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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丑行，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你也是难改呢。”
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风庆轮”事件
1974年10月18日9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了。
坐在这架飞机里的，是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他背着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偷偷地从北京起飞，赶在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
江青一伙的诬告，要从他们炮制的一出反革命闹剧——“风庆轮”事件说起。
1974年5月9日，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经过大风大浪的好望角，驶往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往返航程3．2万海里，历时150天，在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了。
1974年8月13日，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说：“风庆轮回来要好好宣传一下。不能只一条消息。这是路线问题。这条船即使在海上沉了，也是很大的成绩。这次要好好批评洋奴哲学。”
9月29日，“风庆轮”一到吴淞口，市委书记徐景贤第一个登上轮船迎接。
从10月到11月，《文汇报》发表了44篇文章和报道，其中有九个整版；《解放日报》发表了20个整版，有66篇文章、通讯、评论，借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疯狂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
连日，上海等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大量文章、新闻、通讯，大吹大擂风庆轮的业绩。邓小平一眼看穿江青一伙的借机哗众取宠的诡计。他气愤地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航行途中，“风庆轮”曾发生一次故障。交通部派往船上的副政委李国堂，是位有着20年远洋经验的老同志。他认为应该把“情况”立即向国内报告，这本是正常的航行规则。可是有人却诬陷他是“要电报员发出呼救”，胡说什么“这是向全世界宣布风庆轮不行了”。李国堂因反对这种说法，被说成是唱“对台戏”。在船上，因为他和顾文广抵制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因而受到迫害，被诬陷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返航上海后，李国堂、顾文广遭到批斗，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新华社对“风庆轮”航行中的情况，写了一篇内部情况登在《国内动态清样》。
10月14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大笔一挥，气势汹汹地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谁来“组阁”（5）
江青胡乱编造的大帽子，立即得到王洪文的支持。他随手在传阅件上下达命令：“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批判。”
同一天，张春桥也恶狠狠地批示：“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也紧跟批示：“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媚外思想是由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
长于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紧跟在“四人帮”的后边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周恩来对他们五个人的批示未表态。只是圈了个圈，批示：“已阅。”
江青一伙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普通的革命干部大动干戈，进行围剿，扣上各种大帽子呢？他们是要借着这颗炮弹，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在四届人大前夕，实现由江青“组阁”的目的。
江青的阴谋早为邓小平识破。当他们的批示传到邓小平的手里时，他只轻轻地划了一个圈，即不批示也不表态，惹得江青火冒三丈。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借机发难挑起争端，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气势汹汹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严正地说：“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
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当场批驳江青：“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邓小平愤然走出了会场。
政治局会议无法继续下去，不欢而散。这时，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一听，神经质地说：“政治局不务虚，又不向主席报告。今天这个问题要辩论清楚。邓小平同志１１１１１１这样说，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几个要马上碰碰头，得想个法子对付。”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1）
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散会后的当天晚上，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她的住处“碰头”。
据王洪文、姚文元交待，在碰头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又说：“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邓在民主革命时候会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会打仗。”他诬蔑造船工业是“崇洋媚外”。
姚文元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每次到开人大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知道邓小平很快就要陪同丹麦首相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所以提出，是否要把江青同邓吵架的事报告主席，同时把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选举、总参谋长人选等问题也报告主席。
几个人密谋以后，都同意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
恶人先告状。江青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前去。”
王洪文立即打电话到长沙，由机要秘书张玉凤转报毛泽东，征得同意。
第二天，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委员，匆匆忙忙坐飞机向长沙出发了。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当时正住在长沙养病。10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机要秘书张玉凤。
1980年7月18日，张玉凤在给特别法庭的证词里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要赶回去，他们几个人还等待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另据王洪文交待，毛泽东听他说到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毛泽东告诫王洪文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参观了湖南师范、橘子洲头，于当天下午飞回北京。在长沙时，主洪文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等人汇报他的长沙之行。
当天夜里，“四人帮”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11号楼。他们还特地把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争取她俩的支持和同情，再向毛泽东汇报一次。
碰头会上，张春桥先介绍了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再次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再次诬告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既然王洪文已经向主席报告过了，何必还叫我俩去报告？当即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
江青一再坚持要她俩再去报告。她俩深知江青的为人，感到江青又要“闹事”了。第二天，俩人到305医院向病中的周恩来，汇报了同江青等人的谈话情况。
面容消瘦的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皱着浓眉说：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这回是忍无可忍了。”
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把这几天北京发生的事情，把跟周恩来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听后，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江青还在闹”
为扭转社会混乱，逐步实现安定团结，10月20日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同唐、王二人谈话时，还赞扬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2）
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陪同也门外宾再次来到长沙。毛泽东在接见邓小平时，再次谈到邓小平在10月17日政治局会上顶江青的事。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接着，他用手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只好担起来了！”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这里谈的去见江青，是指政治局会上吵架以后，邓小平依照周恩来的建议，主动去看过江青一次。
据姚文元交待，邓小平看过江青以后，江青很高兴地对姚文元说：“小平同志来看了我，谈得还好。邓说：会上吵架，钢铁公司碰上钢铁公司了。延安时，我也被叫过钢铁公司……”
“不要由你组阁”
王洪文长沙告状，没有达到汪青一伙的预期目的。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利用掌握的报刊阵地，连篇宣传“法家路线”，为争夺领导权鼓噪不息。
《红旗》杂志刊出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鼓吹要坚持法家路线。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等文，公然叫嚷，要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使中央政权中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
江青一伙还积极通过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将他们物色的骨干塞进党政要害部门。
1974年3月，王洪文指示：“上海要尽快物色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1974年4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还提出一个88名中央各部部长备选名单，报送到中央来。
早在1973年，江青一伙就开始网罗帮派骨干。据上海帮派骨干朱永嘉交待，张春桥曾向在上海的一伙心腹交底说：“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现在这个‘换’字不够了，要改成‘撵’字。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党的“十大”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同到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驻地，向他们交底。
王洪文说：“从上海选出这么多中委和候补中委，准备把你们调中央来。”
张春桥说：“你们要做出思想准备，把你们调出来，调各部掺沙子。”接着又说：“我和文元、洪文商量，准备调一个工人中央委员到人民日报当社长，他不管编辑业务，那些知识分子也攻不着他。他在那里至少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些情况。”
江青一伙私下多次密谋以后，1974年11月12日，由江青出面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她的“组阁”计划名单。例如，让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党中央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
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完，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提笔又在信纸上加写上：“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一天，毛泽东让唐闻生、王海容给江青带去三句话：“第一，不要出风头；第二，不要乱批东西：第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
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积怨甚多”，就连王洪文也都深有体会。他对江青的恶劣作风，曾在一次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她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有时斗争不讲策略，处理问题不够冷静，动不动就耍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