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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信林彪的谣言诬陷，加深了对罗瑞卿的不满，甚至政治上怀疑罗瑞卿会“搞政变”，而这正合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论断。因之，他没有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断然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给林彪写信，编造诬陷罗瑞卿的材料。信中说：
〖HTK〗“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笔者按：指罗瑞卿）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特别是你提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搞了些伪装。……直到今年7、8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他不仅骄傲懒散，根本瞧不起军委常委的其他同志，而且对你有反感，竟然还想在文中造成和你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你的形势。”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3）
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接到诬告信后，于1965年11月30日，立即要叶群带着这位副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的9件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吴法宪派的飞机到杭州，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林彪在信中写到：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叶群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杭州之行后，还谈到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折中主义的批语，说这既是对1965年11月18日林彪来信的答复，又是对叶群到杭州汇报的书面答复。毛泽东信中说的“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指的正是罗瑞卿。
深刻的分歧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长期并肩战斗。长征中，林彪任红军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提议调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两人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曾经有过较好的感情。
罗瑞卿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斗争：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他那高大强健的体魄，惊人的精力，出色的工作，深受上下级的爱戴。林彪曾经期望借助罗瑞卿的才华和魄力，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对他又拉又打。
但是，罗瑞卿是个正派人。他坚持原则，不信鬼，不信邪，不看林彪眼色行事，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起初林彪对罗瑞卿越过他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心里不满意，但又不说出口。这些年来，他因身体不好，经常外出养病，不在北京。后来，他发现罗瑞卿与贺龙元帅关系不错，进一步对罗瑞卿产生了猜忌。
罗瑞卿对叶群这个被称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十分看不惯。50年代部队评军衔，叶群伸手要评大校。罗瑞卿没买她的账，认为她在军队没多做工作，因此，只给她评为上校。叶群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林彪提倡“突出政治”，实际上就是突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主观意志，是毛泽东倡导的左的“政治挂帅”的新发展。1965年11月，林彪在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指示时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的这些过分赞誉毛泽东的话，在一个时期内，深得毛泽东的喜欢。他多次表扬林彪，认为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说，那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在毛泽东鼓励支持下，“突出政治”像狂风似的刮遍全国。是否突出政治，不仅成了辨别提拔干部的标志，也成了打倒所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棍子。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遭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同志的反对。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说：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罗瑞卿对“突出政治”，搞个人崇拜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5年6月，在讨论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再版所写的前言时，罗瑞卿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罗瑞卿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讲，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
实践证明，罗瑞卿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66年7月也说，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这类提法了。
罗瑞卿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群众性的练兵运动。1964年开展“大比武”，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先后13次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推动军事训练，显著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
但是，林彪却诬陷1964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说什么“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罗瑞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统一，针对林彪的谬论，指出：“不能乱冲一气”。“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他说：“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他认为，1964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不能因为练兵中出现一点毛病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林彪得知这些情况，对罗瑞卿更为不满了。一次林彪刚从外地回京，立即打电话叫罗瑞卿来见他。当时罗瑞卿正在开会，回话说：“知道了，待会儿我就去。”
林彪听完秘书汇报，气得大拍桌子，急得在屋里直转圈子。他突然停下来，抓起一张白纸写道：
“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4）
1965年，林彪要把“突出政治”的“指示”印发到部队中去，并且提出要在前言中标榜他的老婆叶群如何发现了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罗瑞卿认为这样不好，坚决删去了当时在军队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叶群的名字。对此，林彪十分恼火。在林彪看来，罗瑞卿越来越不听话了，骄傲了，开始在工作中寻找机会刁难罗瑞卿，给他脸色看、小鞋穿了。
1965年5月，在一次作战会议上，经有关同志议定，要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指责罗瑞卿超越了他，说罗“搞背后活动”，逼令罗“在什么范围活动的就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
事后，林彪又指使他老婆叶群拉拢罗瑞卿。叶群说，林彪只是对最亲密的人才发脾气，要他不要介意；还说林彪那时身体不好，要不是罗瑞卿，军队不会出现当时那样的局面。
林彪还诬蔑罗瑞卿“封锁”他，不给他送文件。1965年5月2日，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同乘飞机到上海，看望病危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天晚上，罗瑞卿也去看望了林彪。
5月3日傍晚，罗瑞卿同杨成武在驻地花园散步时，坦率地对杨说，昨天晚上林彪批评了他，向他人发脾气。
林彪说，罗瑞卿“封锁”了他，不给送文件。又说，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说明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提毛泽东、刘少奇，没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其他老帅。
林彪还批评罗瑞卿独断独行，不向他汇报工作。又说对他搞“突然袭击”，是存心“折磨我这个病人”。
如何处理和林彪的关系，成了罗瑞卿工作中很感头痛的问题。他有时按林彪规定时间去汇报工作，林彪常以病为借口，拖延不见。若是直接去了，又说对他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对于这种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在《我的父亲与林彪》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突然袭击……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又说故意搞疲劳战术，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林彪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
死无对证的“四条”
郝治平回忆说，林彪要整罗瑞卿是早有预谋的。1962年，林彪为拉总参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要肖向荣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肖向荣感到有问题，不便单独去，就说：
“你俩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总参谋长，怎么叫我汇报哪？”
林彪气愤地骂肖向荣：你真蠢！
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后，林彪要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林彪说，空军是个肥肉，你当司令员，这是个实权不能丢。林彪还将吴法宪由六级提升为五级。为此，叶群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胖子，林总多关心你呀！
毛泽东点名要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军队负责人的叶群，从苏州直赶到上海开会，并且点名要叶群发言。
叶群一到上海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到上海开会。
吴法宪到达上海叶群住处时，恰好正碰上总参作战部某副部长从她的屋子里出来。吴法宪刚进门，叶群就板着脸孔，要他揭发罗长子的问题。她告诉吴，林彪说，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彪，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发言不但应该作自我批评，而且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也交待出来，以表示你真正同罗瑞卿划清界限。
叶群的话，吓得吴法宪连声说：请报告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长子划清界限。
叶群当即告诉吴一些材料，供吴在会上发言：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的“突出政治”，海军揭发很多材料，送给了林彪，罗长子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二、我到杭州去向毛主席汇报，就是用海军揭发的材料，给毛主席看了原文；三、罗长子和郝治平两人到苏州搞突然袭击，要见林彪和我，事先没有通知，突如其来，使林彪很紧张。我们故意躲起来不见，使罗长子扑了个空；四、刘亚楼病重期间，向我（叶群）谈罗长子给他讲了四条，即林彪身体不好，应该让别人干，林彪可以退休，可以少管中央的事情，军委的事情交给别人管。
叶群进一步向吴法宪交底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要解决罗的问题。
吴法宪再次感谢林彪、叶群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告诉他这么多的材料。并表示一定在会上很好发言，向大家揭发，绝不辜负林、叶的期望。
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公审吴法宪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林彪的一条狗”。他确实丧失了道德和人性，如他自己所说的“以林彪的意志为意志”，在会上向罗瑞卿开炮了。
会议开始，吴法宪编在由邓小平总书记任组长的小组里。这个组包括总书记在内，都不知道罗瑞卿有什么反林彪的情况。开始没人发言。邓小平指着吴法宪说：听说吴法宪了解一些情况，你先讲讲嘛！
吴法宪的声音很小，作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发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5）
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找吴法宪谈话，核实情况。
叶群听说刘少奇、周恩来都找吴法宪个别谈话，很不放心。她怕吴有所变，特地来到锦江饭店北楼八层，来看吴法宪。
叶群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却成了上海会议的明星和主角。她连续作了三次长达近10个小时的发言，给会议投进了一颗重磅炸弹。
叶群沙哑着嗓子说：
“同志们，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来，没有作好准备，讲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
近年来，她总把“四清”蹲点，挂在嘴上，显示自己深入农村，深入群众。
“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率上报……”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把目光转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沾沾自喜地说：
“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1964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国庆节后，罗到家里来见林彪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彪同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
接着，叶群又信口开河，讲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生前转告她的所谓“四条意见”，希望她转告林彪。
这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退也要退。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二、要我好好保护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这一点就靠你们了；
三、今后林总不要再管军队的事情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四、部队的事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管。
叶群还诬陷说：“刘亚楼对我说，‘你如果办好了这些事，罗总长决不会亏待你的。’……这时林彪同志才说：‘罗长子是个野心家！’”
叶群怕谎言露马脚，发言后，立即指使吴法宪，一定咬住罗瑞卿的“四条意见”。吴法宪百依百顺，马上照办。他在一次会上，用手指着罗瑞卿，揭发说：“你罗瑞卿心怀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自己指挥军队做准备！你！你……”
12月25日，吴法宪写信给林彪说：
“罗瑞卿反林彪，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跑遍全国看地形，是准备将来自己指挥军队……”
叶群还指使海军政委李作鹏，以海军名义向林彪控告罗瑞卿。叶群在保密电话上说，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位休息。叶群说，罗正在组建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李作鹏当即表态说，请你转告林总，请他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李作鹏随即纠合几个人，在1965年11月27日联名写信给林彪说：“总之，我们怀疑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有阴谋活动的，是想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倒算。”
李作鹏把这份材料当作重型炮弹，带到上海会议上去了。
当时，在上海开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林彪、叶群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没有表态。刘少奇说：“未可置信”，陆定一说：“这真是奇闻！”
邓小平在上海会议结束前说：“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人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够不够，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
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邓小平严肃而慎重地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