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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圈阅同意。王广恩被拘留后，经过多次“突击审讯”，迫害折磨，扣留后不到四十天，于1967年8月27日因突患感冒，发高烧，高血压复发死亡。
江青为逼供知情人供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还“监护”了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
王世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在他半身不遂、身患肺癌、生命垂危的时候，江青批准对他“加紧突击审讯”。
王世英说：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68年3月26日被迫害致死。
对王世英的死，江青大发雷霆。她在1968年3月“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中说：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没有死，你们右倾。”又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无休止的审讯
江青为打倒刘少奇，把魔爪伸向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诬陷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江青为制造王光美是“特务”的诬陷材料，连续不断地审讯迫害所谓“知情人”。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的张重一，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夫人袁绍英，杨认识王光美。这种隔了几层的熟人，竟也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留起来，连续审讯。
张重一身患肝癌，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但江青、谢富治却批准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7）
匆匆赶来的老卫士长李太和，轻轻贴近躺在地下室过道地板上的老首长的遗体。他身上盖着一条白布单，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抹去眼泪，为他修剪胡须，修剪足有一尺长的白发……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车厢容纳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边……
火化时，没有亲人哭声，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刘少奇123号的骨灰盒上，改写成“刘卫黄”的假名字。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职业革命家，骨灰证上却填着“无业”。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千万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化身！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纠正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历史证实了刘少奇的千古真言：“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最大的“保皇派”
在“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日子里，1966年6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长，负责宣传文教口、组织口的工作。
这个1926年入党，参加南昌暴动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热情爽朗，心胸豁达，能文能武，有人情味，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热爱。他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即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会议期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了能把这次会开好，江青特地先来向陶铸“交底”，动员他带头向刘、邓“开炮”。江青说：“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是向左派交底。”接着又说：“我喜欢打炮，你也喜欢打炮。你是最有资格打炮的。”
陶铸严正拒绝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
政治局的生活会上，谢富治带头开炮，猛轰刘少奇、邓小平，批评刘、邓“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面对一边倒的批判发言，陶铸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茶，好像一株挺拔的青松，一言不发。后来他对妻子曾志说：
“1954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陶铸说，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1942年才认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粒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过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一屁股坐在刘、邓一边”的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是，他根本看不惯江青、陈伯达一伙的“那一套”，经常在文革碰头会上或接见各省市代表会上，同他们“大吵大闹”。
一次，文革碰头会上，江青跷着二郎腿，喊着陶铸的名字，盛气凌人地质问他为什么不去社会科学院宣布某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认为此人确有历史问题，不能随便封他为“革命左派”。陶铸摇着头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不料这句话却激怒了江青。她挖苦道：“至于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被江青的无知和敌意的挑战激怒了，像火山爆发一般怒吼起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是什么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江青万万没有想到，敢于“放炮”的陶铸，第一炮竟然是打她这位“第一夫人”。她愤怒，她羞愧，感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大面子。她猛地从沙发里跳起来，对着陶铸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你非去不可！”
陶铸毫不退让。他睁圆眼睛，像一头猛狮，随手拍着茶几，一下从沙发里跳起，高声说：“我就不去！”接着又吼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大哭大叫了。她嘶哑着嗓子：“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是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会开不下去，周总理只好宣布散会。
对于陶铸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江青怀恨在心。江青授意关锋用给她写信的形式，诬告陶铸。
1966年11月27日，关锋果然写信给江青，攻击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还列举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
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在这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也调来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由于工作过分劳累，他的肝炎病更重了，加上常遭江青一伙人的围攻，身体一天天坏下去。陶铸出于对王任重的关心，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调王任重回中南休息养病。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8）
1969年10月18日夜晚，身患胰腺癌的陶铸，在病痛的严重折磨下，被一架专机送到合肥。但他的亲密伴侣曾志却不准与他同行照顾，反被发配到广东农村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他唯一的女儿陶斯亮也被流放大西北。一家骨肉三口人，在他临死前都没能见过一面！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陶铸被折磨死在合肥市一间不见阳光的黑屋里。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大眼睛，仍然圆睁着，不肯闭目！
他的遗容没有修整，他的遗体没有覆盖红旗……
他的遗体用一床白布裹着，迎着哀号的寒风，在火焰里化为灰烬！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40多年的钢铁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BT1〗第七章〓啊！红卫兵
1966年的夏天，首都东西长安街的柏油路晒软了。匆匆行进的燥动人群里，大都是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生。这些血气方刚、幼稚的年轻人，到处大喊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毛泽东在武汉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汹涌彭湃的洪流里，红卫兵起初像搏斗在暴雨中的海燕，继之就被野心家转化为极左路线驱使的犬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蒙骗操纵的工具。他们“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到处横冲直撞，施虐天下；最后淹没消亡在自相残杀的武斗中，殉葬在一幕幕血与火的历史悲剧里！
“造反”的产儿
笔者访问过许多红卫兵。包括所谓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尽管他们各人的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
红卫兵组织是“造反有理”的产儿。
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在一代青少年头脑中的反映。
红卫兵是左倾的观念在组织上的体现。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所谓“火红的年代”。
请看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北京清华附中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1986年第10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在这篇自述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卜大华这样描述着诞生红卫兵的历史社会环境：
“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卜大华的分析和反思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的实际。六十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在一代青少年中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阶级斗争的烙印。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到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学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五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绝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话剧来。”
5月29日夜晚，卜大华等清华附中十多位同学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废墟上，决心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红卫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
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保卫党中央，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张大字报末尾署名红卫兵的后面，有一百多个同学签了名。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大字报一贴出去，震动了工作组和全体师生，工作组非常紧张，问青年学生对“造反”二字如何解释？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
卜大华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篇评论文章，文内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从此，“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切活动的理论基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1）
7月2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明确宣布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压制学生，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
而在此前，所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却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一度被勒令解散。
不屈服压力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恐怕第一张大字报阐述得不清楚，决定再写一篇大字报。于是就有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27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同前两论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华丽的词藻，并且说：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红卫兵感到有压力。但卜大华等人反复琢磨，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
于是，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把“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复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小将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
毛泽东在信中说：红卫兵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在信中同时指出：“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信，在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第二个文件广为散发。在这封《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还附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两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