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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有时斗争不讲策略，处理问题不够冷静，动不动就耍态度，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霸道。对政治局的同志不够尊重，往往一个电话叫人家去，一个批示叫人家办。不管老同志、新同志，多数挨江青同志训过。一次，登奎同志被训得当场流泪，而事情又往往无关原则。据说，对待身边的服务人员比较粗暴，群众有些反映。江青同志曾提出，搞外事的人一律穿民族服装。外交部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没有办法，她就给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去年马科斯夫人来访，计划上并没有要江青同志陪同去天津，她事先也没有跟政治局打招呼，临走时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去天津。特别是批林批孔开始，脱离中央集体领导，单独搞了些活动，提出批判‘走后门’、‘三箭齐发’是很错误的……”
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多次严正告诫江青，可是江青本性不改。11月19日，她又以“检讨”为名，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她在信中说：“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20日在江青信上批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是，江青不听劝诫。她马上找到姚文元商量，提议由姚文元出面报告主席，任命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据姚文元交待，他当肘很吃惊，对江青说：“难道党的副主席，不是党的职位？”
江青发火了：“照你这样说，我就不提什么意见了？”
江青根本不把姚文元的话放在心里。她坚持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到长沙时，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她就提议，让王洪文任人大副委员长，名次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听了汇报，再次尖锐批评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不要搞四人帮！”
“9·13”事件毛泽东失去“最亲密战友”后，1972年9月7日，中央调上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到北京。从那时起，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及国务院会议，开始了全面的学习与“实习”。
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一边坐着周恩来，一边坐着王洪文。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30日，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位。
这之后，王洪文一连多次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国党和政府首脑，成为国内外政坛上的显赫人物。
共同的阴谋野心，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是“第一夫人”江青，军师是张春桥，笔杆子是姚文元，战将是王洪文。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的同时，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
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3）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是何时形成的呢？
对此，王洪文在1976年10月28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我的检查》中交待说：“我回忆是从1973年11月开始形成的。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谈判时的错误开始的。这之前，虽有来往，但并没有一道研究过什么工作问题，一般看电影有机会（除开会）见面。从批评周总理的会议以后，我们四个人的碰头机会才多起来。”
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曾多次批评。王洪文写道：“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1974年5月1日，主席接见我和江青时候就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
但是，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作耳边风。据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交待：
“有一次，江青找我们去。我说，主席已经批评了，少数人议论问题，这样不好。”
“张春桥说：毛主席讲了，可以少数人议论问题嘛（我不知是毛主席什么时候讲的），给了我很大错觉。”
“江青说：你怕了吗？怕什么？我们也没有做坏事。”
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第四次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保证开好这次会议，12月23日，两架专机从北京出发前往长沙。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另一架是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专机。为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两人一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23日到27日，同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四次谈话。
12月23日，—毛泽东一见面，就请周恩来坐在自己的身边，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
毛泽东批评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王洪文满脸通红，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邓小平）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用手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茶几的纸上，用红蓝铅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强”字。周恩来看了“强”字，连连点头。
周恩来汇报到政治局决定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
说到这里，主席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并且用手指着脑袋，一时想不起什么似的。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马上接着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点点头，完全同意周恩来的表述。毛泽东还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接着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沉默片刻之后，又说：“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交给了邓小平，是毛泽东稳定大局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任总理，江青想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的幻梦破灭了。
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1岁寿辰。毛泽东让王洪文到韶山参观。这天，湖南省委负责人请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简单的寿面。
12月26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到自己的卧室，两位革命老人长谈到深夜，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重要谈话里，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了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一直不让提出这个问题。
这次尽管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提醒，仍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以致江青、张春桥都继续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在湖南住了114天之后，结束了在长沙的休养。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取道上海，于2月6日回到北京。
这时，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管东西南北中”了！
“四人帮”的地位削弱了。“女皇”组阁的梦幻破灭了！
邓小平的重任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名单及机构设置。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上，周恩来讲话。他说，在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说，主席说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庄严的会场上，主席台第一排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左边坐着王洪文、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两个阵营，界线分明。
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时，全场2864名代表用热烈的鼓掌向他表示致敬。他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激情地报告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4）
大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12人为副总理。邓小平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
江青提议的“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否决了。江青提议的“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否决了。
这次大会粉碎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肯定了“批林批孔”，并且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做了肯定。左倾的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工作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大会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及选举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领导，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鼓舞，增强了信心，唤起人民对生活的新希望。
江青对四届人大的成功极为不满。大会一结束，她立即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气急败坏地在她俩面前，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受到重视，当上了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一再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在陪外宾到长沙时，一定要把她的意见报告主席。
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陪同前来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不满。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惊异地问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愤然地说：“不在她眼里！”
一阵沉默之后，毛泽东头向后仰，预言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正当政局发生演变的时刻，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她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反经验主义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它像进军的春雷，召唤着深遭磨难的人民。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要求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利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机会，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胡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他提出要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用大量篇幅论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认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之后，张春桥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1日在《红旗》杂志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说：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4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指挥下，全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倒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的请示报告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步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在批示里严正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他明确提出建议，“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揭露他们想利用“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口号，重新把四届八大确定下来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搞臭，让开始稳定的局势重新大乱起来。
叶剑英激动地说：“现在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严重阻碍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贯彻。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5）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
1975年5月3日，近83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