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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铿锵有力的发言，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在逆流滔滔的日子里，它却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泽东在上海的住宅，向毛泽东报告说：
“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十分生气，问江青是否找过康生、伯达。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5）
江青说：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北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江青火上加油，大告彭真的状，并说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毛泽东气愤地说：我偏要摸！
临走，毛泽东再次嘱咐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
轰动了全国
江青马上向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交了底。
1965年11月24日这天，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但是在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前，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复电。
江青气得很。她气愤地对张春桥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我还不能死，我们还有很多仗要打。
印发小册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武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刚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和刘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单行本，急电北京市新华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
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刘仁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不行？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对印单行本，最初，北京市委和其他市委都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后来知道是毛泽东的指示，北京等地随即都印了单行本。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
“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11月25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上海各报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
11月26日晚间，罗瑞卿遇到江青。江青对罗瑞卿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接着又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965年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11月28日下午3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严肃地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周恩来脸带笑容，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担心这样？吴晗的压力就更大。
周恩来总理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周恩来望着彭真问：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6）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报刊负责人紧握彭真的手，几乎同时说出声来：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意见办
形势突变
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加了按语。
《编者按》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这是不表态的表态。
当时中央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曾有个排定，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考虑事关北京，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
但是，《解放军报》却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抢在《人民日报》的前一天——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在编者按语中说：
“1961年，吴晗同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又说：“《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这个按语，受到彭真的批评。《解放军报》在讨论没有展开之前，就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
1965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在总编辑吴冷西主持下，根据毛泽东1957年3月2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体起草编者按语，并送康生看过，由周恩来总理最后修改定稿。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94期《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刊出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年6月16日）、《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的问题在报纸上开展一次辩论，欢迎历史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事实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华东以外省市（自治区）报纸普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将有一场恶战”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下，很快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恶战”。
自11月29日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人员写来的四封信，主要反映对姚文元文章的怀疑、反对的意见。《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写了“引蛇出洞”的编者按。按语说：
“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
“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文汇报》在12月6日这天，和《解放日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
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他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一块找到邓小平，向他汇报说：有人总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7）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堵塞言路！
为征求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的家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地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学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指示写的，彭真鼓励他在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彭真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的文章写出以后，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邓拓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封建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上，刊出全国报刊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通过介绍讨论情况，推动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
“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园林别墅庭院里。这里，三面环湖，黄墙绿瓦，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
1965年12月21日，应毛泽东之约，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五个人，走进一座雅静的客厅。毛泽东同他们谈关于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问题。在这次历时三小时的谈话里，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谈到《海瑞罢官》问题。
毛泽东说：戚本禹写的文章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写得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请艾思奇、关锋整理这次谈话时的记录。第二天，田家英看谈话记录，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的问题整理进去。田家英当即删去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并且删去毛泽东表扬姚文元、戚本禹的一段谈话。这样就形成了这次谈话的两个版本。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接见了彭真和康生。毛泽东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康生紧绷着脸说：但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康生恶狠狠地瞅着彭真说：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吧！
彭真十分激动地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当天，彭真给在北京的邓拓打长途电话，要他转告吴晗，请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1965年12月23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同他单独进行谈话。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