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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定本。”
其次是我们谈一谈两部工具书：一部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是《历代名人年谱》。
鲁迅先生大约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篇幅太长了，所以取了《简明目录》。本来简明目录编辑的意思就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抄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别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这是清朝的皇帝弘历（乾隆）的话，但后来四库全书处的人又于“某书若干卷、某朝某人撰”之下，每部也加了三五句简单的评语。所以鲁迅先生说：“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句话真是扼要极了。因为这种评语完全以帝王的利害为标准，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点。
《历代名人年谱》也是一部工具书，但也可当作大事纪看。鲁迅先生已经说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封建时代的“大事”是和帝王的利害分不开的，这种大事由人民的立场看来，有的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有的是利害完全相反的大事，我们决不可受骗。
《历代名人年谱》是表格式的，表格共分四栏：第一格是干支（甲子、乙丑等等），第二格是纪年（帝王的年号等），第三格是时事（鲁迅先生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的），第四格是生卒（名人的生和死）。全书共十卷，从汉高祖（刘邦）元年丁未（公元前二六）开始，到清道光（旻宁）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为止，一共有两千零四十九年的记载。
作为一种工具书看，这两部书写成在一百年以前，实在早该有更好的书来代替了。如果以为这两种体裁可用，那末我们应该照着它们的体裁，编一部《较好的书籍的批评》，一部《表格式的年谱》，都完全用人民的观点，供给现代研究者的应用。在没有编成以前，这两部书，只要照着鲁迅先生的提示，随时注意，勉强翻阅也还可以。
其次便是《世说》系统的两部书。书目中第八部《世说新语》和第十二部《今世说》，可以说是这一个系统里的一头一尾。鲁迅先生在《世说新语》下注“晋人清谈之状”，在《今世说》下注“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两句话。这两句话概括了两部书的内容。
《世说新语》是鲁迅先生自己喜爱的书籍之一。《鲁迅日记》第一册“壬子（一九一二年）日记”中的七月三日有这样一条记载：“至琉璃厂购明袁氏本世说新语一部四册，二元八角，尚不十分利弊，惜纸劣耳。”所谓《明袁氏本》者，是明朝的袁依照宋朝的陆游刻本翻刻的，也就是世间所存《世说新语》详略两种本子中的译本。这时（一九一二年）鲁迅先生一定已经有了王世贞所刊的略本，甚至早已有了好几种本子。
《世说新语》属于小说类。明朝的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里把小说分为六大类，第三类为“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略》［4］，替《世说新语》立了一个专篇，第七篇题曰“世说新语与其前后”。所谓“前”，约有两种，一种是裴启的“语林”，一种是郭澄之的“郭子”，现在都已亡了，但从别处所引遗文中，可以看出体裁和《世说新语》差不多。所谓“后”，则自刘孝标《续世说》直到近代：唐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二十一史识余》，郑仲夔《清言》等，清有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章抚功《汉世说》，李清《女世说》，颜从蒿《僧世说》，王晫《今世说》等。
鲁迅先生在这一系列的《世说》中，取了《世说新语》和《今世说》两种，把这一系列都代表了。《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是以“征引浩博”著称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孝标作注，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
这两种篇幅都小，世说新语大抵四册，今世说仅两册，内容都富有趣味，隽永的文笔又可给我们写作的帮助，所以值得细读。
除了上面的四组共九部以外，还有三种是独立的著作：《论衡》、《抱朴子外篇》和《少室山房笔丛》。
《论衡》是汉朝的王充所作，是一部富有革命性的书籍。他在《自纪篇》里说：“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这四句话可以说是《论衡》八十五篇的总内容。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门书十二部（3）
所谓“考论实虚”，是凡他认为“虚”的事物，都反复论辩，加以攻击。八十五篇中，攻虚的就有九篇，如书虚篇、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礼虚篇、龙虚篇、雷虚篇、道虚篇。
其余篇名上不带“虚”字的各篇，他的著作态度和论辩精神都相同，对于他所认为“多所不安”的“世书俗说”，就其“实虚”，加以“考论”。著名的如《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其中问孔、刺孟二篇，在封建帝王利用孔孟奴役人民的时代，是触犯忌讳的，所以四库提要批评他说：“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自古篇中说建武三年充生），死于一年左右（后汉书本传说他死于永元中），离我们已经将近二千年了。我们有了近代科学的成果，觉得他的有些论断似乎多余，但成书在二千年前，却是值得我们后人骄傲的了。鲁迅先生在《论衡》书目下注“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就指的王充所批评驳斥的那些。
《抱朴子外篇》，有单行本，葛洪所著。葛洪是晋朝的道家，所以他的抱朴子内篇，论神仙、符箓、炼丹等等，是一部宗教迷信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他的《外篇》，向来列入杂家，和内篇的性质不同。四库提要也说：“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先生所以取它的理由则是“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从第八部《世说新语》到第十二部《今世说》，鲁迅先生都特别注重它的描写社会状态的部分。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著，是一部考据杂说的丛书。全书共四十八卷，里面又有十二个书名，如第一卷到第四卷名《经籍会通》，第五卷到第十二卷名《丹铅新录》，第十三卷到第十八卷名《史书占毕》，第十九卷到第二十六卷名《艺林学山》，第二十七卷到第二十九卷名《九流绪论》，第三十卷到第三十二卷名《四部正伪》等等。
胡应麟是十六世纪后半期的人，他是明朝万历丙子（一五七六）的举人，他的传记在明史文苑传里附载在王世贞的传中，因为他是依附王世贞而成名的。他的学问渊博，考证精审，所以笔丛四十八卷中，古今大小一切问题，几乎无所不谈，虽然也有若干错误（如四库提要中所指摘），但整个态度是较为进步的。（如他在《经籍会通》中谈书籍的进化说：“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抄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细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弗辛勤。至唐末宋初，抄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费便藏，四善具焉。遡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所以即使在四百年后的我们现代人看来，仍是觉得愉快而不觉得讨厌的。
以上十二部书，只有两部总集的卷帙比较大，那只要翻检选读就行，不必逐篇细读。两部工具书，成书都在一百年以前，体裁都有可取，但必须随时警惕，不可受欺。其余八部，从第八部到第十二部，共五部，照鲁迅先生的提示，尽量注意书中所描绘的社会状态。第六部注意胡应麟做学问的方法。第一部和第二部注意唐代诗人的著作和生活的关系。
这个书目即使是鲁迅先生在二十五年前写给许世瑛一个人看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只要认清我们的时代和立场，仍不失为一篇值得珍视的中国文学入门书目。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1年10月《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
［2］许世瑛（1910—1972），字诗英，浙江绍兴人，许寿裳之长子，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
［3］《文字蒙求》系中国旧时的儿童识字课本，清王筠编。从许慎《说文解字》中选辑常用字二千多个，楷书与篆书并列。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卷，解说简明便于初学。
［4］《中国小说史略》原为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的讲义，取名《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12月在北京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时，始改现名。下卷于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初版，1925年9月北新书局再版时，合上下两卷为一册。
附录鲁迅著作中有关孙氏兄弟的内容选录
鲁迅著作中有关孙氏兄弟的内容选录
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晚上点了灯，……我便动手翻译了。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今日得信并译稿一篇，孙公（编者按：即孙伏园）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但我想不如俟他来后再寄罢。
——《致周作人》（1921年9月31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还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
……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即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战，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门书十二部（4）
——《华盖集续编补编·〈阿Q正传〉的成因》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编者按：即指孙伏园）打退，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
……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
——《集外集拾遗·通讯（致郑孝观）》
“琴心”的疑案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集外集拾遗·通讯（致向培良）》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刚攻击别人。……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伏园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
——《致章廷谦》（1926年11月21日）
注：“伏园兼差”指孙伏园在厦门大学时，鲁迅在南普陀寺附设的闽南佛学院兼课。
——编者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编者按：即孙伏园）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三闲集·在钟楼上》
伏园复往，确系上任；我暂不走，拟敷衍至本学期之末，而后滚耳，……。
——《致章廷谦》（1926年11月30日）
注：孙伏园离厦到广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
——编者
伏园已于十日动身，从湖南走，大约月底可到武昌。
——《致章廷谦》（1927年2月25日）
注：指孙伏园离穗去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编者
玉堂无一信来，春台（编者按：即指孙福熙）亦谓久不得其兄信，……
——《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掐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们看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而已集·再谈香港》（1927年9月29日）
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
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
鲁迅与孙伏园、孙福熙的关系，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是他培养和支持一代青年作家的关系。但从另一方面说，则是一位文学大师同一位报刊编辑、一位美术家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都是鲁迅事迹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特地编写了这份年表，供读者和鲁迅研究者参考。
一八九四年（甲午·清光绪二十年）
孙伏园生于绍兴，原名孙福源。时鲁迅十四岁。
一九二年（壬寅·清光绪廿八年）
三月，鲁迅赴日本留学。
一九九年（乙酉·清宣统元年）
八月，鲁迅从日本留学后回国。
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开办，孙伏园进该校完全课第一班学习，担任班长。
一九一一年（辛亥·清宣统三年）
十一月，绍兴光复。鲁迅先生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偶尔也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孙伏园是完全课第一班班长，因此和学校校长鲁迅先生接触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