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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这是鲁迅先生逝世以后的两件辉煌的史实。鲁迅先生的思想遵循着全国人民的路线，全国人民的斗争也遵循着鲁迅先生的路线，这两件辉煌的史实使我们人人有光荣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也使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比十四年来的任何一年更有光荣。
人民政权成立一年以来的重大努力是保卫世界和平。我们现在有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也有资格有责任保卫世界和平。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里，七亿半人数中我们就占着五亿，和平签名的人数我们又占着全世界的第一位。我们一定能够完成鲁迅先生逝世以后的这三件辉煌无比的大事。我们以后便永远在这无比光荣的烛照下，年复一年的纪念着这文艺思想界的革命导师鲁迅先生。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0年10月19日《大公报》。
［2］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
［3］托洛斯基即托洛茨基。
［4］指鲁迅1936年7月1日在《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上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某君”即鲁迅在文中所指的“陈先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学习鲁迅先生
孙伏园
现在的青年朋友常常觉得学习鲁迅先生有“高不可攀”之感，理由大约不外两个：
一、今年已经是鲁迅先生诞生七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就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来讲，年龄相差已达半个世纪；单说从鲁迅先生逝世到现在的十五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就十分剧烈；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打败了盘踞二十年穷凶极恶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它背后的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各级政府，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共同创造了力量无比强大的期盼和平的民主阵营。这和十五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比较，变化还不够巨大吗？那末，鲁迅先生生前的斗争环境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环境已有相当的不同。这便是我们学习鲁迅先生觉得“高不可攀”的理由之一。
二、鲁迅先生的文字相当高深，已有添加注解的必要：有的是当时人人知道的问题，时过境迁，必须加注才能了解了；有的是鲁迅先生知识丰实，学问渊博，在他认为随手应用的词条，在我们却认为必须加注才能了解了；还有是略带方言性的词条，略带方言性的句法，和略带地方色彩的事物，都非加注不能了解了。这便是我们学习鲁迅先生觉得“高不可攀”的理由之二。
这两点都是事实，但从这些事实发生的困难，不是没有方法可以克服的。
鲁迅先生的斗争环境虽和我们今天的斗争环境不同，但这不同应该解释为：（1）我们的斗争已经胜利地前进了；（2）斗争的部队已经千万倍地扩大了；（3）胜利的保障已经千万倍的巩固了；（4）斗争的对象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只是和鲁迅先生生前比较，敌人更暴露了他们的缺陷，更表现了他们步骤混乱，更显示了他们的外强中干和回光返照了。
那末，我们和鲁迅先生是对着同一敌人，站在同一战线，作着前后同一性质的继续式的而又是发展式的一系列的斗争。所以即使环境如何不同，只要认定斗争的精神，斗争的要求，斗争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学习鲁迅先生自然不会感觉什么困难了。
其次，关于遗作的文字问题。加注自然不是太困难的事，实际上现在各种说法里已经有这样做的了。“鲁迅著作编刊社”也正做着注解的工作。有了注解以后，关于方言的词条和句法，关于专门性的和古典性的词条，关于当年人人熟悉的时事，自然都有方法解决了。
注解以外，辅助的参考资料也十分必要。例如女师大事件，鲁迅的杂文中很占一些数量，如果不把它的来踪去形研究清楚，整篇文字的精神就会不容易了解。幸有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中的《鲁迅先生和女师大事件》一篇文字，把这事件交代的明明白白了。这种辅助的参考书籍比注解中所能注释的更丰实而具体。
其次如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九四七年峨嵋出版社初版）也是研究鲁迅先生传记和作品的辅助的参考书籍。许先生的年龄和鲁迅先生差不多，他的文学和鲁迅先生也有相像的地方，我们读着和鲁迅先生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在史实的考订上和文字的印证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再如林辰先生《鲁迅事迹考》（一九四八年七月开明书店初版），它虽不像前两部那样供给我们许多鲁迅先生生前的宝贵史实，但十分精密地在已有的材料中考证了并且解释了若干鲁迅先生生前的宝贵史实。这样的著作，不但在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上和文字技术上帮助青年们了解和学习鲁迅先生，而且还替青年们开辟了一条研究鲁迅先生的道路，把自己研究的结果，发为文章，使别的青年朋友更便利地了解和学习鲁迅先生。王士菁先生的《鲁迅传》也如此。
鲁迅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学习鲁迅先生，他的精神和光辉照耀着我们胜利地前进。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怎样使语文纯洁而健康
孙伏园
现在全国语文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号召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纪念鲁迅先生的逝世十五周年和诞生七十周年是有特殊意义的。
《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样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 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鲁迅先生在语言方面给我们的指示，如《答北斗杂志社问》（收在《二心集》中）里的就很重要。这篇的原问题是“创作要怎样才会好？”所以鲁迅先生“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了八条以为答复，其中第四条和第六条都是关于语文的运用的。第四条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第六条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可以说，第四条是关于“精确”的，第六条是关于“熟练”的。
如果一篇文章中存在着“可有可无的字、句、段”，那这篇文章的“精确”就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一般人都不大愿意把这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呢？原因也有好几个：第一是贪长，以为长文章就是好文章，结果这篇文章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第二是贪懒，不肯细辨，甚至永不知道哪些字、句、段是“可有可无”，结果留着这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以妨碍文章的精确。第三是贪便宜，以为这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中还有个别的警策部分，把这些警策部分孤立起来看，不管它们对于文章的全局有没有重要的关系，总之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一定要把这自以为警策的部分在读者跟前炫耀一下才算快意。这样的文章还如何谈得到精确呢？
如果一篇文章中存在着“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那这篇文章的“熟练”就有问题了。熟练是关系两方面的：在作者一方面，“不生造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表现了对于现代语用法的熟练；在读者一方面，不被生造的形容词之类所障碍，自然就能很熟练地读下去，即刻了解文章内涵的意义。但为达到这个境界，还是需要努力和斗争。“生造形容词之类”并不是困难的工作，而是使用语言不熟练的自然结果。寻找语汇，选择语汇，应用语汇，诸多不熟练，才有生造形容词之类的毛病；一旦使用语言到了熟练的地步，生造形容词之类的毛病自然没有了。
鲁迅先生在著作中，无论著述或译述方面，真是和毛主席一样，“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这是一部《全集》可以覆按的，从第一卷论文集《坟》开始，直到第二十卷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词乃至一个字放得不妥当而妨害了文章的熟练和精确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现代语言已经尽善尽美了，鲁迅先生还在翻译工作上不断地从国外吸收必要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中， 鲁迅先生的回信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鲁迅先生为了使中国语文更丰富、更精密，曾经在翻译工作上用过很大的力量。我们为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必须遵循鲁迅先生的正确方向，不断迈进，才能在这个斗争中获得光辉的胜利。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二三事》序
孙伏园
为要纪念鲁迅先生，应该好好的写一本书。现在却决不是时候，不但参考书籍几乎全无，故老朋友也无从访问，就说时间和心情又何尝有比较成片断的！
这个大愿只好牢牢地记在心头罢。
小册［2］里面的十篇东西，《哭鲁迅先生》和《药》是五年前先生刚去世的时候写的，《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比那两篇略后，《惜别》和《往事》写于三十年初春，《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和《杂感两则》都写于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孔乙己》、《腊叶》和《杨贵妃》则是知道要出小册以后才补上的。
这些话倒是将来还是要说的，那么这个小册就算是将来那本书的初稿的一部分而暂时保存着罢。
百二十分感谢姚蓬子［3］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励和催促，我是决没有这个勇气的。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八日
注释
本文写于1942年。从该文可以看出，我们编辑本书，是符合作者生前意愿的。
［2］“小册”是指《鲁迅先生二三事》，作者为“小册”作序正值抗战期间，写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当时仅收十篇文章，后于1945年11月由上海作家书屋作为“鲁迅史料丛刊之一”出版。
［3］姚蓬子（1905—1970），原名梦生，字裸人。浙江诸暨人，现代作家。当时是《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的荐引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林辰《鲁迅事迹考》序
孙伏园
从鲁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十月，已经是整整的十周年了。
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敬仰爱慕他的万千青年，在这整整十年以来，如何以他的思想学术事业为根柢，从而发扬光大到如何宏远渊深的地步，这问题我此刻不准备述说。
这十年除了首尾两年以外，当中的八年，全民族正在与日本赎武主义者搏斗中；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当初也是东一鳞西一爪的，经过这八年的长时间，不仅组织不成片段，连一鳞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这是严重的遗憾，不只是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万千青年的，也是整个国家民族整个人类世界的。
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却给我们减去了不少遗憾，增加了不少慰藉。全书共计论文十篇，从题目看，就知道每个题目都与鲁迅先生整个传记有关，整个传记就靠数十百篇这样的论文拱卫着。
传记作者必须对于材料有广博的知识，有的是他要选取的，有的是他要做旁证的，有的是他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这三类材料，在这拱卫传记的数十百篇论文中，必须尽量的罗列着。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里面，就包含了这三类材料。例如鲁迅先生历次的演讲，对于整个传记也许并不重要，传记作者可能不加选取，但是他必须有此知识：这便是第三类。又如章门诸子［2］的事迹，并不算传记的直接材料，但传记作者必须拿它作为旁证：这便是第二类。至于与章太炎的关系，归国的年代，赴陕的讲学，曾否加入光复会，组织文艺会社等等，便都是第一类重要材料了。
罗列材料以外，便是方法的说明。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等到传记写作的时候，不能再有方法的说明了。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明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密谨严的。在《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一文里，记述作者研究方法的辩证的发展，因而材料的排列也依着这辩证的过程，最后才把《红星佚史》译者自己所作的一篇《发须爪序》［3］介绍出来作为铁证，断定《红星佚史》绝非鲁迅所译。在《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里，因有“曾入”与“不曾入”两派的意见，作者仍以辨别材料，排列材料这两种方法的骨干，再用他那敏锐的思考，勇敢的推断，把这个问题稳稳妥妥地解决了。这几种方法，既细密又谨严，供给将来的传记作者一个极可宝贵的参考。无论这传记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或是另一位也好，有了这样细密谨严的方法，决不会再写出没有价值的传记的了。
我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自然，说得广泛一点，凡属鲁迅先生的生前友好，和敬仰爱慕先生的万千青年，心头都有一篇或详或略，或粗或细的鲁迅先生的传记，但是放在心头和写在纸上似乎确是两件事。一旦动笔，即刻感到材料不够，印象模糊。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证论文的一位爱读者。
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继续写作这类考证论文若干篇，即使一时没有传记，我们读了这样细密谨严的论文，其快乐也不会下于阅读整本的传记，至少使以后的传记作者省却许多考证的工夫了。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缙云山
注释
林辰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鲁迅事迹考》，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2］“章门诸子”，指同鲁迅有关的章太炎的一些学生。
［3］周作人为江绍原著《发须爪》写的一篇序文。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关于鲁迅先生
孙伏园
一
“……之后”之体，创于鲁迅先生跋所译《工人绥惠略夫》小说。现在你也一个“之后”，我也一个“之后”，竟通行得很可以，连“三个日字的晶报”（这是北京方面的读者给他的名词，所以别于北京的《京报》，因为京晶二报常有怪妙的文字可资谈助，容易相混，而《晶报》的名字尤是怪妙，某君说三日一出的报叫“晶报”，间日一出的当然可以叫“昌报”了，五日一出的叫“晶昌报”，旬刊便应改称“晶昌晶昌报”了）里的张丹翁老先生也“之后”过好几次了。（《晶报》近来居然大骂郑正秋反对男女合演，实在新得厉害。）记得中国旧日文坛上也有过这样一件韵事。宋人杨亿模仿李义山诗，创写西昆体，一时台馆诸公转转效法，翕然成风，当时有一个戏子扮李义山上场，衣服破碎，形容憔悴，说“我被馆阁诸公挦摭殆尽了”，满座哄然。对于鲁迅先生的“之后”，我也有同样的感想。
二
鲁迅先生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