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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100多新闻界、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她说：“为什么主席批示《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接着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江青攻击影射邓小平的讲话，引起了新华社记者的气愤和重视。记者立即将江青讲话写成汇报材料，送交新华社通讯社副社长穆青。
穆青认为事关重大，当即打电话给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吴冷西说，有重要事同他商量。
吴冷西马上乘汽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等候的穆青接上汽车。穆青把汇报材料交给吴冷西，请他设法上转。两个人在车上交谈，认为事态非常严重。江青不仅要再次整掉邓小平，还把矛头对准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总理。
1996年10月，笔者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上，听到吴冷西详细讲述了他们这次向毛泽东状告江青的经过。
吴冷西说，他接到材料后，立即把材料送给胡乔木。胡乔木一看便和他一道来到邓小平家中。
邓看了材料，严肃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不能由我交主席。你们要另找渠道，把材料报告给主席。
吴冷西用车再次从新华社把穆青接出来，俩人商量决定，请新华社采访中南海的记者李琴想办法转上去。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穆青和李琴三人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讲话是攻击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江青利用权势，对敢于向中央反映的三位新华社同志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连续批斗，隔离审查。
半路杀出个毛远新
1976年2月，江青曾向人谈到主席和政治局对她的批评，江青说：“我们几个人那时候，日子不好过，挨了半年整，大家也不敢来往了，我这里连鬼都不上门！……一批邓，政治局就不一样了，我也可以说话了，主席给了我发言权。”
江青又说：“最重要的是儿子回来了，就是远新，他叫我妈妈。儿子一回来，当了主席的联络员，政治局批邓一搞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江青这里说的叫她“妈”的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2月，他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国民党的监狱中，母亲是革命干部朱丹华。
1946年6月，他同一批革命干部从新疆回到延安。以后在小学、中学读书，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1961年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4年7月5日，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北京度暑假。毛泽东同侄子毛远新作过一次“七月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远新从此名闻全国。1965年夏天，毛远新从哈军工大毕业，到第7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工作。1966年9月初，他申请回到哈军工。9月底，加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成为造反派头头。1968年5月，毛远新调到辽宁，先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直接管吉林、黑龙江、辽宁三个省军区，成为“东北太上皇”。
1975年9月，毛远新从辽宁来到北京。他以毛泽东侄儿的特殊身份，取代了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一跃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由于有这个“传话人”的联络员，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更难于直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处于完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集体的状态。毛远新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和最高决策机关之间的联系纽带，起了任何人都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毛远新搬进了钓鱼台。他几乎天天与“江妈妈”联系。他还经常来到江青住处聆听“江妈妈”的教诲。江青向他提供炮弹，灌输她对邓小平怎样“恨之入骨”。
“去年邓小平对我可凶了。”江青说：“去年他专门开会整我，整我是假，整主席是真。邓用林彪的办法，打着B52旗号，反对B52力量。他这一套，你该看清楚了吧！”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3）
江青煽动说：“今年夏天主席双目白内障，小平以为有机可乘，要另搞一套，很多文件要王海容、唐闻生读一遍，就要主席批，‘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样强加主席的……邓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改忠义堂，背着主席镇压左派，就是打方腊，七机部整‘9·16’左派，王洪文就是上海的方腊。”
江青还说：“走资派还在走，他要把1966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过来，把全国造反派重新打下去。小平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不要，其实年轻人没有民主革命经验，有社会主义革命，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命的经验。”
江青又说：“小平制造舆论，说我是一花独放，说举目望文坛，茫茫一浩然，样板戏没人看，票也卖不出去。他还要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请上舞台。邓审查《海霞》，说好，好什么？还不是好山、好水、好姑娘，女演员根本不像海岛上的姑娘，又白又胖……今年右倾翻案风也是文艺战线刮得最厉害。”
毛远新在1980年7月1日交待材料中写道：
“……”像我这样眼中只有主席，一切以主席为转移的人，听到这些别有用心的煽动，同邓小平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1975年10月，百病缠身的康生，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康生说：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毛泽东说：“要开门见山”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参加中央慰问团从新疆归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形势前，先找政治局委员陈锡联谈了谈，“一是摸他的底，二是争取他。”随之，他准备了一个歪曲情况，肆意攻击邓小平的“汇报提纲”，向毛泽东“吹风”，挑拨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现在，只在口头上讲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的“汇报”，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不允许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以，当毛远新“汇报”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时，毛泽东立即表了态。
毛泽东说：“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毛泽东肯定毛远新的意见以后，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谈，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到我这里来，当大家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
按照毛泽东指示，11月2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三个政治局委员找来谈话。
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门见山地讲了“意见”。邓小平抽着烟，沉静地听着毛远新说完“意见”，随后发言，从容而尖锐地驳斥了毛远新的“意见”。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在所有领域里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最后，邓小平简练地向与会者申明：“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对这次谈话，毛远新在1980年7月写的材料里说：“晚上，我向毛主席念了当时的谈话记录。我说我顶了小平同志……我的情绪影响了主席……”
毛泽东当时比较激动，指示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
当天，毛远新又来到钓鱼台11楼，把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告诉江青。江青兴高采烈地说：“好！……小平利用主席双目失明，白内障，……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没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三板斧，好啊！”
“桃花源中人”
毛泽东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后，他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和他接近和信任的人也越来越少。
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对许多大事，只能靠通过联络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进行不多的联系。这样，他就更难了解全面情况。
“四人帮”及其一伙亲信，乘机而入，在他耳边反映了许多歪曲的挑拨性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错误做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
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给“文化大革命”翻案。他在说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估计，同邓小平等人通过“全面整顿”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毛泽东不允许超越他的“既定方针”。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4）
197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统一认识，并且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出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评价的基础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不屈服政治压力，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
1975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场气氛紧张，“四人帮”猛烈向他开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是由被批判人邓小平主持的。邓小平在同家人谈到这些会议时说，他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时间，他都是沉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迫作了两次“检讨”。实际上，他是借“检讨”的机会，申明自己的立场。
1976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当晚，邓小平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解除他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他说：“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向他汇报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毛泽东说：“邓与刘（少奇）、林（彪）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进一步试探地问：“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谁来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呢？
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议，请主席确定国务院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他们三个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
“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小平偏袒刘冰”
形势急转直下。对邓小平的批判开始还是在政治局小范围进行，但在清华事件之后，很快波及全国了。
刘冰的信是导火线。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同志，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
他们在信中揭发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的严重问题，反映他们在清华大学争权夺利，颠倒黑白，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等罪行。他们还揭发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之后，因为未能当上部长和中央委员，心怀不满，公开发表攻击党中央和领导人的言论。
与此同时，刘冰还将基本内容相同的信，写给北京市委，要求调查处理。
10月23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把迟群、谢静宜叫到人民大会堂，让他们看了刘冰等人的信。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看了刘冰信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于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谢静宜和刘冰同是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在信中对迟、谢提出一点批评，竟然触发了毛泽东的大怒。这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
迟群看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的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在迟群的指使和具体指挥下，吴炜煜连续炮制了10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反动文章，其中有三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这些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发动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笔名炮制反革命舆论，写了大量所谓批判文章。恶毒诬蔑革命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右倾翻案势力”等等。其中直接诬陷邓小平的文章即达60多篇。
他们无中生有，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梁效”实际起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中心的作用。
江青指示“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八千万册，散发全国。这些材料，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
对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邓小平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东兴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他过目一下“两报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