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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为宣扬“红卫兵的功勋”，1967年6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这是根据林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而举办的。
笔者接到通知，仔细参观了展览会展示的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等各部分图片和实物，真可谓“战果辉煌，琳琅满目”。其中仅是拳头大的金元宝就有数十个。据1987年报纸公布的材料，仅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就抄走黄金10．3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
全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里。当人们感到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的人家，由于惊恐害怕，为了保全性命，把本来不是“四旧”的文物、财物，也悄悄地“自我销毁”了。这种秘密销毁的社会财富，数量之大，更是无法计算的。
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笔者两件事。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是经营中药材的乐家老店的后代。这家从明代起经营名贵中药的大商家，贮藏许多名贵药材，其中犀牛角图章就有几十个。乐家一位女婿说：“文革”风暴一来，他亲自把一抽斗犀牛角图章，全都倒进粪坑里了！
琉璃厂什坊街的“怀古斋”，是家著名的老古玩店，库藏有大量宋、元以来的古玩瓷器。这些造型美观、玲珑剔透的青瓶大盘，如今却成了店主人消灭的对象。每当夜深人静时刻，家里人都要偷偷将青瓷器砸碎，一连七夜，把“无价之宝”当成垃圾倒掉。
“西纠”的崛起
在红卫兵狂热的浪潮里，在人心惶惶的日子里，红卫兵内部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长期受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青年学生，面对天天发生的打、砸、抢、抄事件，面对广大群众的抵制、恐惧和不满，他们开始问自己：难道乱打乱砸就叫革命行动？一心保卫红色江山的好人为什么被打倒了？革命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判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渐渐从“造反有理”的迷惑下觉醒过来，对动荡混乱的局面，对无法无天的过火行动不满起来，厌恶了。
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4）
8月27日，由清华附中署名的《红卫兵战报》，发表了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
1966年8月，首都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共同协商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西纠”，在其活动的短短一个多月中，从8月底到9月底，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这些通令，针对社会上的具体情况，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武斗、体罚，以至保护民主人士，接待外宾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
周恩来总理对“西纠”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快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
他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西纠”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行动（也曾有过火行动），以及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多群众参加运动的倾向，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西纠”遭到江青一伙的残酷镇压。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江青叫嚷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她说，“西纠”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扑灭革命造反烈火的消防队。江青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同志是“西纠”干坏事的黑后台，叫嚷：“周荣鑫就是西城纠察队的高参，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看看！”
周荣鑫被点名走到前台示众了。
江青如此仇恨周荣鑫，是因周荣鑫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千方百计保护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一次，一位部长被某学院学生揪走，穿着演京剧的蟒袍玉带，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周荣鑫闻讯赶到会场，同学生们谈判五六个小时，终于把这位部长解救了出来。
“西纠”成员陆续被投入监狱，受到逼供。
“联动”的斗争
“西纠”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勇于探索真理的一部分红卫兵，继续坚持斗争。
1979年3月21日下午，笔者撰写的披露“二月逆流”真相的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有几位参加“联动”的老红卫兵，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他们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在怀仁堂斗争中对“联动”的支持，并激情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们的斗争和遭遇。
几位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八一学校等18所中学红卫兵的20多个负责人。这些血气方刚、思想纯真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代表，热烈讨论着形势问题。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什么意见提不得？”
“现在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联合组织叫什么名字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诞生了。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的同学，归纳大家的意见，起草成立宣言。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这天，“联动”为扩大声势，成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跑进京城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的讲话”，“坚决反对资反路线新的表现形式”。北京工学院附中的同学还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12月7日，廖承志在民族宫主持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筹备会。以左派自居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代表，提出联欢活动应由他们独揽。“联动”代表不同意他们独揽，并把“三司”代表轰了出去。
会上，廖承志用自己的经历，深情地鼓励同学说：“你们要懂得做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的时候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是一直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接见外宾。”
廖承志的肺腑之言，教育了青年，但却遭到江青的斥责。12月9日，她在有周恩来出席的中南海小礼堂会议上，首先发难逼着廖承志检讨。12月16日，她在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斥骂联动“保爹保妈，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12月26日，“联动”代表在北京展览馆开会。群情激愤中宣读批判中央文革的传单，高呼“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联动四处活动，很快同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四五百名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联系。他们以“四大”作武器，向中央文革开火，公开贴出向中央文革和向江青质疑的大字报。
“联动”的行动激怒了中央文革。1967年1月17日，江青、陈伯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等，调动13个大专院校的一万多人，调动三辆消防车，把石油学院附中地下室灌满水，砸抄“联动”。接着又包围北大附中等校的“联动”学生。1月25日，谢富治又指挥大批警察，包围八一学校，捣毁教室，拔掉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先后逮捕卜大华、马小军等139人，关进半步桥第一监狱。清明节这天，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的“联动”红卫兵，又遭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逮捕。
大串联和新长征
伴随着造反热潮，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铺天盖地之势，冲击着每个角落，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汹涌澎湃的“不实之词”，像洪水泛滥一样淹没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社会的风气，成为一些人随意诬陷打倒别人、篡夺权力的工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达到“天下大乱”，毛泽东提倡运用“大民主”。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动员各地学生大闹北京。他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学生，在中央报刊舆论的鼓动下，效法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纷纷炮打各省市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发生了骚动。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进行了压制。这样就更加深化了各地领导与学生的矛盾，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学生纷纷前来北京告状，“请党中央毛主席评理”。
天津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压，徒步到北京取经。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呼口号，唱歌曲，向北京进发。中央文革小组闻讯，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迎来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回想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情景，学生们特地起名“8·13”红卫兵。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5）
各地上访串联的学生，云集北京。8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筹划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支持大串联。他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费，由国家财政支出。
从此，全国兴起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
从此，全国各地成千成万的红卫兵，像奔腾的海潮涌向北京、井冈山、韶山和大寨。在天寒地冻、缺粮缺被的日子里，拥上井冈山的10万红卫兵，不得不靠军队紧急空投大饼、衣服、毯子，才解救下山。
鉴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徒步行军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
笔者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看见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我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
红卫兵怀着好奇和梦幻，游荡在祖国大地。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红卫兵，同他的伙伴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北京。路上，他们一路向群众赠送毛主席语录。当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时，他们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战友，又忍着饥饿前进了。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两个红卫兵，背着老乡送给他们的饼子、锅巴、炒面，越过黄河，爬上吕梁山。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
许多红卫兵，一路走，一路进行着不同观点的大辩论。一位来自西安的红卫兵说，他的哥哥在火车上同另一红卫兵辩论，对方用水果刀刺进哥哥的喉咙，顿时流血不止。当他俩就近下火车走进医院时，哥哥已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弟弟不要照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见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他们在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住吃、游玩、坐车一律免费优待。每个红卫兵都把能见到毛主席，看作一生最大的幸福，载入个人成长的史册。
通过大串联，掀起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化毛泽东的红海洋里，毛泽东思想被一些野心家吹捧成宗教、信条。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印制、佩带毛泽东纪念章，到处竖立毛泽东巨大塑像。许多单位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形式主义风行全国。
对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一方面对斯诺说：“讨嫌！”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推波助澜。
周恩来对个人崇拜是做过抵制的。1968年12月，周恩来为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状态，经毛泽东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时，针对林彪、江青搞的形式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当他听到有关部门要再调5000吨铝去制作毛主席纪念章时，立即加以制止。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口袋装着《毛主席语录》，成为狂热的浪潮。几乎人人都有小红书，几乎人人都有毛泽东像章。“语录”和“像章”，不仅成了“突出政治”的“三忠于”的标志，而且也成了日常交往的礼物和风尚。各色各样的像章，精彩夺目，大的、小的、夜光的、塑料的、铝合金的，到处流传交易。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等告诉笔者，叶群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曾多次化装到北京街头进行像章交易，有时竟像“抢”一样，把像章弄到手。她把收集的一万枚不同样式的像章（包括他人赠送的），放在精制的木盒里，准备在毛泽东73岁寿辰这天，赠送给毛泽东。
夺权引起武斗
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的红卫兵，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同观点的两派，争相夺权，内战烟火由此而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大乱，群众组织中出现了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广大干部党员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火做法感到困惑，不理解。昔日的革命干部，为什么转眼间变成了革命对象？绝大多数人对运动持观望、抵触态度。为克服这种阻力，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解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16日下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狂热地歌颂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他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归纳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
10月25日，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10月28日晚，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提出：大串联徒步进行；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不准冲击解放军；不能干扰法院、监狱、公安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不应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