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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邓小平严肃而慎重地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对这次上海会议，郝治平回忆说：16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对罗瑞卿问题，主席还说：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叶群、吴法宪慌了手脚。叶群立即指使吴法宪，要他逼迫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证明。
翟云英说，她当时满脑子都集中在刘亚楼的病上，根本没有听说过所谓“四条意见”，也没有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过“四个指头”。
吴法宪鉴于翟云英不肯为他写伪证，就对她下毒手。“文化大革命”开始，多次批斗翟云英，说她关键时刻不站在林彪一边，把她打成“反革命”。
“面对面的斗争”
上海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只“背对背”揭发，没有做出政治和组织结论。
作为上海会议的继续，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由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第一次检讨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他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他说：
“至于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同志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但请党严格审查。我坚决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这实际上，否定了对他所谓“野心家”的指责。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6）
从3月12日至16日，相继有35人发言。这些发言，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许多同志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夸大其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有的看风转舵，有的人身攻击，批判步步升级，给罗瑞卿戴上反党、反毛主席、“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等大帽子。
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要求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大区中央局及一些军区派人参加。到会人数由42人增至95人。
面对扑来的政治风暴，罗瑞卿要求核实材料，反对“凭猜测作结论”。这本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但却被看作是“进行反扑，准备翻案”，完全剥夺了他申辩的自由。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不堪忍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他宁可骨肉迸裂，也不向邪恶的权势低头，用他的死来抗争，来呼唤。他给夫人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将军写下这份绝命书，放在抽屉里，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轻手轻脚地踏上住地通往楼顶的楼梯。
3月18日，在战火里九死一生的将军，以他刚烈的性格，高度的自尊，昂着头，跳下楼，扑向大地，自戕……
但是，他没有死，他摔伤了左腿，死神又一次从他身旁晃了过去。
对此，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瑞卿同志确实以死抗争过。……在瑞卿同志看来，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理想和信仰。”
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单独和联合发言86篇。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发言都是违心的，顺大流的。
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彭真同志，敢于顶歪风，仗义执言，为罗瑞卿伸张正义。
彭真要求大家，只讲站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他说，绝不能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十分。
彭真针对会议表现的过激情绪，指出：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和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一样。
彭真在讨论工作小组就罗瑞卿问题向中央写报告时，尖锐地提出质疑：“这些结论，合乎不合乎事实，事实的根据够不够？”
历史证明彭真的预言是正确的，但他却无力扭转当时的局势。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且加了按语。指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按照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此以前，在上海会议时，罗瑞卿即已被调离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林彪通过整倒罗瑞卿，扫清了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增添了用造谣诬陷手段整人的又一恶劣事例。
心脏还在跳动
罗瑞卿及其老人、妻子和7个儿女共11口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罗瑞卿本人被关押了近7个年头。但是，他始终保持铮铮气节，从不向林彪、江青一伙的淫威屈服。
1966年12月24日这天，将军坐在柳条筐里被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里，同肖向荣、梁必业将军等一起接受红卫兵的批斗、示众。叶群化装成红卫兵，戴着大口罩，挤在19号看台上，观看着野蛮的血腥的批斗。
罗瑞卿被抬进会场。一滴滴血，从罗瑞卿受伤的左腿上，渗过柳条筐滴出来，从门口一直滴到主席台下边。将军不堪忍受侮辱，在喧天的狂叫中，他昂着头，挣扎着从筐子里站起来。筐子翻倒了，他高大的身躯，随着惨重地摔倒在地上。
正在这时，夫人郝治平也被撕扯着头发押来，站在他的旁边。她见到有两个人拿着照相机走来，不堪忍受这种侮辱，低着头不肯让他们拍照。
将军凛然地大喊一声：“抬起头来，让他们照！”两人眼睛里喷射怒火，仰起高昂的头颅……
林彪、江青一伙叫嚣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一次次拖延对罗瑞卿左腿的治疗。1968年8月3日，吴法宪接到专案组关于罗瑞卿需要作手术的报告后，立即向叶群汇报。8月4日，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
“林彪不同意。到现在罗没有搞到什么材料，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现在不能动手术。”
吴法宪当即指示专案组：“对罗要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把手术推迟到秋凉进行。”
罗瑞卿被改为“郝少平”的假名，被推上手术台，锯断了胫骨，去掉了股骨头，造成了终身残疾。住院期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仍一次次拉他去批斗。
病房变成了审讯室。专案组一次次审问他：“你是不是假党员”？“你要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
他再也按压不住心底的愤怒，提起尿壶向审讯者扔了过去。
1966年，在罗瑞卿初遭迫害的时候，罗瑞卿流着热泪对妻子说：
“长征时，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解放后，我当过公安部长。我长期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
1958年，毛泽东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经过调查，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罗瑞卿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他竟以50岁的年纪，刻苦学会了游泳。当他把这件事向专案组说明时，却被他们斥之为“反攻倒算”。
罗瑞卿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忍受着数不清的磨难，忍受着锯掉腿的痛苦，以惊人的生命力，燃烧着生的希望，终于盼来了黎明。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任命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以72岁高龄，以久病伤残之身，勇于肩负起秘书长的重任。他坐轮椅，扶手杖，下基层，到连队，下坑道，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他豪迈地说：
“72岁我要当27岁来过，一条腿我也要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1978年7月18日，罗瑞卿到联邦德国治腿。同年8月3日，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1）
迷雾里的北京
1965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小道消息传出了隆隆的雷声。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前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着。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彭真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吴晗说：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这位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是山西省曲沃县人，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里，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协助刘少奇领导了北京的“12·9”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与领导了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北京解放后，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达17年，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彭真的肺腑之言，使吴晗十分感动。
彭真送走吴晗以后，处理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志总编辑邓拓请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
彭真问：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你清楚吗？
邓拓一派学者风度，宽厚和善的面容，总带着微笑。听到彭真一问，当即如实地说：吴晗同志听到风声，说有人要组织文章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彭真“哦”了一声，问：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
“又是她！”彭真沉思着。
邓拓进一步补充说：“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有的人没有答应。听说，她到上海活动找人写文章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注视着邓拓：“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个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再说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这又错在哪里？我说的对不对，邓拓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充满信心地说：“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上头的“来头”
邓拓心里很清楚这种来自上头的“来头”。
1957年邓拓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在反右派斗争里，早尝过“来头”的苦头。
笔者熟悉邓拓。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对笔者谈到了很多……
邓拓是个学者、诗人，是个政治上坚强、思维敏捷、逻辑严谨的人。可是，在那政治风云多变的年代里，却偏偏受到“来头”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死人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收板凳折旧费”等等。1958年后，邓拓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联想到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从批判吴晗的“来头”里已经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难忘的1959年。
这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中工农业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指标，也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毛泽东批评这种风气说，“大跃进”中，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下来的。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说，有个别同志怕鬼，不敢讲真话，有些高级干部怕失掉选票，没有这种勇气。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他并且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
海瑞是我国明代著名清官，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敢讲真话，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被人称为“南包公”。他上书批评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关心政事，大兴土木，吃喝玩乐，荒淫无耻，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上书前就准备被杀头，买好了棺材，同妻子家人告别。后来海瑞被关进监狱，但知道嘉靖死了时，还大哭一场，把吃的饭菜都吐了。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对嘉靖皇帝攻击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不仅把《明史》推荐给彭德怀看，而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2）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他请吴晗来到家里，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现在缺少海瑞等。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吴晗是浙江省义乌人，1909年出生，22岁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28岁在云南大学任教授，31岁任国立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3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6年到清华大学后，以学者、教授身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1948年11月他和夫人袁震一同到了党中央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了毛泽东。
北京解放后，吴晗当选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195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同党和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胡乔木谈话后，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并用刘勉之的笔名，刊登于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两个多月。
同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胡乔木修改这篇文章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吴晗为了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把文章又作了修改。
他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文章指出：“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1960年，吴晗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写成大型历史剧《海瑞》。在修改第七稿时，吴晗的老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吴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大笔一挥，在封面《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