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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被关进一间密室里。一群坏家伙手持皮鞭、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十大罪状”，强迫铁人签字。
“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
铁人昂然挺立着，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茫，大声吼着：
“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几个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
坏家伙们恶狼似的扑了上去。他们扒掉铁人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双脚踩在身上，拷打得他站不起来。
同井架的工人说：“你快走吧，铁人！”“到北京去，找总理去！”
狂澜中的砥柱
周恩来总理得悉铁人遭迫害，立即召见铁人到北京。
1967年1月8日这天，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了王进喜。铁人握着总理温暖的手，看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心潮翻腾，他有多少话要倾诉啊！总理浓眉下闪着锐利的目光，愤慨痛斥那些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阴谋家。周恩来用高昂的声音说：
“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红旗。”接着，总理严肃指出：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红旗！
这春雷似的声音，响遍大地，给了林彪和江青一伙当头痛击。总理亲切地把王进喜同志安排到中南海住宿。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像参天的大树，保护着许多革命的干部和民主人士。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议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用无数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能允许他们把党和国家搞垮吗？不，不能，决不能！”
“他们想搞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3）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他们谈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当场痛斥江青：“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遭受冲击了。军内外造反派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3日，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
革命军事家贺龙，早在1966年8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8·25”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了，儿女流落离散了。
保卫人民的天下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心的“无法无天”的罪行，饱经风霜的老帅们决心行动起来，决不让人民打下的天下，葬送在这伙坏人手里。
1978年12月5日下午4时，笔者来到后海边一座二层黄楼里。刚动过手术的徐向前元帅，身穿黑色制服，右臂支着木拐杖，在女护士搀扶下，坐在玻璃窗前的沙发里，同笔者热情地谈到“二月逆流”问题。
他先从自己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谈起。徐帅说：“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我说，我多年有病，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主席，当面又向他表示我确实干不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帅满头白发，头脑清晰，声音朗朗，追忆着当时的情景。
“我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全国掀起夺权浪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都受到了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
受冲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报告说，首都红卫兵在福州闹的战备工作搞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主席身边有坏人！”
南京军区有八个领导干部被揪斗，有一个连队跑到军区机关闹事。许世友司令员气愤地说：“如果有人敢来揪我，我就开枪！”
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况，徐向前站在电话机前，像在战争年代的火线指挥部里一样，一次一次在下达命令，对来自全军的问题，做出决定果断的回答：
“军队不准串联！”
“不准打砸抢！”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不准搞大民主、乱抓人！”
1月11日，军委“文革”小组成立的当天，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为了稳住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军队不能乱
1月14日，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都连续被揪斗了。
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争论起来。
江青一伙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们辩论：
“党政机关都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
“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保卫国防靠什么？”
1月19日晚上，北京军区文工团抄了肖华的家。肖华从后门出走，穿过几个胡同，在总政傅钟副主任家要了一辆汽车，跑到西山叶剑英住地。
1月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时，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明知故问的挑逗说：“昨夜总政主任肖华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听到江青有意火上加油，厉声说道：“他昨夜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
叶剑英拍桌子严正警告江青一伙：“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4）
这时，肖华赶到会场。徐向前听了肖华谈他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气愤得猛力拍桌子，茶杯盖子震落地上。徐向前说：“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说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军队难道就可以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为防止反军恶浪蔓延，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直闯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在铺满绿绒地毯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办公桌子。只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孤零零地竖立在屋角里。怕风、怕光、怕声的林彪，在拉上窗帘的房子里，背着手，低着头，踱来踱去。
徐向前一见林彪，立刻向他开门见山地讲了军队的混乱情况。徐向前说：“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并且随即请来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共同研究。
叶剑英说：“地方到处夺权，夺到军队头上来了！这怎么行呢？”
徐向前说：“我建议马上搞个法，立个章程，军队不稳定，天下必大乱。”
聂荣臻说：“是呀，赶快制定措施吧，不然军队一垮，你国防部长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经过讨论，林彪当即向秘书口授了“九条”。军委会议还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到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小组再加讨论。徐向前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元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助威。
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全在，周恩来总理也来了。经过讨论把“九条”改为“七条”。陈伯达把通过的“七条”，装进徐向前的口袋时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件送到林彪办公室。当他回家时已是黎明四点钟了。
林彪看了“七条”，马上报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有的高干子女曾参与抄家活动，影响不好，毛泽东又在原“七条”的基础上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到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1967年1月28日下午五时，由林彪、徐向前一起到中南海报送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当场批示了“八条”：“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并且提出要加上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毛泽东说，那种落后、野蛮的方式，共产党怎么能采用呢？必须严令禁止。
《中央军委命令》，亦称《军委八条》的中心是稳定军队，例如“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单位”，军队内部“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等等。
“八条”传达下去，对稳定军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军事件仍然连续发生。
1979年2月9日下午三时半，笔者在景山附近的一座庭院里，再次访问聂荣臻元帅。年已80高龄的聂帅，靠在躺椅上，一边服药，一边详细分析了反军浪潮的起因。聂荣臻说：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诬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一个反革命目的，想要搞跨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他又说：“我们党经历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他们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
老帅巧借东风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毛泽东就陈伯达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说：“你是十一届中央全会选出的常委，陶铸也是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委。这件事，你跟谁商量了？跟我商量了，还是跟林彪商量了，还是跟总理商量了？都没有商量！一个常委有什么权利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批评江青：“你眼睛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会上，毛泽东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
会后，陈伯达找到王力说，那个打倒陶铸的会，是江青组织的，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
陈伯达并且对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决定要自杀了。
王力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后来周总理到了钓鱼台14楼，找陈伯达谈了几小时，陈伯达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5）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