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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免不得向前一跄踉。……”
如此之类还多着哩。都是叙述一个人存在着，就是偶然与毫不相干的人相遇，也要发生许多关系，而且常反拨过来影响于自己。老妈子决想不到他的苏州俏要碰车夫的鼻梁，而且间接的使自己跄踉。挟洋伞的长子应该饱看而无阻了，偏有死鲈鱼因被他所阻不得不竭力伸长了脖子，而使他生气。——现在多数的人非但没有同情，而且，因为争夺惯了，总以为他人的损失就是自己的得益，所以做了损失不利己的事也觉得快活：
“胖孩子……想从胖大汉子腿旁的空隙间钻出来。胖大汉赶紧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什么？……’
“车上的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智识，他不至于炸破手。他受了欺侮，所以想复仇，他看人受欺侮，所以想代人复仇。然而，他在日本专制了拿回来复仇的短刀可曾沾过谁的血了呢？我知道没有。或者，他可曾用无论哪一种方法毒害过他的仇人呢？我也知道没有。大家看起来，或者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的文章中有凶狠地态度，然而，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中，谁能举出他的凶狠的行为？他实在极其和平的，想实行人道主义而不得，因此守己越严是有的，怎肯待人凶狠呢？虽然高声叫喊要人做一声不响的捉鼠的猫，而他自己终于是被捉而吱吱的叫的老鼠。《示众》中巡警与白背心之间的一条绳，推广而至于其余看客间相互的种种关系，就是他确信的人道主义的根据。他岂肯抛弃他确信的主义。他是医学家，所以，欲达他的主义，他不用短刀，便用他手头的解剖刀，遇见中国人身上的毒疮，他就刺。到了现在，只看他凶狠地拿了刀刺人：他刺人是想人活还是想人死，几乎大家或连他自己都要看错了。
若论他的艺术，可惜我智识太浅，也不能尽量懂得。应本报征求青年爱读书者三百零九人中有六十九人举《呐喊》的，日常见人也总说起爱看《呐喊》。他的文章中没有风月动人，没有眉目传情，他的描写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例如：
“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
究竟他用什么艺术使人如此爱看呢？我的意思，第一个条件是崭新，他用字造句都尽力创造。（以先他用“驼背五少爷”之后，“瞎子阿二”等等满天下了。这是模仿，不是创造。）他的这把德国式的解剖刀，虽然没有雕琢，没有藻绘，却极光亮整饬而锐利，这一点已够使人催眠而乐于被割了。加以他的手术的敏捷与审察患处的准确，虽不用麻醉药，也使人不加反抗——因为原来痛痒已极的，刺进去反觉凉爽畅快了。（鲁迅先生用文章所刺的疮是中国人大体的疮，所以大家都感觉到的。）我附带的说一句，我是想学得用了山水与情感的微妙引人入胜的，然而我相信，在恶疮遍身时代的中国，即使我学得很好，用软笔醮了甜的，香的，美丽的，凉爽的药品，在疮口缓缓地敷，总不是去患的惟一方法。（看过《社戏》中的彩色，可知《呐喊》的作者除解剖刀一般的铁笔以外还有生动的画笔哩。）就我个人而论，曾经何等的感受鲁迅先生鞭策之益呵。
读完《示众》之后，又听到屋外池中的游鱼的跳跃。我虽然独居着，却跟池面的水圈扩大，包括《示众》文里的与其余一切的人物于大我之中了。我相信，鲁迅先生虽还以不能尽量爱人为憾，而实际上已如水圈之波及无穷远了，我受的只是其中极微的一点而已。
以鲁迅先生的文章之有特性，倘若在外国，各杂志上早已满是研究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平的文章了。在中国虽然我们很爱读他的作品，总少见评论的文字。我为了想抛砖引玉，所以顾不得自己的浅薄了，还是要请鲁迅先生原谅的。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25年5月《京报副刊》，是研究鲁迅最早的文章之一。曾收入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作者在文尾曾有如下注释：“这是民国成立以前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化学教员时的事情。他在教室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现前两行只留些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关于《阿Q正传》
孙福熙
《阿Q正传》的演出，轰动了干燥沉寂的昆明。
鲁迅先生的口中，叫阿Q为阿桂，后来也依照大家读为阿Q了。阿桂确有其人，被采取作为小说中的典型。他是一个乡下老实人，作为中国病根的代表。于是“儿子打老子”的种种根性加到阿桂的头上。
导演郑婴先生特别重视这一点，认为这作品是讽刺的，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因此，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一种爱的姿态，揭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鲁迅先生尽力的想使读者憎恶阿桂，而其结果，人人对阿桂的处处吃亏，以至于受冤而死，反给他很大的同情，鲁迅先生承认是最大的失败，这失败是有原因的。伏园家兄编《晨报副刊》时，鲁老师写这《阿Q正传》，每星期日登载一章，然而写得有点不耐烦了，要是就此了结，编辑必不答应，于是趁他南下回家的时候，把最后一章“大团圆”交给代理编辑，匆匆的了结。等到家兄回来，先生笑着说：“阿桂已经杀了头，你不必费心来讨稿子了。”不禁相对唏嘘。其实原意小说未完，但此后未经续作补足。（经郑振铎兄质问以后，先生有文答复，刊登拙编《北新》周刊［2］）
总之，阿桂的身份决非英雄，“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这种人到处都有，尤其是在中国。倘若误认他为英雄，为天下的阿桂张目，甚且增加许多新阿桂，决非世界的幸事。
我于廿六晚上得看此戏，对戏剧研究社此举深表感激与钦佩。诸演员艺术尤极认真而匀称，倘欲严加批评，对阿Q的目光炯炯，不像英雄，就有像流氓的可能。其次全剧多用“补助音调”，确能增加生趣，如鸡鸣羊咩，但青蛙阁阁三声不断片刻，太写实了，不免妨害对话之声，这点鄙见欲贡献于大众之前。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40年9月30日《朝报》第4版。
［2］《北新》周刊：创刊于1926年7月，系综合性杂志。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初为周刊，从1927年11月第2卷第1期起改为半月刊，至1930年12月第4卷第24期停刊。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读《热风》
孙伏园
鲁迅先生的杂感集出版了，内计：
一九一八年的二十七篇；
一九二一年的二篇；
一九二二年的十一篇；
一九二四年的一篇；
共四十一篇。不知怎样，我计算出了这个数目，觉得惊异了，为什么总数只有这一点。再翻阅题目，知道凡我所能记得的也都在内。那么为什么呢？许久才悟出，这是鲁迅先生的文字斤两太重，感人太深，我们那时读一篇抵得读许多篇的缘故。
再重读内容，觉得熟悉极了，从前以为辛辣的现在也和易了。这时我想起罗素批评福禄特尔的话：现在的法国人并不觉得福禄特尔的思想怎样新奇，这可以证明现在的法国人几乎已经人人分得福禄特尔思想的一部分了。
鲁迅先生在《热风》的序里说：“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如果我以上所说是一般青年界的状况，那么鲁迅先生或者可以减少一点悲哀罢。
注释
本文写于1925年11月18日，原刊于《京报副刊》第332号。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腊叶》
孙伏园
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当中包含散文诗二十三篇，第二十一篇是《腊叶》。
讽诵、欣赏、研究一篇文艺作品，只注意它的外形与内涵本来也就够了。就《腊叶》论“腊叶”，不是一篇简洁、明快、犀利、深刻的散文诗了吗？至于作者当时的动机等等，置之不论也没有什么不可的。
不过《腊叶》写成以后，先生曾给我看原稿，仿佛作为闲谈似的。我曾发过一次傻问：何以这篇题材取了“腊叶”。先生给我的答案，当初便使我如获至宝，但一直没有向人说过，至今印象还是深刻，觉得说说也无妨了。
“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很。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2］等等却是无关宏旨的。”这便是当时先生谈话的大意。
“许公”是谁，从谈话的上下文听来，我是极其明白的。鲁迅先生的熟朋友当中，姓许的共有五位。第一位自然是许季茀先生寿裳［3］，那是先生幼年的朋友，友谊的深挚，数十年如一日的。第二位是许季上先生丹［4］，一位留学印度，研究佛经的学者，先生壮年的研究学术的朋友，可以说是先生的道义之交。还有三位都是较晚一辈的少年朋友：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先生［5］，一位是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女士［6］，还有一位则是许广平女士景宋［7］。我常常私议：鲁迅先生的好友当中，姓许的占着多数，“许”字给予先生的印象是最好的。
但是那时先生口头的“许公”，决不是其他四位，确指的是景宋先生。景宋先生初在报上发表文字，钱玄同先生便来打听我：“景宋的文字像是一个熟人所写，景宋到底是谁呢？”
我的答复便说，“是许公。”
“阿，我知道了，当然是她。她要景仰宋广平，所以自号‘景宋’喽。”
我把这话告诉鲁迅先生，先生却说：“玄同完全错了，你对他说，他的推理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告诉你：许公的母亲姓宋，她为景仰母亲，所以自号‘景宋’；至于她名‘广平’，也和宋广平全不相干，只是广东的风气，常常喜欢把地名放在名字当中，例如她名‘广平’，她的妹妹名‘东平’，何尝有宋广平的影子呢？”
关于这一段话，我以后没有机会再问景宋先生，但鲁迅先生既如此说，我想一定是不错的。
鲁迅先生知道景宋先生如此之深，景宋先生又鼓励和爱护鲁迅先生如此之切，我那时便感觉他们两位的情感已经超出友谊以上了。
鲁迅先生自己在《野草》英译本序言中，曾经提示了几篇的创作用意，关于《腊叶》只有一句话，原文不在手边无法引用，但我记得与先生当年和我所谈完全相合，仿佛有“对于爱我者的感激”等字样［8］。“爱我者”当然是许景宋先生。
《腊叶》的原文不过四五百字，而含蓄的意义是很深长的。以“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一句话开始，作为全篇三节中的第一节。“一片压干的枫叶”便是“腊叶”的字义解释。
第二节记“去年的深秋”怎样把这片枫叶“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
“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这三句描写“腊叶”在未被摘下，未被夹入以前，它在枫树上所处的是怎么一个环境。
以下便要描写“腊叶”的本身了：“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以下则是作者的心情：“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
以上是第二节的全文。从最后的两句话里，我们看出作者又用了一个“病叶”的新词。题目里的“腊叶”，第一节里的“压干的枫叶”，第二节里的“病叶”，和第三节里的“将坠的病叶”，四个不同名词指的是同一东西。但是到了“病叶”这名词提出的时候，作者的心情，显然已经由鉴赏而至于怜惜，由怜惜而至于自况了。说“自况”还是不够的，这时候的作者，已经与“病叶”合而为一。
作者既与“病叶”合而为一，既已取得“病叶”的地位，那么谁又取得作者的地位呢？取得作者的地位的自然只有“爱我者”。
我们把“病叶”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气转给“爱我者”，这样，好些关节自然解通了。例如第二节中说：“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这原是作者自己推测去年怜惜“病叶”的心情，一转过来，却变成作者推测“爱我者”爱护作者的心情了。因为是“对于爱我者的感激”，所以有些自谦自抑的语调。又如第三节中说：“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这又似从谦抑转入伤感了。
《腊叶》文后写着“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先生逝世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我们记住这短短的十年岁月，再回过头来读《腊叶》第三节中的“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在这对“爱我者”深自谦抑与伤感的口吻中，不觉令人大有所悟，仿佛鲁迅先生真是预言家，预言家不但透达人情物理，连他自身的将来也早已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注释
鲁迅的散文诗《腊叶》写于1925年12月，发表于1926年1月，刊于《语丝》周刊第60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此文写于1941—1942年间，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雁门集》：诗集，系元朝萨都剌（天锡）所著。
［3］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1902年9月被杭州求是书院派往日本留学，遂与鲁迅成为挚友，并与鲁迅一起参加了光复会。他与鲁迅“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许寿裳《怀亡友鲁迅》）。
［4］许季上（1892—1950），名丹，字季上，浙江杭州人。他是佛教徒，攻梵文，历任教育部主事、视学、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审员等。
［5］许钦文（1897—1984），名绳尧，笔名钦文，浙江绍兴东浦镇人，我国现代作家。许钦文于1923年初由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结识后，在创作等方面得到鲁迅很多帮助，如他的短篇小说集《故乡》由鲁迅编选收入《乌合丛书》。
［6］许羡苏（1901—1986），浙江绍兴东浦人，许钦文的妹妹，当时在北京读书，常去鲁迅家，与鲁迅母亲极熟。解放后写有多篇回忆鲁迅的文章。
［7］许广平（1898—1968），号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的夫人。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5年与鲁迅结识，1926年毕业后同离北京，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返广州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职。翌年1月，鲁迅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时，许广平做他的助教，同年9月同赴上海，结成夫妻。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
［8］原文为“《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杨贵妃》
孙伏园
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2］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