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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把女孩带到刑场上，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猛然一阵枪响，女孩旁边的犯人，全都栽倒了。那个陪绑的八岁女孩，没有死，吓得昏倒在地！
人人过关
伴随着“清查5·16”，北京、上海等许多单位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
最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问题的是江青。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上海市马上响应江青的号召，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借用整党和反“右”倾的名义，采取各种方法，从机关干部和群众组织中揪出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漏网右派”、“假党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
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里指出，要“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根据这个批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内查外调”。对被造反派怀疑的一切干部和职工，都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国家为此投入巨大的资金和运输力量。成千上万的外调人员，为了微不足道的“疑点”，不远万里，爬山涉水，所获甚微。有不少外调人员借机会“公费旅行”，游山玩水。外调的所谓“特务”、“假党员”者，最终“查无其事”。
至于“内查”，更是花样百出。“群众路线”，变成了“群众专政”。在“一切经过群众”的口号下，非党员可以审查党员，普通机关人员可以审查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机关则搞什么“自报公议”，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会上汇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然后群起分析、批判、质疑，“从鸡蛋里挑骨头”，闹出许多笑话。
一位在苏北战场七战七捷战斗中负伤的老干部，伸出他断掉半截的手臂，沉痛的告诉笔者说：涟水战斗中，我担任主攻的营教导员，胳膊被敌人打断。造反派审查我，竟质问说，你既然受了重伤，怎么还能活着下来？我含着眼泪回答，我是被战友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呵！而造反派则怀疑我是逃跑的，为这件事，审查我两个月……
为在全国建立新秩序，在“全国一片红”和“斗、批、改”的活动中，广泛开展了“清队”运动。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给毛泽东。这个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笔者注：“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在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军宣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江青控制的“点”，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
5月19日，毛泽东在这个《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根据这个批示，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经验》材料介绍说，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在“毫不留情”的打击下，大搞逼供信，用所谓“攻心”战术，制造许多错案。材料介绍说，一个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女工，“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经验》转发以后，全国许多地区开展“清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当作“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局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受到立案审查的约占75％左右。许多努力工作的好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审查时，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连受审人员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祸及群众达一亿人。
闻名中外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为报效祖国从香港归国的乒乓球健将，荣获过世界冠军。他们在“清队运动”中都被怀疑是“特务”，遭到游斗、毒打，相继在1968年4、5、6月自杀。世界冠军容国团在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一些党的忠诚儿女，为捍卫真理，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共和国的枪口下！
他们之中，有人民英雄张志新！
他们之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遇罗克！
他们之中，有多次上书毛主席，在狱中写下许多读书笔记的忻元华！
这里，简略记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年轻姑娘丁祖晓的被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枪杆子下的“革命”（5）
1969年，林彪、江青集团强行推动的“三忠于”造神活动，遍布偏远的湘西农村。那时，家家升起“忠”字旗，户户挂起“忠”字匾，村村建起“忠”字碑。过去村里安放神龛的地方，现在一律变成了“语录台”。许多地方还把“三忠于”的“早请示”、“晚汇报”等五项“宗教”仪式，称为“五个第一”，每天上班前，下班前，吃饭前，睡觉前，要求早晚必做。伴随着这些“宗教”仪式，出现了大批冤案。
回乡高中知识青年丁祖晓发现，有些不识字的老实农民，因为背语录漏字掉字，说错一句话，喊错一句口号，就要挨批挨斗，或者游乡戴高帽。对这些愚昧的做法，她想不通。于是，她向姐姐丁祖霞谈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对“忠”的看法，写信给自治州委的机关报《团结报》。得不到答复，她又把信改写成七张传单，在1969年4月21日“九大”闭幕前夕，在大庸县城散发了。传单像一颗炸弹，震撼了县城。
忠诚、正直的丁祖晓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费工，而且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余的，甚至是害人的一种形式。”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把饭菜盛齐摆上，做了五个第一再吃，……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罗一层。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并非民心、民意。”
这封闪耀着正义光芒的信和传单，倾注着她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但是传单却变成了罪证。7月5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了。不久。她姐姐也被投入监狱。
1970年5月3日，她在最后一场审讯时慷慨陈词：
“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1970年5月8日，24岁的丁祖晓，为捍卫真理，血洒鹭湾的沙滩上！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的姑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1）
在历史的这面镜子前面，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是英雄的战士，还是人民的罪人？战斗的激流，时代的洪炉，会做出应有的答案。
这里记载的是动乱的年代里，老一辈革命家反抗左倾路线的一次正气凛然的斗争。
笔者访问了参加这次斗争的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
动乱的风暴
1967年2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两旁高大的建筑，以及偏远的四合小院，都搏斗在怒吼的狂风和严寒的袭击里。
情景是难忘的：沙尘迷漫着昏黄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在灰茫茫的苍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竖立结扎着苇席，张贴着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上的谎言、诬陷、谩骂，滔滔不尽……
马路上，乡村小道上，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几十人一伙，像狂澜奔涛一样，在全国的各地城市、乡村里游动着，串连着，进行着徒步“长征”。
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大串连的人群，满街急匆匆地拥挤着，奔走着。
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时而喊着打倒这个，时而喊着打倒那个，发出尖厉的怪声，飞也似地往来奔驰而过。
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口，拥挤着一群群人。有几个青年人，激烈地进行着辩论。北京饭店前边的空地上，一排站着八九个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的干部，他们手里举着“红宝书”，一边低头“请罪”，一边高喊“万岁！”
局势一天一天地更加混乱了。街道上，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口号声，批斗会的叫嚷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各种各样的新闻、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从这里到那里，人们部在窃窃议论……
“一月风暴”……
“二月兵变”……
这都是为什么呢？
像许多历史事件一样，人们是直到后来才了解真相的。
1967年春天的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四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大冤案，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即使在当时，人民也没有沉默，人们愤怒地诅咒它！坚信有一天，人民会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给以彻底清算！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中，在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大搏斗中，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他们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卫了人民，保卫了党。他们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英勇战斗，以“二月正流”的光辉名字，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灿烂的一页
这场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如何进行的？它的进程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78年12月间，我曾先后访问过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谷牧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熟悉这一斗争的同志。承蒙他们的指教，使我对党的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而这场斗争发生在1967年早春时节，绝非历史的偶然。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了！”
1978年11月29日上午9时，我走进谭震林同志的青砖住宅。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干将的谭震林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一边解着上衣，一边激动地在屋内踱着脚步。回忆，像火一样地在胸中燃烧着。
“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对革命的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都打倒？对人民解放军是搞乱了好还是稳定住好？这些都是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句话，这场所谓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应该依靠谁来革命？这些都是大问题啊！都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屡次争论的问题。”
谭震林同志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很早就投身了革命斗争。1928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曾经长期担任井冈山特委书记，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开创与坚持了湘赣边界的斗争。火热的长期的革命战争，磨练了他倔强的性格。当他一件件回朔着浮涌在眼前的许多事情时，沉重地说：
“1966年8月18日之后，红卫兵运动就愈来愈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偏离轨道，违犯党的路线政策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8·18”这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
惯于“当面念语录，背后下毒手”的林彪，面容苍白地站在播音器前，摇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对伫立在广场上的群众嚷着：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在红旗飞扬的人海里，在万头攒动的队列前面，林彪“打倒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喧叫声，在闷热的空气里震响着，越过高山、河流、平原，在祖国各地风也似的传开了。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老革命家和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2）
在险风恶浪中，老一辈革命家正气浩然地斗争着。1966年9月，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质问：
“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时，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
展开了总攻击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的要深，乱的要透！”
林彪、江青一伙到处狂叫着。凡是在他们看到“乱”的不够的地方，都得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夺权！夺权！夺权！
到处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夺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连工厂、企业的班组长也在被夺权之列。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给正被造反派围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阎红彦愤怒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随后，他即含恨自杀。
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也惨遭折磨迫害致死。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数十次被揪斗、审讯、拷打。面对着死的威胁，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斗争着。后来，当周恩来看到张霖之同志被活活鞭打致死的照片时，他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
很多省市党的负责人，如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微省委书记李葆华等，都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不知下落。
全国许多著名劳动模范也都遭到冲击。一些疯狂的“战斗队”，如狼似虎地向大庆油田冲去，妄图一刀砍倒大庆红旗。他们无耻诬蔑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经验是“吹”的，要把铁人王进喜打成“全国头号政治大扒手”……
一天，一些人在辩论会上叫嚷“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铁人虎地从地上站起，怒火满腔地甩掉身上的老羊皮袄，发出气壮山河的声音：
“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铁人被关进一间密室里。一群坏家伙手持皮鞭、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十大罪状”，强迫铁人签字。
“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
铁人昂然挺立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