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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告诉他说：“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中。
迟群按照江青的指示，以“梁效”署名，1976年2月在《北京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反动文章。迟群在文章中亲笔加上恶毒诬蔑邓小平的话，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公开强加到邓小平身上。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5）
江青一伙人利用诬陷材料，到处煽动“揪一层人”。2月6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党委会上公开点名批邓，别有用心地提出“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迟群在各种场合多次煽动说：“民主革命的民主派们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这也是规律”，“走资派还在走，不只是哪一个人，要看到一层人”，“既是还乡团，就不止团长一个人，在批邓时，不批判、不联系下面的队长行吗？”
江青一伙为了煽动打倒邓小平和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迟群、徐景贤和刘庆棠等人利用电影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组织编导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所谓“重点”影片，任意诬陷“刻画走资派”的所谓“顽固性、欺骗性、危害性、残暴性”。至1976年10年底，“四人帮”一伙共炮制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32部，拍成影片7部，大量发行拷贝，煽动打倒中央至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
江青、王洪文一伙，还暗中整福建、四川、江西等省领导人的黑材料，1976年1月至9月，王洪文、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先后派出记者，到一些省、市了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说什么“要把眼睛盯住省委”，诬陷他们是“还在走的走资派”，“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
“打招呼会议”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和要点，要求在各级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讲话。《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点》还说，对此展开辩论“是完全必要的”，“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要点》，是个新的转折点。它表明，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12月14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这场大辩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但是，经过十年动乱，深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干部群众，再也不相信这些“高论”了。他们从邓小平主持的卓有成效的整顿工作里，普遍认识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仅违背事理，而且也不得人心。因之，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
1976年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和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四人帮”十分不满。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野心的张春桥，立即写下充满怨恨的《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张春桥诅咒去年一号文件邓小平“来得快，垮得也快”，今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也将“来得快，垮得也快”。内心深处仇恨毛泽东不肯把大权交给“四人帮”，以诗来表达他的心愿：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月5日，中央通知将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以《毛主席重要指示》为题，经毛泽东审阅，传达到党内外广大群众。其要点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二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主席重要指示》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左倾错误观点，混淆敌我矛盾，把革命同志当作革命敌人。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当然为毛泽东所不允许。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他就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月上旬至三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继续打招呼”，许多干部想不通。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江青干涉太多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恨不得一棍子将邓小平打死。
3月2日，江青擅自在京西宾馆第9会议室，召集12省区负责人开会，从下午3时30分至5时20分，她发表长篇讲话，恶毒攻击辱骂邓小平，诬蔑“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个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江青惊恐地说：“他要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过，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是——个头吧……”
江青俨然以“红都女皇”的口气，夸夸其谈地说：“别人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6）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呵，不简单。”
毛泽东发现江青胡闹，十分生气，批示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了十二省讲话。”
当天晚上，联络员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的情况。毛泽东说：“如今江委员的权力大得很哩，私自召集十二省的省委书记训话，竟然都听她的，可见拉虎皮，做大旗，也很吓人哩，她都讲了什么呀？”
毛远新汇报了江青讲话，并说还要把“讲话”印发给政治局全体同志。毛泽东摇了摇头说：“这样做不妥。你告诉江青，不要不自量力，不要干涉太多，政治局有副主席，有常委，轮不到她召集会议。要改一改老毛病，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
清华大闹政治局
3月24日。江青、毛远新指使迟群、谢静宜带一伙人到政治局“面对面批邓”，狂妄叫嚷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
谢静宜连夜赶到清华，进行部署。谢静宜鼓励大家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不要怯阵”，“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
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听取“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江青煽动迟群、谢静宜等人，面对面围攻邓小平，诬陷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会后，江青一伙攻击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没怎么发言”，搞得他们很被动：说叶剑英没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骂邓小平在会上一句话不说，不理睬他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清华大闹政治局”这场闹剧是怎样出台的呢？请看，1979年12月3日，一位当年“荣幸”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受到江青“鼓励”的×××写的交待：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月26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
××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
谢静宜插话时说：‘75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32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也尖着嗓子喊道：‘他们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的典型！’
张春桥板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连托洛斯基都不如！’
姚文元说：‘去年，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
迟群恼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抗到底！’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开水烫嘛！’”
从上述这份交待里，可以看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清华“大闹政治局”作了多么精密的安排。
配合批邓，迟群指使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于1975年10月25日写信给毛泽东，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
毛泽东阅后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据此，副总理张春桥立即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11月8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人大会，校园内贴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
11月22日，迟群、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旨意，把收集到的周荣鑫讲话材料送给江青。他们指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印了《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铅印两万册，广为散发，诬陷周荣鑫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
1976年2月，为再次打倒周荣鑫，江青、张春桥指使新成立的“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夺了周荣鑫的权，诬蔑他是“东风来就装病，西风来就大搞翻案”。轮番对他批斗了50多次。周荣鑫在残酷折磨下，心脏病更加严重，不得不带着氧气袋，步履艰难地爬上楼梯挨斗。一个星期，连续批斗五天，上午、下午，有时还加上晚上，大会、小会被批斗。
1976年4月12日，周荣鑫昏倒在批斗会上，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当天夜里，这位人民的教育家含恨去世了。
邓小平二次被打倒
1976年4月5日，在悼念周恩来总理而爆发的“天安门事件”里，数十万群众同“四人帮”进行了血与火的战斗。
血迹斑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万千群众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歌颂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业，拥护邓小平治国建业的宏伟纲领。
身体陷入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歪曲真相的汇报以后，对被诬蔑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做了如下指示：
“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1）
1976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推进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四·五”运动以它特有的内容、形式和气势，震撼了中国，震动着世界。
在这里，眼泪凝结着仇恨，热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
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因久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8岁。
身患肠癌和膀胱癌的周恩来，到1975年底，已经做过大小十多次手术了。病中他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痛得两手颤抖，痛得额上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粒，可是他总紧闭着嘴唇，不肯哼一声。
周恩来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据有关同志统计，他在病中：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