海居住。北长街71号大修后，改作他用。
刚搬进中南海的房子，陈云就明确地要求，房子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就按原样住。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客厅的窗帘太破旧了，就趁他出差的时候换了条新的，谁知陈云回来看到后，立即要求把窗帘换回来。此后，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昨。
陈云平时都是穿布衣、布鞋。他有两套毛料中山制服。一套深蓝色是1952年到前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按出国规定，由公家做的。另一套深灰色是1954年他出国到越南时，也是按出国规定由公家做的。这两套中山服是他的礼服，只是在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过后就脱下，仍穿上他的布衣、布鞋。后来，这两套毛料中山服穿旧了，胳膊下面及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夫人于若木同志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毛料中山服，陈云不同意，他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
最后，还是利用他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把毛料中山服和毛衣带给上海的洗染店和工厂的老师傅织补。当工人们得知这是陈云的衣服后，连声感叹：“真没想到，陈云同志在生活上是这样艰苦朴素！”
每次吃完饭，他的碗内不留一粒米，盘底的剩汤也要喝掉。出差到外地时，当地要请客或要给他做些好菜吃，他都婉言谢绝。所以，专给他做饭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家常菜，我也提高不了技术！”
父母永远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人治家的至上境界。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
34年后的1983年2月13日，癸亥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78岁的陈云惦记着革命烈士的后人，他专门把几位革命烈士子女叫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一起欢度春节，期间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注指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间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肺腑之言，依然会湿润双眼，依然会唏嘘感叹，这是一个革命者对后代的叮嘱，也凝聚着一位长者对后生晚辈的殷殷希望。
四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云是一个沉静如水、不苟言笑的人。也许是大音希声，而真正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陈云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爱摄影、爱游泳、爱听评弹、爱写书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他最爱写的一幅字，也是他最喜欢送给别人的，倪志福、洪学志、王丙乾等同志都曾得到过这幅墨宝。
对妻子、对孩子、对朋友，更是一往情深，关爱有加。
1938年3月，34岁的陈云和20岁的于若木在延安结为伉俪，办婚事只花了一块钱，陈云的爱情誓词朴实得像陕北的黄土地一样，陈云对于若木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而于若木回馈陈云的情物，是写信要大哥送给陈云一枝钢笔，因为陈云没有。
在陈家孩子们的眼里，父亲是慈爱平和、品性高洁、充满魅力的人，他们自觉地按着父亲的要求做人、做事，从没有利用父亲的关系和影响牟取私利，他们爱自己的父亲，尊敬他的人格，他的清白，他的信念，虽然，父亲已和那“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一道远去了，但在他们心中，随时都能感受到他那沉静的目光，不论他是在，还是不在。
陈云是重情之人，凡是来看他的老部下，他常讲：“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还会批评你”。
58年的共同生活，于若木对陈云知之甚深，她在评价丈夫的时候，借用了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中的两句话，她说陈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五
1984年，陈云迎来了自己80寿辰，为此，他特意手书了“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的条幅，以此自勉。
要求别人做的，陈云总是自己首先做到，在党风、党性建设方面，陈云始终在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和家人。
前不久，我在和万里同志的长子万伯翱交谈时，谈到陈云，万伯翱感慨地说：“陈云不收礼不仅在党内人人皆知，而且连许多海外人士和香港同胞也都知道。”
“不收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送礼者多是老同志、老部下，不收是很伤感情的。可是，陈云在这个问题上却毫不通融，毫不妥协。而且，对送礼办事的人，批评起来，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
身为营养学家的于若木，很喜欢喝陕西省紫阳县出产的紫阳富硒茶，因为微量元素硒，有防癌、抗癌的功效，每年紫阳县的同志都要给她寄些茶叶，每次她都如数将茶钱寄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如此，从来没有漏过。
陈云对那些败坏党风者，深恶痛绝。他说过，“四人帮”一伙生活奢侈，“都是败家子”。他对评弹演员说，今后你们编书时，一定要写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党风不正、党纪不严会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和社会安定，会影响到整个党的事业。
20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振聋发聩的声音，个性关乎党性；家风影响党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历来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新桃旧符，言衷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先念履历
李先念，1909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1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为创建中国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率部参加西路军。1937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同年底到达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军事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创建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10月后，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领导了中原解放区的自卫战争。1948年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中原局委员，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
建国后，历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1956年后连续当选为中共第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增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苛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一
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又生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紫阳当了一辈子医生，现在是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为了采访她，我们事先在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上查了有关李紫阳的材料，结果很令人失望，除了2004年有一条参加“湖北省隆重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活动的消息之外，便再也没有什么了。作为共和国第四任主席的女儿，李紫阳的曝光率相当低，几乎很少为外界所知，她见到我们后也说，这是她接受的为数不多的采访。
1909年6月23日，这一天是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乡李家大屋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李成元为他取名李先念，小名泉伢。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生下他后，母亲没有奶水，正好他的大姐刚生孩子不久，母亲就把他送了过去。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共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1921年，辍学后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当时年仅12岁。3年后，15岁的李先念又独自一人到汉口当学徒。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当时叫“寿器店”，李先念就在那里继续他的木匠活。在那里，李先念接触了汉口的码头工人和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1926年10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7岁的李先念再也在汉口待不下去了，他听说董必武、陈谭秋等到他的家乡宣传革命真理，于是决定返回黄安老家闹革命。这个寿器店的小伙计，决心要为埋葬旧社会打造一口“棺材”了。
战争年代，李先念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到晚年让他耿耿于怀的却有两件事。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一天，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激战，母亲出现在战场上。听说儿子要转移，小脚的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一定看看他的小儿子。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的安全，说子弹不长眼呀，您怎么跑到战场上来了？母子俩在战场匆匆话别，李先念说红军不会走远的，只是跳到外围去打击敌人，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李先念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为此，李先念内心深处一辈子都在向母亲负疚。
李先念的小女儿李小林回忆说：“结果在战斗结束以后，我爸爸在行军的时候，就听到大衣的口袋里有声音，他拿出来一看，是他妈妈留给他的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对我爸爸来讲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很多年以后提起来还是很动感情的。”
两块银元在当时相当值钱，据老人们讲一块银元可以买米一担，约16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