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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件小事》。
鲁迅先生后来写《三闲集序言》时（一九三二年四月），提到“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时鲁迅先生已经有了“科学底文艺论”的武装，从进化论提高到阶级论，而十余年前在北京写《一件小事》的时候，已经显示着他的进步的根苗了。
在北京的作品，占全集作品的一多半：有论文集《坟》；有散文诗集《野草》；有小说集《呐喊》和《彷徨》； 有杂感集《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有校勘的《稽康集》，有辑录的《古小说钩沉》［2］（上、下）、《小说旧闻钞》［3］和《唐宋传奇集》［4］；还有著述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译品也占到全集的一多半。南下以后，思想更提高了，眼看着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酷和腐朽，他的抨击和嘲讽更加尖锐了。对于革命青年的启发、帮助和领导也更加具体化了。这时候，对于他，唯一适宜的武器是杂文，在党的号召下，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影响十分广大而且深远，造成他对于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抗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崇高伟大的贡献。
鲁迅先生在十六年前逝世，不及见我们今日光辉灿烂、勇猛精进的新中国，但他在坚强不屈的忘我的斗争中，一定早已预见了我们今日的新中国的远景，而他的坚强不屈的忘我的斗争，又正是我们今日新中国的每一个人向着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楷模。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2年10月19日《北京日报》。
［2］《古小说钩沉》：鲁迅从古籍注疏和类书中辑录自周至隋已经散佚的古小说。
［3］《小说旧闻钞》：为鲁迅所辑录，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汇集了宋以后四十一种小说和有关小说源流、评论、版本等方面的资料，其中附有鲁迅按语。
［4］《唐宋传奇集》：鲁迅选编，共八卷。为鲁迅从1912年至1928年间所搜集整理，内有唐宋时期用文言文写的短篇小说四十八篇。1927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册，次年2月出版下册。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谈谈“鲁迅故居”（1）
孙伏园
一
鲁迅先生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在北京共住十五个虚年，实际是十四年零三个月又三个星期。
这十五个虚年可以分为四个段落：
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约七年半，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旧称山会邑馆）［2］，是第一个段落（其中再可分为两个小段落：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以前住绍兴县馆中的藤花馆，五月六日以后住同地的补树书屋）［3］。
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将近四年，住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第二个段落。
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不到一年，住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是第三个段落。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共两年零三个月，住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是第四个段落。
必须指出，这种分法只是说个大概，并不是十分精确的。例如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五日曾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鲁迅先生回到北京，住西三条二十一号，没有计算在内。又如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到十四日曾有一星期的时间，因复辟之乱，鲁迅先生避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也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有几次离开北京，都是短时期。
二
现在经国家保存、修缮并整理，可以让我们前往瞻仰的“鲁迅故居”，就是上面所说第四个段落中鲁迅先生所住的，鲁迅先生在《日记》里所说的“西三条胡同新屋”。从西四牌楼一直往西，走羊市大街和阜成门大街，经过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中央人民医院、白塔寺，看见路北有两条胡同：一条叫宫门口东岔；另一条叫宫门口西岔。无论进东岔也好，进西岔也好，进去不远就并成一条。看见路西有一条东三条胡同。走完东三条胡同，西边还有一条西三条胡同。进西三条胡同东口，一直向西走去，直到快要接近西口了，在路北二十一号门口发现“鲁迅故居”一块石刻，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胡同是窄小的，环境是清静的。排在前后左右的群屋当中，“鲁迅故居”并不显得怎样突出，里面却曾经住着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他的《野草》等不朽的诗篇都是在这里写成的。
鲁迅先生买定这所房屋是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迁入是次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今年正是三十周年了。鲁迅先生在日记中曾有记载。
三
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鲁迅故居”大抵开放两星期，就是从十月十九日到十一月一日。
在这两星期中，大抵个人参观在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团体参观在下午一时至五时。为便于安排人数起见，团体参观最好经过登记手续。“鲁迅故居”的负责人是矫庸、李育华两位同志。电话是二局二四九四号。
一进大门以后，就看见一块“鲁迅故居总说明”的标识，用极简短的文句说明本文第二节所记的一切。
在开放期内，纪念馆（鲁迅故居亦称鲁迅纪念馆）中常有书摊和明信片、邮票的摊子，购买很便利，但也使参观人数显得越多，房屋显得越小了。
故居一共有房屋十四间。西房堆存杂物，东房由办公人员居用。我们要参观的只是北房和南房。
院中有花木，后园中也有花木，这些花木在《日记》中都可以找到来历。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日记中说：“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又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说：“上午云松阁送来月季花两盆。”现在院中有枣树二、紫丁香二、白丁香一、迎春一；后园有花椒一丛（去年补种）、刺梅一丛，余如碧桃、榆梅、青杨、月季花，都已经散失了。
北房是故居的主要部分，是鲁迅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处所。中屋是餐室，餐桌的地位和当年一样，没有变动。东壁上有一幅画像，画的是鲁迅先生的四弟椿寿，他生于一八九三，死于一八九六，鲁迅先生的母亲请一位绍兴的画家叶雨香［4］所画。此外，衣挂和柳条箱的地位也和当年摆设一样。
餐室北面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鲁迅先生在修葺房屋的当年曾说：将来我就坐在这老虎尾巴中工作。《野草》集中第一篇散文诗《秋夜》就写到作者坐在这工作室中的心境。室内一切陈设都照当时的原样。东壁上挂着藤野先生的相片，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曾说：“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西壁上挂着集屈原诗句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是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代的朋友乔曾劬［5］所写。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说：“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此外还有司徒乔［6］和孙福熙的画各一幅。
靠西壁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石刻的刺猬。刻工素朴而又精美，极引人喜爱。鲁迅先生拿它作镇纸用，特别用于装订大本的线装书，非有这样一具体质重、面积宽的镇纸不可。经研究，才知道旧社会民间尊视刺猬，这雕刻原是庙中的偶像，民间雕刻家的作品。鲁迅先生如此说，许多北方朋友都如此说。
餐室东面是鲁迅先生母亲的住室，现在放置鲁迅先生的用书和照片等纪念物。后来也和餐室北面的老虎尾巴一样，北面接出半间去，显得宽大一些，当初是没有的。
餐室西面放着鲁迅先生的用书，书柜都是纪念馆成立以后新制的。藏书相当丰富，但不是为着收藏而收藏，而是为着阅读而收藏的。
北屋和南屋中的一些家具，有旧存的，有鲁迅先生购置的。据矫庸同志考证，新式的一批大抵购于第一监狱工场。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日记中说：“午后往第一监狱工场买藤木器具八件，共泉（钱）三十二。”不过现在查点起来已经不到八件了。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谈谈“鲁迅故居”（2）
南房是鲁迅先生的书房。里面放着标有“中一”、“中二”等等的书箱八只，书架一具。这是中文书的书箱，中一、中二等图案字，虽然没有什么根据，我猜是鲁迅先生自己写的。八个书箱一种式样，中九、中十（在另一室）却是书架了，这也可以想象是当时的实际情形。
南房的东北角有一块“君子”砖。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日记说：“齐寿山［7］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专（砖）一击（块），阙角不损字，未定直（值），姑持归，于下午打（拓）数本。”九月二十八日日记说：“以六元买君子专（砖）成。”有人说这君子砖是河间献王墓砖，那末是两千年前古物了。
四
解放以后，鲁迅故居经过人民政府加工修葺，式样虽然完全照旧，质量已经更加坚实。南屋原来潮湿，经过彻底铺垫，现在已很干燥。后园花椒树上有虫，经邀请农业专家检查，认为无可救药，遂连根拔去。后补种四株，长得枝叶丰茂，快要赶上砍去的一丛；而砍去的枯树，也陈列在一旁，让我们比较、参考。
这样的保存、修缮和整理，还只是人民政府爱护“鲁迅故居”的初步工作。如何使“鲁迅故居”的外围也能和内部相适应，这是今后我们的课题。现在人民政府已经在这一方面逐步地进行了。
苏联的保护古迹的先进方法是我们的重要参考。负责看守雅斯诺依·鲍梁的托尔斯泰纪念馆的人员能成段地背诵托尔斯泰的著作，到过雅斯诺依·鲍梁的人都传为美谈。我们的负责看守鲁迅故居的矫庸同志，当他陪同参观人解释一切的时候，不但对于故居的事迹如数家珍，而且也能随时引用鲁迅的著作，必要时背诵成段的原文，这是使我十分敬佩的。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一定能把工作做好，连保存古迹，纪念有功于人民的伟大人物的方面也如此。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3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2］绍兴县馆建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名山会邑馆。1911年并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故又改名“绍兴县馆”。系绍兴人在北京的同乡公寓。
［3］绍兴县馆的房屋构造，大致可分为南院和北院。南院包括仰蕺堂、涣文萃福之轩、补树书屋、贤阁、青云桄。北院包括怀旭斋、一枝巢、嘉荫堂、藤花别馆、绿竹舫等地。
［4］叶雨香，绍兴开画店的一位民间画师，住绍兴城内大云桥附近。
［5］乔曾劬（1893—1948），即乔大壮，四川华阳人，名曾劬，原字勤孙。曾在北京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读书，1913年任京师第二初级审判厅书记官 ，后任教育部编审员，与鲁迅在教育部同事。
［6］司徒乔（1902—1958），广东开平人，画家。曾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1928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5月回国，鲁迅曾先后两次参观他的画展，并写有《看司徒乔的画》一文，向读者推荐他的画作。
［7］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在中央教育部任事，与鲁迅过从甚密。1926年齐曾协助鲁迅翻译荷兰长篇童话《小约翰》。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孙伏园
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今天这后一幕是轰轰烈烈的，而且有一大批同学被反动军警捕去了，运动这才开始呢。
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刻不关怀着的。一九一九年他并没有在大学兼任教课，到他那里走动的青年大抵是他旧日的学生。他并不只是关怀某些个别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所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是全体进步青年，大部分是他所不认识的，也是大部分不认识他的那些进步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青年的印象十分深刻。青年们常常互相询问：“唐俟到底是谁呢？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陈独秀、胡适之写文章，主张用真名字，决不会再用笔名发表文章的。钱玄同、刘半农虽然都爱弄玄虚，但文章的格调都不像。于是在文科教授名单中，从本科找到预科，又在法科和理科的教授名单中去想，都没有一个相像的。有人说这一定是蔡元培的笔名，因为他身居校长地位，不便轻率发表文章，所以只好把真名隐去，但文章的格调也完全不像。还有一个问题是“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一个人？唐俟大抵写论文、写新诗、写随感；鲁迅则写小说、也写随感，而两个人的用词选句和思想内容又很有相像之处，也许这两个人只是一个人的笔名吧？那么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种问题在青年们的头脑中转动，足见这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在青年的心理上起了共鸣，青年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思想领导。我是早已知道这秘密的了，但我决不随便对人说。那时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毫无革命经验的学生，决不会了解“保密”的意义有何等重大，也决不会了解一个革命的同志在敌人营垒里面工作又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只是直觉地知道万一传播开去一定要出岔子，所以最好不说。但我从青年同学的谈论中知道他们对于这位隐名的作家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和信赖了。
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炼，革命性十分强烈，每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随感二十一篇后来都收到《热风》中，小说三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放在《呐喊》中，诗六篇放在《集外集》中，论文一篇（《我之节烈观》）放在《坟》中，这些文字，反映了当时鲁迅先生的坚韧的斗争精神。鲁迅先生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随感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按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到后来，“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这两个秘密被发现，那时鲁迅先生已没有再行隐蔽的必要，索性从敌人的反动营垒中撤退，到南方做革命工作去了。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注释
本文原刊于《中国青年》1953年第9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孙伏园
《晨报附刊》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正式出版的，翻开报纸，很多人不免奇怪：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
原来“附刊”这名字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那末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字写得不错，他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所以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
过去北京《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最初是由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