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一段史实，可惜这监督的名字我此刻记不起了，我也听吴稚晖先生说过，似乎是姚甲。当时的辫子真是个问题，吴稚晖先生自记他在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六月与友人胡雨人论维新，胡主张剪去辫子，吴却毅然反驳说，“我们所以维新，就为要保住辫子！”吴先生如此，做留日学生监督的自更不必说了。
N先生再讲他自己回国以后，因戴假辫子而受到的奚落笑骂，他不得已才戴假辫子，谁知假辫子便是被奚落笑骂的资料，于是他只好拿着手仗，遇笑骂奚落即报以痛打了。
N先生这时引了一段游历家本多博士的事：本多不懂得中国语与马来语，但在中国与南洋到处旅行。人们问他有何诀窍，他指着手仗答说，这便是他们的语言，他们都懂！N先生听了这话之后，气愤了好几天，但在他打人的时候却想到：“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头发的故事》（2）
第三段叙述他在国内中学校当监学，学生要求剪去辫子，他不允许：学生问有辫子好，还是没有辫子好，他说没有辫子好，学生说那么为何不允许呢，他说犯不着，不上算；学生撅着嘴出了门，还是把辫子剪掉了，虽然人言啧啧，他当学监的却装作不知道。但是别校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剪掉辫子的，留校不能，回家不得，直到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就是N先生自己，民国元年冬天到北京，也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人的人自己被警察剪去了辫子，遂不再骂人了。N先生说，“但我没有到乡间去”，如果到乡间里去还是不免被骂的。
第四段从头发引伸到一切改革，因为原文转折很多，现在全引如下：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这一大段文字，由热情，愤激，而凄楚，悲凉，它的中心思想是：愤革命力量之薄弱，伤青年惨痛的牺牲，□其准备不充分而轻举妄动，孰若审慎，稳重，沈着而等待机会，一举成功。但说□了口，愤激的余锋也会转成反对改革的口气，例如叫女学生把头发“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因为以“忘却双十节”开头，所以首尾相应，N先生临走时对“我”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我们统观这全篇故事，一段引子与三段正文，愈觉得我上面所说N先生与当时的作者已经不无距离的话颇为正确。如果以《一件小事》的尺度，来衡量N先生的议论，那么N先生虽是作者的影子，但这作者却是思想进展以前的决不是跨过《一件小事》这里程碑以后的作者。
引子中对于日历上不载“国庆”字样的印刷局小商人愤慨，对于北京的警察和一般国民懒洋洋的挂旗收旗毫无热诚地纪念国庆愤慨，对于手创中华民国的先烈们竟被一般人遗忘了的事愤慨；愤慨当然是必有的情绪，但倘往深处一加思索，这种情形都是值得哀矜而无所用其愤慨的。如果N先生是经过《一件小事》的里程碑的作者，那末，人力车夫尚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未必这些值得哀矜的人物没有一个能和那个人力车夫相比？
故事第一段中，照N先生在愤激时的分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如果N先生是经过《一件小事》的里程碑的作者，那末，即使不为民族民权等大问题，只为一件不愿拖辫子的切身小事情，而竟能向外来的新皇室反抗，一次一次的牺牲如此壮烈，这样的苦百姓不但值得哀矜，而且也值得崇敬，N先生决不会看不出来的。
故事第二段中，N先生戴了假辫子，在国内的街上走，被人冷笑谓有杀头的罪名，等到索性废了假辫子，却又被人笑骂为“这冒失鬼”与“假洋鬼子”，使他不得不在手上“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这种热切地希求改革，而愤慨大多数老百姓不能追随他，不能了解他，恨不得一下把他们都抛弃了，而自己轻轻松松地往前迈进，这确是少壮时代近乎热狂的革命情绪，但是天下会有这种容易事吗？N先生如果发见这群苦百姓中竟有像人力车夫那样伟大的人格，他的手杖还能忍心地痛打下去吗？还能有恨不得一下把他们抛弃了而自己轻轻松松地前进的情绪吗？
故事第三段已是转入第四段的关节了，说明万一准备不够充分，最好不要轻举妄动。第四段文字，上面已经全录，不再引述，只是其中有两句格言式的文字，为全段要领也为全篇要领．这里值得再提一下。第一句：“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第二句：“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这是热到了极点也是冷到了极点的情绪的表现。
这样的皮鞭没有到谁的脊梁上时，谁也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岂独中国人为然！
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优秀的，大抵是十分热爱国家民族的中国人；但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不济的，却对国家民族比他们还要热爱，因为希望得太殷切了，只要有一点不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便立刻感到失望了。事实上，中国人与别国人一样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弱点，只要条件具备，成绩必无不同。
N先生代表鲁迅先生少壮时代的意见，照我的看法，自从《一件小事》以后，鲁迅先生渐渐认识了贫苦老百姓的思想与力量，《头发的故事》回顾一下昨日之自己，便一直向前进展，脱去旧时读书人的思想习惯，也脱去一般留学生的思想习惯，甚至脱去一般肤浅的革命者的思想习惯，而一以大多数贫苦老百姓的前途幸福为依归，这一个伟大的途程，自经《一件小事》的里程碑以后，是从《头发的故事》开始的。
作者日后的议论，如关于中国人民一盘散沙，“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如关于大众，“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如关于中国人是否失去自信，“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从这里我们看见N先生已经远远的落在作者的后面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风波》（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一九一七年七月，辛亥革命以后不到六周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一年余，欧洲帝国主义大战正在进行的中途，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约四个月，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次所谓“复辟”事件。
这复辟事件，在一般的“国内大事纪”中，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七月一日：张勋拥宣统复辟，黎元洪避往日本公使馆。
二日：各省通电反对复辟。
三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讨伐张勋。
十二日：段军攻入北京，张勋逃。
为了记载这事件，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几行字也很够了。复辟如果成功，自然有一套依靠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反动的殖民地统治；复辟虽然讨平了，也仍旧是一套依靠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反动的殖民地统治。不把帝国主义势力打倒，不把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封建买办阶层推翻，无论复辟事件成功或失败，统治集团对于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是一样的。
但在十月革命以前，人们还憧憬于法美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统治，以为这是比较进步的政治类型，即使只有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也好，有了空招牌总还有逐渐充实内容的一线希望，打掉了这块空招牌便连这一线希望也断绝了。这是一九一七年复辟事件发生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情。
鲁迅先生那时正在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工作。现在影印本《鲁迅日记》已经出来了，我们检查一九一七年当时的记载，摘抄和时事有关的几节如下：
七月三日，雨，赴部与侪辈别。
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
九日，阴，下午发电告家平安。犹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
十三日，晴，上午同二弟访许铭伯季市，餐后回寓，小勾留。潘企莘来访。下午仍回新华旅馆宿。
十四日，晴，时局小定，与二弟俱返邑馆。
十六日，阴，上午赴部。
自从七月三日雨中“赴部与侪辈别”以后，到七月十六日阴天“上午赴部”，鲁迅先生只有十二天不到办公处。《日记》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溥仪、张勋、黎元洪、段祺瑞；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复辟，反对，誓师，讨伐，逃避。这些人，这些事，在鲁迅先生的崇高伟大的天平里，都够不上什么铢两，倒像是替三十几年以后，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自己的政权，因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这些跳梁小丑的我们，预先写下这段记载似的。
那时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驻扎在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帝国主义卵翼下混战的军阀们的队伍决不敢闯进使馆界去。所以张勋拥溥仪“复辟”了，所谓“总统”的黎元洪便逃到日本使馆。“复辟”事件被段祺瑞“讨平”了，“复辟”的主犯张勋便逃到荷兰使馆。记得那时上海报上有一幅插画，画有张勋像一只青蛙，蹲在荷兰水（上海话称汽水为荷兰水）瓶里，却有一条长辫子拖到瓶口以外。（张勋自己和他的部队都是留着辫子的。）这就是“复辟”事件结束了的滑稽写照。
《日记》中说“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因为船板胡同地近东交民巷使馆界，两边的乱兵都不敢到使馆界附近去骚扰，齐寿山先生大概以为那边比较安全，所以电招鲁迅先生到那边去暂寓。从七月七日到七月十四日，鲁迅先生在新华旅馆住了整整一星期。
鲁迅先生在北京亲身经历的“复辟事件”，在《日记》中找得到的材料只有这一点。但在三年零三个月以后，一九二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作《风波》，却以这“复辟事件”在江南农村中的反映为题材。“一九二年十月”，这是根据《呐喊》中的《风波》文后所记。但查一九二年十月的《日记》，却没有记载。在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日记》中只有这样三条：一条在八月五日，是“小说一篇，至夜写讫”。一条在八月七日，是“寄陈仲甫说一篇”。又一条在十一月九日，是“寄仲甫说一篇”。这三条或则有两条关于《风波》的，或则有一条关于《风波》的。八月五日写成，八月七日寄出，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因为《风波》发表于九月号的《新青年》，不像是在十月写成，更不会是在十一月寄出的。但，《呐喊》集中没有记着一九二年八月写成的小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复辟事件”以后，一九二年十月《风波》写作以前，鲁迅先生曾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回江南故乡一次。这一次回故乡是冬季，十二月一日由北京起身，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江南农村的一般印象可能是这一次回故乡时引发而得的。但《风波》以“复辟事件”为题材，需要的是夏景。这江南农村的夏景，来源不外两个：一个是作者早年的回忆，一个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在《风波》、《故乡》、《社戏》这几个姐妹篇中，虽然都以故乡景物为题材，而《社戏》写回忆居多，《故乡》写旅行为主；文艺性特别完整，想像力特别丰富的是《风波》。
《风波》的篇幅只有十二页，共分三大段，前四页为第一段，中六页为第二段，后二页为第三段和一节尾声。
故事极为简单，人物个性也极明显。
主角名叫“七斤”，没有姓。作者对于这个名字曾有几句解释：“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姓是因为没有提及的必要，所以不见明文。
七斤的妻子是“七斤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风波》（2）
七斤和七斤嫂的女儿，大约七八岁，名“六斤”。
七斤的祖母，七十九岁的老太太，常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不平家”，名“九斤老太”。
“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是“赵七爷”。
邻居青年寡妇抱着两周岁的遗腹子来看热闹的是“八一嫂”。
篇中主要人物就是这样六位。
第一大段的前半段，是“风波”未起以前的农村景物描写。虽云风波未起，但也有些农村中常有的小风波。这小风波便是九斤老太敲着破芭蕉扇骂她的曾孙女儿六斤，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还吃炒豆子。六斤躲到乌桕树后，大声咒骂：“这老不死的！”九斤老太强调“一代不如一代”，他的孙媳（原文作“儿媳”似系误排）七斤嫂对她抗议，说婆婆家的秤是大秤，十八两秤；六斤生下来的时候虽只六斤五两，其实应该有七斤多；太公九斤，公公八斤，未必都是十足，也许用的是十四两秤。
写了衬托这些小风波，作者在第二节中的景物描写是出色的：临河的土场，通黄的晚阳，乌桕树叶，花脚蚊子，烟突里逐渐减少炊烟，土场上女人孩子泼水，小桌矮凳，大芭蕉扇，孩子飞跑，女人端饭，乌黑的蒸干菜，松花黄的米饭。这些材料的采取，无论当它们是诗料也好，是画材也好，总之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江南农村晚景。
但作者还以为未足。作者的目的是要描写农村中的风波，并不仅仅描写农村中的景物。景物只是风波的衬托而已。作者用什么关节从景物转到风波去呢？
这关节是很特别的：“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舫，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
像一幅风景画，角上却画着一个风景画家；像一卷活动影片，里面却有一个摄影师也在摄影的镜头。作者正在采取这些农村景物为诗料画材，同时竟把一个也在摄取农村景物的同业摄取在里头。
这同业的技术与作者比较起来有什么高下呢？从作者的口气，我们可以断定：他的观察是很肤浅的，他的技术是很庸劣的。自然，作者是一位革命的新文艺大师，他的同业却是一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诗人的渣滓；“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这句话，我们可以视为作者站在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对于他的革命对象轻轻地打了一巴掌。
然后作者在这背景上加添几笔主题的陪衬的小风波。
“一代不如一代”的思想，出于七十九岁的九斤老太之口，其实是抓住了未有进化观念以前的旧社会旧思想的核心。
在旧社会里，四五十岁以后，大抵思想逐渐凝固。守旧与崇古也就逐渐厉害。即使在未有进化观念以前，四五十以下的青年，守旧崇古的思想，也并不普遍。
即如九斤老太，原文说，五十岁以前也不然：
“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她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因为咬不动炒豆子了，便误认为年轻时候豆子没有现在这般硬。思想凝固，身体衰弱，是四五十以后逐渐守旧崇古的主要原因。钱玄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