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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一“支左”认识，排除“支左”中的混乱，中央军委于1967年3月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吹捧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而对于“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两条命令
4月6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布强调爱民的“十条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等。一些曾被军队支持的组织，对十条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是给反军派打气。尽管如此，十条命令还是缓和了军队和群众组织的矛盾。许多“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指示，进行自我检讨，转变“支左”方向，“掉转屁股”，受到造反派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枪杆子下的“革命”（2）
政治风云的“反复”、突变和“走向反面”，使许多“支左”人员感到困惑。许多地方的“支左”工作，在“转弯”中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四川、广东、福建、河南等省市的“支左”部队，相继发表声明，否定前一阶段的“支左”工作。这样，正如毛泽东说，弄得“支左”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
许多“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卷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纠纷，“支左”又变成了支派。驻山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在青岛夺权以后，一开始并没有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却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后来，康生直接插手山东，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山东“支左”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支左”部队被迫公开检讨。
“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等机关都普遍实行了军事管制，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军事机关甚至也被实行了军事管制。例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许多军事院校都曾经实行过军事管制。
9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中央报刊相继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两派“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10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党、政、军的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管党、政、军。又说，军管的时间不能太长，要过渡到“三结合”。
所谓“三结合”，即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这种以军人为主体的“三结合”，从党中央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一直延伸到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权力，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达到了最高峰。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2名是军人，超过半数。
在各省市，至1968年9月，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上将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等军队干部，分别担任20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达5193人。
这说明军队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领导权，不仅直接领导了各地的运动，而且介入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方面。军队“支左”人员成为“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实际执行者。在那些日子里，军装成为荣耀的标志，权威的象征。
鉴于各省市党政机构陆续恢复工作，1972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支左”部队撤出地方工作，“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在历时五年的风浪里，“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极其复杂的困难情况下，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混乱的局面，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减少了许多损失。对支撑全国大局，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支左”工作也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一位长期参加“支左”的同志，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们都是握枪杆子的，我们对干地方工作和群众组织都是很陌生的。尽管我们也曾进行拥政爱民工作，但在整体上，军与民是过着两种生活。“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声令下，我们都投入了“支左”。我们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也不了解“支左”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实际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一件件都迫使我们这些新的当权者来表态。盲人骑马，不能不犯错误啊。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纠纷和对立，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有些支左人员作风霸道，骄气傲气十足，有的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在革命的口号下，“瞎指挥”，干了不少傻事、错事，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损害了革命军人的形象和荣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啊！
1984年5月18日，《解放军报》在评论员文章《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文，引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问题的评价，同时也引用邓小平同志对“三支两军”的全面的评价。邓小平说：
“对‘三支两军’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很多坏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
评论员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战。‘文化大革命’的各派都是错误的。因此，‘三支两军’中的‘支左’是支派，不管支那一派都是错误的。”
草木皆兵
1967年6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张建旗等人，同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刘令凯等，联合起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
这个人数不多的反革命组织，总是在夜深入静之时，四处活动，张贴攻击诬陷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小字报。例如，《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等。有的还把周恩来与“王明路线”、“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这些错误活动，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6个院校的红卫兵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声明表示要与“5·16兵团”战斗到底。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各地来京的一千多个红卫兵代表，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5·16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5·16”，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的红卫兵代表。江青说：要拥护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揭露“5·16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枪杆子下的“革命”（3）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文章说：“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份材料称，为动员宣传好《评陶铸的两本书》，9月7日凌晨一时，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专门会议上，陈伯达、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等连续发表讲话。
戚本禹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是中央的重要战斗步骤。”
江青说：“这篇文章是个典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说：“这篇文章是从批陶铸到批‘5·16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5·16’是陶铸极‘左’的发展。”他要求各新闻单位，20日以后要大讲特讲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大讲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过国庆节。
江青的“9·5讲话”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向“5·16”发起总攻的信号弹。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9·5讲话”。一时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纷纷举行集会和座谈会，讨论揭发所谓“5·16”的罪行。
9月1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党委及对外文委等代表，有一篇长篇谈话。他严厉批评姚登山：“我看你有些昏昏然，你干扰了外交部的行动，你到处做报告”，“我那天病又犯了，连我的医生都看不过，要造你的反，你就坐在那儿看我，对我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周恩来在谈到“5·16”问题时说，姚文元文章说的很清楚，“5·16”是个反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接着，他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就是那些不准确的、错误的、不存在的关系。“5·16”说它有八个方面军是吓人的……它没这么多人，只是少数的小头头。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指出：第一，“5·16”不要扩大化，不要到处去抓“5·16”。……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不要给人戴“5·16”的帽子。群众是受蒙蔽的么！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5·16”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别的单位不要干涉，不要去管他……
周恩来在讲话中，清醒的估计了形势，正确的指出了方针。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抵制和反对。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央随即成立“5·16”专案领导小组，在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查“5·16”运动，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致使清查“5·16”集团的斗争，演变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组织的大混战，加剧了两派群众尖锐对立的派性斗争。
在此以前，1970年1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教育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这是继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肃反。《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命行为。”
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的《决定》，凡是有“三指向”言行的都定为“反革命”，定为“5·16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把在“三忠于”、“四无限”现代迷信里，说过错话，写过错字的人，都打成“现行反革命”、“5·16分子”，闹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尽管毛泽东强调：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但是由于清查工作是在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运动一开始，两派之间就相互你揪我、我揪你，相互攻击，相互指责对方为“5·16分子”，把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有些单位重复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号召“坦白交待”、“个别突破”，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群众，在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里，受到残酷的迫害。
在“全面内战”里，几乎人人都遭受整的“洗礼”。著名作家夏衍在“文革”中一直被“整”，但他处之泰然，并且对“人整人”的“混战”，以诗为乐曰：“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短诗，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许多是冤假错案。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另据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
“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竟达24．9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以上。江苏南京市是100多万人口的城市，抓“5·16”扩大化，竟抓了27万人。扬子江机械厂6000职工，有2000人被当作“5·16”分子抓了起来，占了三分之一。被抓的人，没一个说得出“5·16”是干什么的。许多机关干部连家属在内，都因涉及“5·16”问题，实行“连根拔”，强制到农村落户。
对清查“5·16”分子，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内，根据她个人的见闻，曾有以下记述：
“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个‘5·16’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5·16’，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二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这个单位“下干校1700人。已经揪出‘5·16’竟达到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5·16’抱有右倾思想！”
作家冯骥才在一篇《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的真实故事里，详细记述了云南某城市发生的事。
有一天，两派进行大联合谈判。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刊有毛主席照片的《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方发现了，立刻把这个头头戴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枪杆子下的“革命”（4）
还有一次，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公安局来查，认定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动标语。于是就在市委大院抓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孩子的爸爸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参加了一派。他们用各种办法吓唬女孩，要她承认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可是女孩死也不承认，后来，他们把小女孩弄到市委大院批斗，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们威胁女孩说，要枪毙她。“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可是女孩摇摇头，硬是不承认。
于是，就把女孩带到刑场上，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