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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不准备讲话的王力，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讲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滔滔不绝地一气讲到夜里11点。王力把“百万雄师”说得一无是处，而对“工人总部”则倍加赞扬。他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全场。许多人早就听烦了，可是还得耐着性子听下去。那些在会场以外的群众和战士，却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怒气冲天，集会、讲演、喊口号，把久久埋在心底的愤怒喷发出来。
军区干部会刚散不久，省直机关干部、独立师、29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他们头带安全帽，手执长矛，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浩浩荡荡涌进军区大院。愤怒的群众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划为右派、保皇派，打成“保守组织”？有什么理由把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武汉军区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
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小孩，为声援他们的斗争，打着灯，纷纷送茶送水，支持“百万雄师”。
军区领导同志为保卫王力安全，悄悄将他从军区大院后门转移到东湖宾馆，并且说服群众离开军区大院。
但是，涌在武汉街上的人群，深夜也不肯散去。他们冒着酷暑的蒸烤，浑身淋着汗水，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一起，激情地争辩着、讨论着。
20日凌晨四时左右，手执长矛，头戴安全帽的两千多“百万雄师”，乘着27辆卡车和八辆消防车，又来到军区大院。他们声称如再不解决问题，明天就可能罢工。
陈再道回忆说：
“上午7时，‘百万雄师’又有二百多代表来到东湖宾馆，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解答问题。他们挤在百花二号门口，要找王力。”
一早来到这里的陈再道，同谢富治一道，劝大家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去谈。“百万雄师”的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成一圈，同谢富治、陈再道“谈判”。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代表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到双方气氛较好，也从屋子里走出来，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正在这时，又冲进几百人来。”陈再道回忆说：“他们大多是独立师和29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找不到王力，就冲进来，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他们认不得王力，就错把我当成王力，一上来就是拳打脚踢、枪托撞击，将我打了一顿。王力趁着混乱跑回屋里。谢富治是从湖北出去的老红军，又是国务院副总理，群众连指头都没动他一下。”
群众心里有气。他们随即又冲进屋里，将王力架出来，塞进汽车，拉到军区大院。
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
毛泽东住的梅岭，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
陈再道笑着说：“如果我真是要想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
王力被群众揪到军区大院四号楼的阳台上，院子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摇摆着红旗，像汹涌的波涛，喧嚷着，吼喊着。屋顶上，阳台上，树干电杆也爬攀着人。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响震着四周楼房。
“毛主席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打倒王力，王力滚蛋！”
“揪出谢富治！”
群众和战士代表蜂拥阳台，愤怒质问王力、批判王力：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为什么要支一派，打一派，把一派打入地，把一派捧上天……
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到场的军区领导钟汉华等同志，一边苦口说服群众，一边手挽手奋力保护王力。
一时失去理智的战士，还是鲁莽地冲了过去，一阵拳打脚踢，将王力打得浑身青肿，左腿脚骨粉碎性骨折。
中午时分，王力在军区政委钟汉华等同志护卫下，悄悄走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的军区某师师部六号楼。以后，又被人转移到小洪山的玉米地里，躲藏了一天。
20日下午，武汉“百万雄师”七万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打着红旗、标语，喊着口号，乘着数百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浪涛一般，涌上大街，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7月20日到23日，在连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着“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着机枪，并肩同群众一起游行。黄石市和武汉近郊的工人、农民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四川、辽宁、陕西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发来了声援电。
武汉大街上出现了许多醒目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王力说，当时毛主席对“7·20事件”，先是很恼火，加上林彪、江青的煽动，说了一些气话。后来冷静下来，才做出接近实际的论断。毛泽东说：他们是想以王力做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就是说，“7·20事件”，一不是反革命叛乱，二不是“兵谏”，三不是毛泽东住到“贼窝”里去了。
武汉“7·2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爆发的一次对极左路线的群众性的抵制和抗争。如果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政治局内部高层领导人对极左路线的批评，那么到了七月的武汉事件，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已演变成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了。
林彪“大做文章”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9）
武汉军民本想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方针处理武汉问题。然而林彪、江青却利用这一事件，在所谓“兵变”上“大做文章”。
7月19日，北京得悉武汉的消息。这天黄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打电话给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受临时紧急任务。
邱会作准时来到浙江厅。只见林彪、江青、叶群三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板着苍白的脸孔，一声不吭。看到邱会作进屋，林彪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青憋着一肚子火。一见邱会作到来，她便开口说：“你来得正好，毛主席在武汉，现在那里形势很紧张。派你去给主席送封信，还要带几个医务人员。”
江青停一停，又嘱托说：“你乘专机去，到了武汉以后，能乘汽车更好，若不能乘车，你就步行进武汉。”
江青当即把准备好的一个大白色信封，交给邱会作。邱会作离开大会堂，直奔西郊机场，于20日凌晨飞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邱会作到机场不久，毛泽东由杨成武、汪东兴等陪同，乘专列也到了机场。
邱会作在火车上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江青的信，淡淡地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上了飞机。邱会作赶到机场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着杨成武的面，对邱会作说：“不写信了，也没有什么话交待，你回北京吧！”
21日凌晨二时，飞往上海的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听到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深为武汉事态担忧的周恩来，决定第二次返回武汉。他要亲自了解情况，处理武汉问题。
周恩来的专机，于7月20日下午3点50分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而降落到距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催武汉军区领导同志，赶快把王力找回来。
22日凌晨三点多钟，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从小洪山的玉米地里接走王力，由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山坡机场。
这天，按照精心安排，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比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于22日下午飞离武汉。
为使周恩来的专机能提前到达北京，参加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的仪式，谢富治、王力的专机特地在远郊上空，多绕了几圈，晚了半小时，等待周恩来的专机先降落。
下午4时50分，谢富治、王力的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向王力致敬”的口号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迎上前去，同谢富治、王力热烈握手、拥抱。
“惩一儆百”
7月22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20事件”情况。
会议讨论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诬蔑武汉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
一、发一个中央告武汉人民书；
二、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到北京处理；
三、在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散会以后，林彪在夜里又给戚本禹打电话，指示处理武汉事件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
林彪指示戚本禹，起草向武汉、郑州地区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并且指示：“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
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讲话说：“凶手一定要捉起来，要公审，此风不可长，惩一儆百。”又说：“要把武汉放在被动的地位，不要让他们过早争取主动，让他挨一顿骂。”
会议提出了出席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的名单。在会上，江青和康生坚决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10）
会议结束后，中央文革小组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提出他本人要出席欢迎大会。他还要康生给上海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25日下午三点，林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由秘书、警卫搀扶着，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现在他们给我们出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造反组织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林彪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找到王力，问：“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表示赞同，连连点头。
蒯大富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又问：“武汉事件的后台是肖华？”
王力说：“不是”。
蒯大富又问：“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这时，王力“表示默认”。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大字标题中明确提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表示，“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天报载：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聂荣臻、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同谢富治、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各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中央报刊相继发表新闻、文章、社论76篇之外，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从此，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林彪、江青“大做文章”，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围攻和迫害。
丑恶的“表演”
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7月24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月26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11）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