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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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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者们召见到钓鱼台,并给他们看了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时,这些年青人惊喜万分。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天安门上的接见    
    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他们成群结队涌向清华附中去看大字报,并纷纷署名红卫兵写大字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热烈支持。    
    一些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北大附中、八一学校、地质学院附中、北京市25中等学校,为了区别八月以后一哄而起的红卫兵,自称是老红卫兵。    
    8月17日,毛泽东为鼓励北大造反的学生,给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刊名。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热潮中的革命师生。8月2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    
    真正的高潮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和师生。    
    这天,天不亮,各学校的学生和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到天安门广场。    
    这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同许多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天,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带着兴奋激动而严肃的表情,从东侧走向西侧,俯视着欢腾的人海,频频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笔者站在金水桥边,目击了动人的情景。    
    在天安门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毛泽东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回身要走时,却被毛泽东叫住了,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回答说:“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    
    女学生点点头:“是”。并伸手在手心写了一遍。毛泽东笑着对她说:“要武嘛!”女学生当天改名“要武”。第二天,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为什么改名“要武”的短文。    
    从这天起,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即使是旧军装,也都成了那个时代最时兴的时装。    
    8月19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出通栏大标题新闻:《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新华社在这条长篇新闻里写道:    
    “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头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新闻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看到百万群众的动人场面,心情很激动。他对并肩站在天安门上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数十万红卫兵挥舞着红色《毛主席语录》,像是一片烈火在燃烧。    
    清华附中学生周晓春跳着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把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看作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使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处处受到抵制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可以说,红卫兵的出现,真正开创了毛泽东希望出现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天下大乱”的新局面。    
    毛泽东从接见红卫兵和师生的狂热场面里,看到这些被称为“勇敢的闯将”的青少年,是一支可依赖的“革命造反”的突击力量。为了使他们能在更大范围内“造反”,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他曾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达一千多万人,使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    
    周恩来怕来京串联的人太多,把铁路大动脉搞乱,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关系?不要紧,都要让来,管饭,乱就乱一阵!    
    “向旧世界宣战”    
    “8·18”大会上,党内第二号人物、居于副统帅地位的林彪,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上,首次发表了煽动打倒一切的讲话。他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在这里林彪连着讲了要打倒的几个“一切”!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2)

    接着,他又号召“展开猛烈的进攻。”他说:“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的讲话,经过了毛泽东审阅。    
    林彪相继在8月31日、9月15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和青少年,冲破一切阻力,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说: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当红卫兵从校园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开始大规模破坏的时候,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再表示:“坚决支持你们!”他鼓励说:“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好,做得好!”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对这种“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的对旧世界、旧思想的批判”,错误地美化为“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说什么“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认为经过空前广大的批判运动,“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动听的预言,狂热的煽动,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    
    7月,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有人贴出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的还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辩论血统论时,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指出身好的)学生歧视、污辱、斗争“黑五类”(指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件。红卫兵运动出现了分裂。    
    8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全是“旧世界”。“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大字报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裤不穿!……”    
    紧接而来的,是红卫兵在大街上拦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许多妇女被戏弄、侮辱。她们穿的各色裙子、窄裤管也被剪开。街头一片混乱。绣着精美图案的传统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里,纵火焚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红色风暴越刮越烈。8月20日开始,蜂拥街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造反歌,到处打、砸、抢,刷标语、贴传单、贴大字报……    
    8月23日夜,一个红卫兵组织竟然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解散。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召开40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将前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挂了70多年的招牌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砸了招牌以后,改名北京烤鸭店。    
    有一批红卫兵,竟然勒令改变首都交通的红绿灯。他们认为红是革命,只准红灯通行,绿是反革命,禁止通行。    
    天真的青少年们,以为只要这么一改,这可以同传统的旧观念“彻底决裂”,就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中央报刊电台对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极左盲目行动,不去说服引导,反而火上加油,倍加称赞。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一文中,高度评价、歌颂红卫兵的造反。人民日报8月23日还同在一版,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配合新华社22日播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闻,鼓舞红卫兵更加走向极端。    
    1966年9、10月,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西安、太原等地的造反派在“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有的游行示威群众把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听秘书念各地区来的“快报”,马上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毛泽东当夜就把文件批退回来。他在林彪批的纸上写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1958年9月被打开的时候,笔者同其他记者曾一块进入这座“地下宫殿”参观。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13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但是到了1966年8月,定陵的造反派却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灾难遍及全国各地。闻名世界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被砸去了头颅。一向被中国人尊为始祖的湖南炎帝陵全部遭到破坏。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合肥,一千多年来人们年年祭扫保护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3)

    北师大的红卫兵,南下山东曲阜“砸孔庙”。1966年11月间,在孔子故乡毁坏文物6000余件,砸烂历代石碑1000多块,烧毁古书2700册,字画900多轴。    
    许多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产党的老干部,被称为牛鬼蛇神,遭到打骂和抄家。据北京市不完全统计,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2600多户。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投湖自尽,终年67岁。著名国画家徐悲鸿把全部画卷捐献国家,即使这样,他的家也被抄了60多次。著名画师刘海粟,家居南京,被抄了24次,什么东西都抄走了。1980年,他在一张清单上写着:“一件鎏金古董作价15元,一只钻石戒指作价35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瓷器20多件,宋、元、明、清以及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上海抄家规模遍及大街里弄小巷。据不完全统计,被红卫兵抄家的84222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巴金,从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他的家。他的夫人萧珊为保护他,到派出所报警,民警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同巴金一起关进马桶间里。后来,她和巴金都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扫马路。她在疾病的折磨下,死于“流着血和泪的日子”。    
    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将军和老干部,不甘忍受侮辱,用他们被迫的自杀,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结束了倔强的生命。他们之中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辰、范长江、金仲华、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等等。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因病得不到治疗,被活活折磨致死。    
    中外知名作家冰心,被民族学院造反派描绘成“吸血鬼”。这位年过60岁的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烈日,到文联大楼去扫厕所。面对灾难和恐怖,她沉着、冷静。即使是在被批斗的时刻,她仍表情坚强而宁静。她手拿一本英语小词典,一个人沉湎于念英语单词,像尊洁白的女神伫立在“红海洋”中。    
    冰心原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51年和丈夫吴文藻一同回国。红卫兵批斗冰心时,强迫要她交待:解放初你为什么回国?是不是受什么人派遣?对此,冰心总是从容地回答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人们称为语言艺术大师。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文艺黑线的一面大黑旗等五顶大帽子,逼迫赵树理承认,赵树理拒不承认。    
    造反派“啪”地一掌朝赵树理打来:“赵树理!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树理想了一想,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打手更火了,又“啪”地一个耳光:“你再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向赵树理打来:“胡说!”    
    赵树理说:“不对?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另一个打手又给赵树理一个耳光。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还是……”    
    几个打手高声喝住赵树理:    
    “住口!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赵树理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种呢!”    
    赵树理的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嗜血者的讽刺和嘲笑!    
    在“矫枉必须过正”和“造反有理”的思想指导下,发生许多起打砸抢抄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鼓吹打人。他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他还提倡:“民兵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在谢富治怂恿下,大兴县8月27日至9月1日,在13个人民公社、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在这次目无法纪的乱打乱杀事件中,据北京日报《宣传手册》记载,“死者最大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市委发现后,很快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里,公然赞扬乱揪乱打。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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