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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交待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一幕浩劫
从7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红旗》杂志在第12期社论中说：“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新高潮”、“大风暴”就是新灾难、大浩劫！
请看：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且撤离武汉进行改编。
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全副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不少解放军的家属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家属被打成了“叛军家属”、“匪徒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游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打死。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两派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就更骇人听闻了。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20事件”平反、昭雪。
同年11月28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7·20事件”平反昭雪大会，全省参加和收听的多达一千多万人。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件。他说：“7·20事件”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叛逆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为篡夺党的领导权，而制订的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巨人的最后岁月（1）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他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7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刊登这一新闻时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风大浪，摧残了无数英灵，分裂了党，分裂了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不屈的“囚徒”
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旋涡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党内外杰出人士，都遭到迫害而牺牲。多少元戎名将，多少文豪人杰，在激流中沉浮，在牢狱里化成青烟……
1980年11月17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里，访问了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和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她俩忍住悲痛，详细讲述了彭大将军之生死。这里记下是她俩的回忆和笔者的访问。
1966年12月28日午夜过后，一辆深灰色的囚车，从北京站向五棵松附近的一所军营疾驶而去。
车停了，从车上下来一个穿青呢大衣、内穿黑土布棉袄的老人。战士们把他架进小屋，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睡觉，我好几夜没睡了。”
他脱了大衣，拉开被子，倒头便睡。
他是谁？
大衣口袋里掉下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战士翻开一看，书皮内写着“彭德怀”三个字。
两天前，这位身经百战，曾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八路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三军统帅，在四川成都永兴巷七号住宅，突然被来自北京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接着他被押上火车，揪回北京。
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在北京西郊清王朝皇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了六年。
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他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请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便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
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就在9月11日上午，中央曾派彭真等人同彭德怀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彭德怀毫无精神准备，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没有经验，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9月2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毛泽东看信后，决定于9月25日亲自同彭德怀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
在谈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批判后讲的三条保证（即不会做反革命、不会自杀、愿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接着，毛泽东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淡。
彭德怀被毛泽东说服了。“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11月30日，在彭德怀到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矛头是对着自己的，他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
“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被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走了20多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走遍金沙江两岸的川、滇、黔交界的广大地区……
正在这个时候阴谋家的黑手又伸向彭老总了。
1966年4月12日，关锋、戚本禹根据江青、康生的授意，写了一份材料，对中央任命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思想上有保留，我们反对这样的处理”。
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表示“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随后，戚本禹也打电话给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对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12月22日晚，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红卫兵，从成都永兴巷抓走了彭德怀。早到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地派”红卫兵，闻讯后又于23日从“天派”手里夺走了彭德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巨人的最后岁月（2）
三线办公室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这一情况。总理办公室当即传达了周恩来的三条指示：
一．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准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北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到达北京后，1966年12月28日安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监护。
1967年元旦，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住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1967年1月1日”
这封充满希望、期待的信，是彭德怀写给毛东的最后一封信。
但是，一天天、一月月，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大批判的风暴
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杀气腾腾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卫兵要彭德怀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彭德怀回答说：“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在红卫兵的再三催促下，彭德怀给姚文元射去“回马枪”，对所谓“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诬陷，表示极大愤慨。
红卫兵进一步逼他承认所谓高岗、饶漱石的“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什么俱乐部！”
红卫兵说：“非写不可！”
彭德怀气愤地把桌子“嘭”地一拍，瞪着眼珠，大声吼道：“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遭受疾病折磨的彭老总，因为囚房里没有阳光，窗户用旧报纸从底直糊到顶，屋内潮湿，没有衣服可换，双腿、臀部和背腰都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两个多月未换的内衣裤，沾满了脓血，袜子也破了，棉裤露出棉花。
二月底的一个晚上，他给侄女彭梅魁写了封信，要换洗衣服。信上说：“……在成都被抓的时候，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黑制服、袜子、布鞋，还要一点钱。”
天暖了，他还是穿着破旧棉袄裤。他向哨兵要来针线，眯着眼睛，一针一线缝补。
3月19日，一个参谋送来彭梅魁给他带来的衣物和水果，也带来了安慰和希望。彭梅魁告诉笔者，当她知道彭老总的下落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长篇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他公开点名彭德怀、彭真、陆定一、周扬等是反革命。
彭德怀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将报纸扔到一边，气得倒在床上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雄伟、粗犷的歌声，震惊了军营，撼动了牢房。
残酷的批斗
1967年7月的一天，中央文革的“代表”前来审讯彭德怀。这代表就是造反派“地派”头头王大宾。他们对彭德怀一阵拳脚相加之后，要他限期交代如下问题：
一．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关系；
二．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么死的……
7月11日，北京市50多所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动员开展大批判、大揭发。江青几次对红卫兵说：“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啊！”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巨人的最后岁月（3）
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戚本禹对韩爱晶等人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