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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么？从前的钉是……”
她一定要说从前的钉大、铜好、工作细、补碗的手艺也高强。只是她语汇枯寂、思想迟钝、口齿含糊，因而说不出所以然来。
把昨天的一切风波，结束在一个破碗上，作者这艺术手腕是很可玩味的。鲁迅先生很喜欢陆士衡，常常阅读《晋二俊先生文集》。一天我看见他正读大陆的《吊魏武帝文》。我问：“您喜欢这一篇么？”
“当然，你看这样的文句。”他说着，一手点在书上，“违率士以靖寐，戢弥天乎一棺。”他一手点着，口内讽诵着。
我现在读《风波》第三段，忽然引起了这一片回忆。
魏晋文学对于鲁迅先生影响的深厚，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常常可以看出来的。“戢弥天乎一棺”这样的句子，鲁迅先生非常欣赏，以为吊曹操真是切贴极了。
那么《风波》第三段，“戢弥天风波于一个破碗”。我们不必说这种艺术手腕直接受陆机的影响，至少我们欣赏这样高超的艺术，与鲁迅先生当年欣赏《吊魏武帝文》有同样心情了。
至于复辟事件，也就是七斤的辫子问题，后来怎样解决的呢？作者完全用对话的方式，轻轻松松地交代了。
我把这一节七斤夫妇的对话完全抄录在下面——
过了十多日，七斤从城里回来，看见她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么？”
“也没有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
“……”
“你想，不坐龙庭了罢！”
“我想，不坐了罢。”
作者写这一段对话，虽然轻轻易易的，只用了几行字，但很切实地交代了几件事情。
“过了十多日”，是根据史实的。张勋复辟的寿命一共是十二日：宣布于七月一日，败亡于七月十二日。我上面推测，复辟的消息传到七斤耳朵里，大概在七天以后，至早是七月七日。那么复辟失败的消息，也可以照此例推算，大约在七月二十日左右。
不过复辟失败的消息，不及宣布复辟的消息来得动人，所以“过了十多日”以后，咸亨酒店里的酒客，谈论得并不如何起劲，七斤因而还未知道。
但是赵七爷居然已经知道这消息了，他毕竟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在复辟时期，他的辫子，他的宝蓝色竹布长衫，他的是否坐在店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三国志》，简直成了时局变动的气压表。
这个气压表却只有七斤嫂一个人能特别灵敏地观察出来。
她虽是一个农村中的粗女人，虽然为了面子不惜否认事实捏造证据以图抵赖；但她对于丈夫七斤的生死到底是异常关切的，所以她竟自到邻村茂源酒店门口去窥测这气压表。她实在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女人。
七斤虽然自以为本村的出场人物，但远没有他的妻子那样细心，虽有自身生死的关系，竟没有到咸亨酒店去打听一声消息。
以上几件事情，才是在短短的几行对话中交代清楚的。
《风波》故事到了这里，实在也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却加上了一节四行字的尾声。
四行字的尾声中共只四句话，也报导了四件事情：
一、“现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
二、“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
三、“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
四、“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了一支大辫子了；她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似系‘十六个’之误）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这“现在”是“一九二年十月”或“一九二年八月”，便是复辟事件以后三年有余。
尾声中的报导，给人一个概念，便是：“风波已过，一切如旧。”
农村社会的进步是迟缓的。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工人阶级党的领导，也是十分迟缓的。农民在被封建统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也能发动轰轰烈烈的起义，但是胜利的果实又常常被地主阶级篡夺去了。因为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配合，所以中国农民在长远的历史中，直到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以后，还是翻不过身来，就像《风波》中所反映的那样。
《风波》写作的次年（一九二一），中国有了工农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了。《风波》写作后七年（一九二七），中国有了工农阶级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了。《风波》写作以后三十一年（一九五一），土地改革的高潮轰动了全国，到达了《风波》背景的地域整个华东区了。
《风波》写的正是这些大事件的前夕的江南农村。
《风波》中的“六斤”现在刚过四十岁，推想起来，正是一个土改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一个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女干部。她到五十岁以后，即使活过八十岁，也决不会再像她的曾祖母九斤老太那样吐着“一代不如一代”的了。
注释
本文末尾，作者曾有如下注释：“我的《〈呐喊〉谈丛》写的太粗率，《五四运动和狂人日记》在《新建设》发表以后，承《文汇报》文艺版里罢君夫先生给以批评，使我十分感谢。还望读者诸先生随时给我指导。”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端午节》
——《呐喊》谈丛
孙伏园
一
《端午节》是鲁迅先生的一篇十二页的优美的小品，收在短篇小说集《呐喊》里，作为《呐喊》的第十篇。
创作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民国十一年是北京政府已经很不像样子的时候了：教职员欠薪、公务员欠俸、著作人几乎没有稿费，知识分子简直没有法子继续生活下去。
因为政府不成样子，社会也跟着不成样子，个人的操守和品德受了影响自然也渐渐趋向不成样子的道路。
国民党要到两年后的民国十三年才改组，南方的革命势力还没有形成具体的进向，五四运动的锐气渐渐过去，在实际社会间没有留下影响。
这便是《端午节》的时代背景。
二
《端午节》是鲁迅先生的自传作品，几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作者自己的材料。
一、主人翁“方玄绰”是鲁迅先生自己。“方玄绰”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儒林外史》上有一段宴会的场面，席间有“凤四老爹”和方氏弟兄（方五先生与方六先生）等人。席上的情节这里不详说了。
民国十年左右北平的某一次宴会，与《儒林外史》的一次宴会颇有相似处，主要的是也有“凤四老爹”这一角。席间有周氏兄弟二人，钱玄同先生照例很敏捷的说“那么你们二位便是方五先生与方六先生了！”
“方玄绰”的意思便是：“方”五先生者，是钱“玄”同先生给他们所起的“绰”号。那么，“方玄绰”不是鲁迅先生自己是谁呢？
二、既作公务员，又作教员，兼是著作家的“方玄绰”的身份，与鲁迅先生的身份恰合。
“公务员”的名称那时还没有。文中“做官”二字数数见，这“官”便是现在所谓“公务员”。鲁迅先生那时的“官”是教育部佥事兼科长。
教员是那时作者正兼任北京大学与男女高师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教授是实官，有薪水，公务员不能兼任；讲师只受钟点费，公务员可以兼，别校的教授也可以兼，不算兼职，也不算兼薪。那时讲授一小时的酬金是四元。
作为著作家的鲁迅先生，那时发表稿件的主要刊物是《新青年》，例不给酬。此外则是《晨报》第七版，后来独立为《晨报副刊》。文中说：“便在这里很大的报馆里，我靠着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这几个钱，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养活你们么？况且我肚子里也没有这许多文章。”这所说“这里很大的报馆”是北平的“晨报馆”。所说“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就是我。所说“一千字也就是这几个钱”是大约一元五角钱。
文中说：“上海的书铺子？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这是事实。传说鲁迅先生因此曾为一文，既不分段，亦不加标点，送到上海某书铺子去，表示“你既不愿把标点与空白算钱，我亦不愿将标点与空白白白的送给你！”上海某书铺受此讽刺以后，虽然将原文退还不用，却从此改良了算稿字的办法。这个传说虽很流行，据我所知，大约没有这事实。
三、“莲花白”是作者自己爱喝的。
四、“差不多说”一起头便提出，文中引了许多事例，这确是那时作者常说的话。
有了“差不多说”，鲁迅先生可以省去许多义愤填膺的麻烦。文中若干处心理解剖与描写，特别关于“差不多说”，都是极其大胆与精密的。
“差不多说”，据我看，也包含着真理。社会的进步是缓慢的，人生短短的岁月，决不会看见前一代与后一代，前一史实与后一史实，相差得很多，只要多少进步一点，不开倒车，不显停滞，也就可以乐观了。“差不多”就是“少差”。积若干“少”在一起计算，不是便成为“多”了吗？此一世纪与上一世纪较，与再一世纪较，终不会“差不多”的。所以鲁迅先生自觉“都一样”未免欠妥了。
三
上面已经说《端午节》百分八十以上是作者自己的材料，那么尚有百分之十能是那些呢？
例如子女教育费问题，那是作者信手写来，不干己事。鲁迅先生那时还没有儿子，决不需要教育费。或者多少借用了一点侄儿女的事实。
又如成本的白话诗，“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话诗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钱一本罢。”这是主人翁方玄绰对方太太所说的话。鲁迅先生的白话诗至今还成不了本，那时更不消说了。这也是作者信手拈来不干己事的地方。
至于《尝试集》一个书名，文中凡四见。全文最后一句话是“方玄绰也没有说完话，将腰一伸，咿咿呜呜的就念《尝试集》。”鲁迅先生自己，我想决不会咿咿呜呜念《尝试集》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胡适之先生所作，那时出版不久。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尝试集》三致意四致意者，我想是含有提倡的意思。一方面与上面所讲主人翁撰著白话诗稿只值三百大钱一本之事相呼应，以示方玄绰乃一爱念爱写白话诗之人。
附带说明：文中“伊”字即现在国语中的“她”字，那时通用。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8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兔和猫》（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兔和猫》是《呐喊》四小品之一，与《鸭的喜剧》为姊妹篇，创作日期同为“一九二二年十月”，也首先登载在同期的《新青年》上；作者在《新青年》发表小说，自《狂人日记》起，大抵是每期一篇，这一期却同时登载了两小篇。（《兔和猫》初载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晨报副刊》；《鸭的喜剧》初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后又发表于十二月《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十二号。这里作者说“这一期”《新青年》“同时刊载了”这“两小篇”，当为误记——本刊编者）
我说“小品”，并不是说“小品”与“小说”有何体裁上的不同；文艺的体裁只是为了内容的要求而有的外形，旧有的分类如诗歌小说，戏剧等也只就大体而言；可能有一篇作品同时可以归于三类．也可能有一篇作品归于三类中的那一类都不妥当，但它仍然是一篇极好的文艺。我说“小品”更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体裁的意思，我只是指着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而已。
民国十一年左右，在作者的全生活中，据我的看法，可以说是属于较为安闲恬静的段落。理由在《鸭的喜剧》文中详说：《鸭的喜剧》的抒情诗味特别浓厚，《兔和猫》的描写非常细腻，也许都是安闲恬静的生活在工作上的表露。两篇的背景都是购置不久的八道湾的新居，所以作者也不自觉地有“小院子”“野桑树”等等的描写。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这是《兔和猫》的第一句。在没有说明“三太太”是谁以前，我们不能不因作者说到“后进院子”而略谈几句这八道湾新居的全貌。
这新居一共三进。南向的大门以内，第一进是南房九间坐南朝北的房屋，北平话称为南房。这九间南房一字儿排着，占了横宽的全部，东西并无余地，因此这九间房屋也不宽大。从右数第三间作了通道，加绿色映门四扇，成了二门。东边二间传□所居，西边六间为外客厅，客房，电话间，堆积间等。院子狭长，有榆叶梅等杂花木。
第一进与中进之间有矮花墙与映门一道。
中进为北房三间，东厢三间，西厢三间。间数与第一进相等，而房屋较为宽大。北房三间中，老太太住东屋，大太太住西屋，作者则住中间坑（？）上。西厢三间为书房及内客厅。东厢三间，女仆们所居。院中砖路，适成十字，四方掘泥地上种栽花木。
后进与第一进相同，一字儿排着北房九间，共分三组，每三间为一组。西组三间作者之二弟夫妇所居，中组三间作者之三弟夫妇所居。东组三间亦为客房，当年即为盲诗人爱罗先珂君的居处。
那时作者住中进北房的中间，作者之三弟夫妇则住后进的中组，这便是原文所谓“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的解释了。这三太太姓羽太，是一位聪明多感的女子，未婚以前就到中国，先住绍兴的老屋中，后迁北平（按：原文如此，当时北京并未改北平——编者），说得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她爱小动物，不幸或有丧亡，则作俳句以吊之，间用祭文，亦情感丰茂之作。但我只听间接叙述，没有见过原文。
二十五年前的物价，现在连解释都不容易了。作者说，“这种东西，倘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小店买来的。”八道湾附近的护国寺庙会是逢七逢八，每月共六天，仿佛南方之赶集或赶场。护国寺是北平西北城的一个大庙。
“两吊”与“一元”成一个什么比例呢？那时的银圆一元与纸币一元，价值上已经一致。袁世凯帝制败亡以后，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不兑现，时价只值银元五角。公教人员薪俸大受影响，但发薪时银圆成数渐渐增多，纸币成数渐渐减少，欧战完了以后不久，中交票也就兑现了。所以民国十一年一元纸币与一元银币价值相同。
银圆以下的辅币，那时在北平很特别，别通行的一角二角五角辅币都极少见，只流行现铜圆与“平市官钱局”发行的铜元票。“吊”字原是制钱一千文穿成一串的意思，制钱废去以后，一分的铜元十枚称一吊。二分的铜元五枚亦称一吊。作者说“两吊钱”，就是铜元二十枚，或平市官钱局发行的二十枚铜元的纸币一张。现在手边无书可查，据我的记忆，民国十一年北平一元钱约换二十五吊左右。“两吊”与“一元”之比，约为十二分之一，那么在庙会上买与叫小使上店去买相差很大了。原文有一点不很看得清楚，“两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这一元或指一对共花了一元，那么亦不过贵了六七倍。
全篇描写兔的生活非常细腻，如小兔对付鸦鹊的威胁，作者描写道：“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他们便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乌鸦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近来了。”
一对小兔在几个月之内成了两窝小兔的父母：第一窝不知一共几个，经人们觉察的则只两个；第二窝一共七个。这十一个兔子，虽如后一窝的七个，连眼睛都没有开，作者也把它们分成两组，五个较强，两个较弱，给我们一个明晰的图画，其余的四个自然更是活泼到如在纸上跳跃了。
这十一个之中，第一窝的两个小兔，是悲剧的主角，是本篇中的重要“人物”。严格的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