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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同意改名为《海瑞罢官》。
剧本于1961年初发表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时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称赞。
由此可见，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的《海瑞骂皇帝》，同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吴晗不是算命先生，他怎么能在两个月以前就预见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呢？怎么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为彭德怀翻案呢？这不明明是造谣中伤吗？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真正目标，不是吴晗，而是从旁侧击当时身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经毛泽东定稿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正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捣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哨兵”发现了“敌情”
这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毛泽东违背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力，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全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1959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上书，对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拒不接受意见，反而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后，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国，使许多敢于讲真话的、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1960年冬，党中央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在讲话中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信写错了”，“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否定了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这一年，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则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对“反右倾”的甄别工作是“翻案风”，主张包产到户是“单干风”。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产生了分歧和不满。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独立王国”。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混淆敌我友界限，将革命同志和朋友错划为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他甚至以历史小说《刘志丹》为例，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3）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在这场所谓“反复辟”的斗争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自称是个“哨兵”。她得意地夸口说：
“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一点工作。”
1962年7月6日，休养了五年的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她凭着自己的观感，认定《海瑞罢官》有问题，是株大毒草。她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吃饭瓜菜代。在这个时候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要批判。她武断霸道地说：“这个戏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
毛泽东没有表态，并且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江青不甘心，她找到了军师康生。康生善观政治风向，认为“眼下时机不成熟”。康生说：“全国都在饿肚子，瓜菜代粮，谁还有闲心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的问题。”
到1964年，经过“大办农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能吃上米饭了，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他找到毛泽东说：“我看这《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自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1954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1965年2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她当面恭维柯庆施：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后，14岁时，随父亲来到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16岁的张春桥参加了国民党的“华蒂社”，混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的作家”。
1935年，张春桥到了上海，1936年3月15日，他跟随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化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章，攻击鲁迅“大题小作”，是“划小圈子”。4月6日，鲁迅写《三月的租界》，痛斥张春桥的攻击。
1938年，张春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敌后，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张春桥到了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江青和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真正结合，是从批判孟超写的昆曲《李慧娘》开始的。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这是一株毒草。然后，在上海通过柯庆施、张春桥的组织，于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之一。
江青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实际是毛泽东意见的反映。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批示一发，全国文联各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学习，纷纷进行检查。
1964年，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综合各协会的整风情况，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稿，尚未经中宣部负责人看过，江青即借口她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要去，并送给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阅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得更加严厉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的批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违背了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导致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
秘密的袭击
在上海，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稿件。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
毛泽东在1965年8月审定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来，尽管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再改了，于是就批准发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4）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一次秘密的袭击。它的发表，像在突破口上升起一颗信号弹，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把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说成是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说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他硬把“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下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吴晗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同志，根本没有交往。但姚文元却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给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
这篇无限上纲的文章，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1966年4月2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有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里，曾得意地讲到姚文元文章出笼的经过。她说：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五位副部长（笔者注：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吴冷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打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同时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对此，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也曾这样说：
“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专家，我也没有碰过历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很不好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材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了，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那时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196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时，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出面到上海组织批判文章，选择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最初的抗争
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以后，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七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11月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许多省委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所以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所以，吴冷西一开始就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姚的文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副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当即告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彭真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反驳：《海瑞罢官》这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书》，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这几天，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并多次到报社征集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
吴冷西回话编辑部的请示说，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理由是：一、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意思；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发表的吴晗《海瑞骂皇帝》和9月21日吴晗《论海瑞》，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他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们说：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铿锵有力的发言，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在逆流滔滔的日子里，它却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