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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8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面对面的搏斗
2月16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的陈毅，接着发言。他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揪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辩解，说“文革”小组经常讲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
李先念当即驳斥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6）
这次碰头会，江青又借故有病，没有参加。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全场只有谢富治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你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谢富治：“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笔者注：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当即质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他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这时，陈伯达也插话说：“我也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陈伯达，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1966年10月3日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集体讨论审查。
碰头会的当天晚上，陈毅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的正规一些，好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们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碰头会后，谭震林在2月17日，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在这封信中，慷慨悲愤地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话，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候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2月19日，林彪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批件和谭震林的信，批了几个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看了主席没有表态的批语，十分不满。他摇摇头，一气之下，把主席的批件揉成一团，丢在痰盂里。后来，林彪秘书偷偷将主席批的谭震林信件从痰盂里捞出来晒干，用浆糊修补、对好。
后来，林彪见到毛泽东谈起运件事，毛泽东说：江青哪能比武则天呢，她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恶人先告状
2月16日下午6时许，怀仁堂碰头会散会了。待其他人都已离开会场，姚文元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春桥、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
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一次。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碰碰情况。
王力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同乘一辆车，回到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张春桥、姚文元照着各自的记录讲，王力执笔，一条条地记下来。后来，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由王力抄清《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要点》。
张、姚、王三人带着整理的《要点》，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先由张春桥参考整理好的《要点》，讲了会议的情况，谈话中间，姚文元不断插话。
王力后来告诉笔者：江青听完碰头会情况，她的“病”立即好了。她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着三人的面，立即拿起电话，要主席秘书报告主席，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有重要情况向主席报告，务必请主席今晚接见他们。过一会，主席通知，当夜十点，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厅，是毛泽东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经常议事的地方。自从“文革”以来，连中南海也闹起来了，毛泽东和林彪只好搬进人民大会堂来办公。
毛泽东同三个人一边握手，一边问张春桥：你没有回上海？
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张春桥讲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7）
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再也不笑了。他立时恼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张春桥这时趁机诬告了周总理，说总理对13期《红旗》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生气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哟！”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
这时，毛泽东已心平气和了。王力见毛泽东态度有了变化，趁机汇报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王力又说：“请主席考虑，我认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后来看了这篇社论，写信给王力、关锋说，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查这篇社论。
陈毅在社论审查前，曾对王力说：“这篇文章好得很。只要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了。”（笔者注：2月23日，《红旗》第四期发表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说，经过半年多文化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
逼迫总理交权
张春桥等三人离开人民大会堂的当天深夜，又回到钓鱼台11号楼。向江青汇报了情况以及毛主席的讲话。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可以晚一天回上海，走前要同周总理谈一次话。”
2月17日下午，张春桥奉江青之命，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同周恩来谈话，逼迫总理向中央文革小组交党政大权。
张春桥刚同周恩来谈完话，随即邀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同他吃晚饭。在饭桌上，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我已同总理谈了话，谈了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讲了要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的问题。”
张春桥接着又说：“总理同意了，总理说，除主席决定要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外，日常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总理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从此以后，原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改成了国务院的碰头办公会。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也不再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块办公了。
在同一时间，王力把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以及江青的谈话等，向周恩来做了报告。
急风暴雨的袭击
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提出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他们敢于向陈伯达、康生一伙面对面地斗争，以正气压倒邪气，反映了亿万人民抗拒左倾错误的呼声，是一次坚持原则的抗争。但是，在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年代，老帅们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却犯了“禁忌”。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通知参加碰头会的全体同志开会。到会的有叶群（代表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会上，毛泽东对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的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严厉地加以斥责。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
这次会议，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去参加。
毛泽东对在场的叶群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我和林彪今天就走！
毛泽东凝视着这些在战争年代同他共过患难的战友，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说：把北京留给他们，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如此“震怒”，是因为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的发言，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可以允许纠正“文革”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他所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不允许老同志批评他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人。
最后，毛泽东宣布，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问题。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