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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即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8］蔡谷清（1879…1921），名元康，字谷清，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鲁迅的重要友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
孙伏园
一、谢玉生［2］先生的来信
伏园先生：
我去年在厦大的时候，和先生虽没有见过面，但是因为我崇拜迅师的关系，同时也景仰先生，所以我今天有写这封信的资格，告诉先生一些消息：
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在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
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3］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4］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5］之谋臣，伙同张星烺［6］、张颐［7］、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自迅师辞职后，中大文科主任傅斯年［8］，因为与顾有友谊的关系，现亦以辞职相要挟，如顾去，彼亦不干。中大校务委员会现在无法解决，学生方面的意见，可分四种：（一）极力挽留迅师，拒绝顾颉刚；（二）挽留迅师、傅斯年二人，对顾颉刚不欢迎亦不拒绝；（三）主张对迅师、傅斯年、顾颉刚三人均挽留；（四）主张挽留迅师、傅斯年，同时要求委员会本期暂请顾颉刚赴北京购买中文书籍，下期不再聘（委员会亦主张如此解决，傅也同意）。以我揣测，除非第一种办法外，迅师断难挽留。但是第一种办法，傅斯年必去，也会发生纠纷。且学生方面，亦未必一致如此。从此观察，迅师辞职，必不能挽回矣。
迅师预备暂在此休息两月，厦大被开除学生亦有数人随从在此。
专此，敬颂
撰安！
谢玉生四月二十五日
二、鲁迅先生的来信
接到谢玉生先生来信以后，昨天又接鲁迅先生寄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9］一文。此文曾登广东《国民新闻》的附刊《新时代》。今天已经在本刊转录了。信上有提及此文及关于脱离中大的两节话：
“寄给我的报，收到了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10］，已看见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说说的，浅薄得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登出来，我只得在《新时代》上发表，今附上。梁式［11］先生的按语有点小错，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12］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13］，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三、希望鲁迅先生来武汉
武汉青年是极希望鲁迅先生来到武汉的。萍霞女士的意见可以代表大部分的武汉青年。鲁迅先生之所以被青年认为思想的领袖，并不是他高标一个什么旗帜，要青年都跟着他跑。他只是消极的，叫青年固然不要跟着他，但也不要跟着一切有形无形的旧势力，只要他们跟着自己，听自己的指挥。凡人一生出来就是革命的，看见旧势力，不必人指导，自然摧毁；但要注意的，是旧势力的反动，能葬送青年的生命。这时候如果有人略一提携，但求能免去葬送，青年便自然又往革命的路上跑了。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种无形的领导，实比高标一个什么旗帜的领导还更重要。鲁迅先生对于青年思想界的贡献就在此。
鲁迅先生是不大用普通用语的，他所谓“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用普通语译出来，就是“反动”。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地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从鲁迅先生这新的感觉里，可以看出广东的反动势力已经侵入了中山大学了。而不幸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
武汉青年大都是革命的，但武汉的旧势力也就不小，我们希望鲁迅先生快快脱离广东，快快到武汉来做铲除旧势力的工作。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27年5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第48号）。由于文中公布了谢玉生和鲁迅的来信，引起顾颉刚与鲁迅之间一场关于“候审”的交涉。
［2］谢玉生，湖南来阳人。1926年由南京金陵大学转学厦门大学，是鲁迅的学生。1927年春，鲁迅到广州不久，他又与厦大同学七人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与鲁迅往来密切。
［3］顾颉刚（1893—1981），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在该校执教，1926—1927年间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
［4］厦大风潮：1926年9月4日，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鲁迅原先准备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后来缩短为一年，最后又缩短为半年，决心离开死气沉沉的厦门而到当时“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许多学生想借鲁迅在校“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积四五年之久”的弥漫全校的“惰气”。于是，学生们也就由挽留鲁迅的运动而迅速发展成了改革学校的运动，这也就是所谓“厦大风潮”。［5］林文庆（1869—1957），名文庆，字梦琴，鲁迅日记中或作“梦琹”，福建海澄人。他早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后加入英籍，时任厦门大学校长。
［6］张星烺，字亮丞，为一老学者，沈兼士离开后，由他代理国学研究院主任。
［7］张颐，字真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26年9月到厦大任文科哲学系教授，后曾任厦大副校长数年。
［8］傅斯年（1896—1950），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在校时系“新潮社”主要成员，《新潮》杂志编辑。毕业后又留学英国、德国。1926年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
［9］1927年2月18、19日鲁迅应邀赴香港青年会发表演讲，许广平陪同前往，并担任翻译。《无声之中国》与《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是鲁迅在香港发表的演讲。
［10］当时孙伏园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曾由《中央日报》副刊刊出。其中《无声之中国》，初载香港报纸，同年3月23日《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时，改题《无声的中国》，署名鲁迅。
［11］梁式（1894—1972），又名君度、匡平，笔名一、何若，广东台山人。1925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文史部，次年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教，与许广平同事。同时，他又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编辑。因向鲁迅采访和组稿，两人有过往来。
［12］兼士（1887—1947），姓沈，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主任。1926年与鲁迅同赴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国学院主任。以后又曾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13］即广州东堤白云楼，与许寿裳同住在这一座房子里。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
孙伏园
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
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极宏富，对于社会的影响都深而且大。鲁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微，自然与他们相比也很恰当。而鲁迅先生在学生时代，很受托尼二家学说的影响。
鲁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钞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2］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
托尼二家的学说，一般的说法，是正相反对的。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上次大战前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次纳粹主义的侵略论。鲁迅先生却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例如萨拉图斯脱拉语录，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而他的学说的精髓，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
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精神，与后来思想上的平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国际平等主义，都有精神上的联系。直到现在二次大战时的反侵略阵线，例如对于欧洲被侵略的各小国，虽然它们的军事势力已在国内早被侵略国家所摧毁，还尽量的设法支持它们侵略的微薄势力，以期共同消灭侵略国家的暴力与野心，这还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的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
鲁迅和我们
鲁迅先生始终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是一个思想家或批评家。他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都有热烈真诚的爱。而对方所以答复他的，却只是冷淡。这也很平常，个人爱国家民族，爱社会，爱人类，原不一定希望对方有冷淡以外的其他答复。鲁迅先生尝说，他只会“呐喊”，意思是说，他决不揭橥一个什么，大声疾呼曰：现在是矣，大家都随着我来。那是英雄，那是权威，那是领导者。他们所要求于对方的是信仰，是服从，是崇拜。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除了“爱”以外，还该加上一些别的东西。鲁迅先生自己知道不是他们，所以对于这些别的东西，据我的看法，他并不曾努力加以培养，寻求或获得。对方答复他的冷淡，他也并不介怀。
因为鲁迅先生是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批评家；他遗留给后人的是许多作品，他的全集早经出版；后人如将对他发生关系，最适当的凭借便是他的全集。
如果也和鲁迅先生生前一样，对方凭借了他的作品而答复他的只是冷淡，那在鲁迅先生也不是意外；除了冷淡，还有赞成与反对；或反对多于赞成，或赞成多于反对，或先反对而后赞成，或先赞成而后反对，那在鲁迅先生也都不是意外。这都是可能的，也都是合理的。
反对之不足，而至于攻击，赞成之不足，而至于崇拜，这些在鲁迅先生生前也都有过，以文字向世的人对于这些答复自是早在意中的。但或有未见作品而即加以攻击的，亦有未见作品而即加以崇拜的，鲁迅先生是最觉着怅惘而不知所可的了。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10月，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寰宇访碑录》，清孙星衍、邢澍合撰。十三卷。辑录周秦至元代的碑目八千种，注明碑刻的撰写人、书体、年月和所在地或其拓本的收藏处。其后续补该书的有赵之谦、罗振玉等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以无比努力纪念鲁迅先生
孙伏园
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的十四周年纪念日了。
在这十四年中，中国人民的努力，抵得了从前的一百四十年，乃至一千四百年；即使从努力的成果来看，也是光辉灿烂，照耀前古的。
鲁迅先生逝世的一年（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一步一步地加紧，而中国人民的团结御侮，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渐臻完成的一年。次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统一抗战便开始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南京政府，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绝对不抵抗”，丢掉了东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迫使抗日的十九路军撤离了上海，又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二年一月起，丢掉山海关，丢掉热河，日寇进迫冷口、古北口、喜峰口，驻军奋起抗击，反动政府却严禁官兵要求抗日，说：“抗日必先剿共；侈言抗日者杀勿赦。”于是在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一个卖国条约“塘沽停战协定”，把东北四省、冀东、察绥的各一部，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南京反动政府“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口号下，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鲁迅先生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为愤怒着许多爱国青年的被杀而歌咏的。
反动政府的媚外凶焰，到底敌不过全国人民奋起呼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前后，这浪潮正近高峰。先生逝世后不到两月，西安的双十二事变爆发了。反动政府头子蒋介石所视为反共爪牙的前线官兵，早卷在这不可抗拒的爱国浪潮里，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把蒋介石活活地捉住了。中共中央认为南京的反动政府还有被迫转向抗日的可能，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面致电南京，指出西安事变为“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盼南京接受张杨［2］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一面派人到西安调解，结果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遂算初步完成。
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是鲁迅先生一手奠定的。鲁迅先生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一条鲁迅先生手定的统一战线，一直经过抗战八年，也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没有遭到什么破坏。
对于蓄意破坏统一战线的托洛斯基派［3］之流，鲁迅先生曾给以严厉的斥责。给托派某君的公开信中说：“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斯大林先生们为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馈，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人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就仅仅这一点。”［4］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 我们始终依靠着这条鲁迅先生所呼喊着，保卫着的统一战线。但到胜利略见萌芽的时候，刚刚说过：“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的誓言的蒋介石，为要掠取人民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又开始发动反共内战了。日寇在江浙一带进攻新四军阵地，蒋介石的部队帮着日寇解决新四军；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