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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北京《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最初是由李大钊同志主编。他到北大教书，兼做图书馆馆长之后，在一九二年就由我主编了。
那时，我们很想从这几方面把附刊的影响扩大到全报：第一、附刊是白话的；第二、附刊是加标点的；第三、附刊是学术性的但又比较趣味化，因为那时正是“五四”运动时代，很希望学术性、民主性的气味浓一点。
鲁迅先生对我们年轻人办报的热忱，总是极力帮助和支持。他那时写的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的以外，大都寄给《晨报附刊》了。有杂感 、小说，也有翻译。像《阿Q正传》就是用“巴人”这个笔名在《晨报附刊》上连载的。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附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2］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虽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
《京报》［3］听说我辞去了《晨报附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4］就来找我去办《京报副刊》。我觉得《京报》的发行数少（约三四千份，《晨报》有将近一万份），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先生却竭力主张我去《京报》，他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倒很能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个报，也没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是鲁迅先生却不在意这一些，还是像支持《晨报附刊》一样地支持《京报副刊》，他发表了《咬文嚼字》（一至三）、《忽然想到》（一至十一）、《并非闲话》等，后来大都收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先生又在《京报》上办了一个《莽原》周刊，登载了一些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文章。他自己写了《导师》、《长城》、《答KS君》、《评心雕龙》等，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编辑《莽原》的目的。这个周刊一共出了三十二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以后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莽原》半月刊。
另外我们也想了一些栏目，使它更多样化一些，比如请当时学术界人士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这栏，开列一些书单，又约青年们写“我爱读的十部书”，也加强了学术界人士和青年之间的联系。鲁迅写了篇《青年必读书》，目的是反对当时在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反动口号的影响之下，形成的离开社会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的现象。
那时《京报》是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很多关于南方革命情况的报导，其他有些杂文、随感也是针对段祺瑞而发的。所以《京报》从各方面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销路也增加了。《晨报》由于那时态度的改变，不但鲁迅先生不投稿了，就连其他的人也不爱给他们写稿，一九二四年春天，换了几次编辑，以后由徐志摩主编，也仍然没有起色。
一九二五年冬天，国民党左翼的机关报《国民新报》［5］在十二月五日出版了。其副刊叫《国民新报副刊》，分甲乙两种，甲刊是社会科学，由陈启修［6］主编；乙刊是文学艺术，由鲁迅和张定璜［7］主编。这个报纸在当时算是革命的最前锋，战斗性是很强的，鲁迅除了主编以外，曾发表过《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有趣的消息》等文章，大都是对于当时时事的攻击与讽刺，这些文章以后都收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边。
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国民党党部被封，《国民新报》也就在这年的二月十日停刊了。甲乙两种副刊共出版六十四期。
关于鲁迅和北京几个报纸副刊的情况，仅就我的记忆，谈到这里吧。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6年10月17日《北京日报》，文尾括弧内有“子禾记”三字。
［2］刘勉己，1924年从欧洲回国，当时任《晨报》代理总编辑。
［3］《京报》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刊。邵飘萍主办。
［4］邵飘萍（1884—1926），近代记者，原名振青，浙江金华人。十四岁中秀才，后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被聘为《申报》特约记者，1912年与杭辛斋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1918年7月，创办我国第一个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同年10月创办《京报》。
［5］《国民新报》是1925年国民党左翼的机关报，请鲁迅主编文艺副刊，名《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甲刊”为陈启修主编），至1926年2月10日停刊，甲乙两种共出46期。
［6］陈启修（1886—1959），字惺农，四川中江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教授，192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和广州《民国日报》社长。鲁迅在《两地书》和《日记》中均曾提到他。
［7］张定璜，又名凤举，江西南昌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鲁迅在书信和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他。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晨报副镌》出刊启事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我们报告你一件可以高兴的事，本报从十月十二日起，第七版要宣告独立了。
我们看着本报的销路逐月逐日增加，知道海内外和本报表同情的人已经不少；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断不敢以这千数万数的供给量为满足。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2］；原来第七版的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并且改成横幅以便摺钉成册，于附刊之内，又把星期日的半张特别编辑，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以餍智欲的材料，以供各界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至原有两大张的内容，不但论说、新闻、通信、调查……添了数量；而且组织也更加完美，准比以前越觉得爽心醒目。
十月十二日快到了，爱读本报诸君等着看吧。
注释
北京《晨报》每份两张，分作八版，其第七版专载小说、诗歌、小品及学术演讲录等，1920年由孙伏园主编，至1921年10月12日改出四开单张，题名“副镌”，每日一张，每月合订一册，名《晨报副镌合订本》，定价三角，销行颇广。本文录自《晨报》第六版上的“专栏启事”。
［2］《晨报》第七版独立另出时，“附刊”之名为鲁迅所取。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京副一周年（1）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孙伏园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庐；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四首诗是鲁迅先生作的，题目叫做《我的失恋》，题下注有一行小字是“拟古的新打油诗”，曾经登在《语丝》第四期，作为《野草》的第四篇。怎么说是“拟古”呢？乃是拟的张衡的《四愁诗》：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缓我员ㄖ核衽蹋宦吩赌乱秀扳辏缓挝秤切姆成恕！ �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京副一周年（2）
怎么说是“新打油诗”呢？因为他拟的只是外形，诗的内容却仍是他自己的根本思想。例如“回她什么”以下的四样东西，就与张衡原诗“何以报之”以下的四样东西大小相同，一看似乎很有“打油”意味。其实我们要找解释，也可以得到好几条。
第一，是鲁迅先生淡于处事尤其淡于应酬的表示；越是你“神气活老现”的给他恭维，他越是淡然处之，而给你的报答也许越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猫头鹰、冰糖壶庐、发汗药、赤练蛇等等。对于这种性情，他新近在一篇文章里自己解释，用的是“不识抬举”四字。
第二，是又一个方面，表示他所爱好的东西，未必是人人所能了解。这一层鲁迅先生自己同我说过，如果别人以为“回她什么”以下的四样东西有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意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虽然他没有明说，我从他平日的言行中，不妨穿凿附会一下，那么：猫头鹰代表勇猛，也代表他不高兴剪头发；冰糖壶庐代表爱好艺术，也代表他喜欢饭后吃些甜点心；发汗药代表科学，也代表他曾经研求过医道；赤练蛇代表智慧，也代表他恨猫，常把眼光射到书箱中的那瓶青酸钾，形成“滴水不羼”的一句“龙虎风云会。”
第三，是丢开一切寓意，单就原诗的字面上讲，也可以见出鲁迅先生的恋爱观。他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第四十则里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上面的话，是看了一位不相识的青年的诗稿而发的，我所引不多，读者还是请看原书罢。但两面兜起来，我们略可看出鲁迅先生的恋爱观。恋人在走不到的地方，又在欲走而有着“山太高，人拥挤，河水深，没有汽车”等障碍的地方；“不理我”是要“心惊、胡涂、神经衰弱”的，但结果也只能“由她去罢”而已。这里面含着时代精神：因为“良心上不肯犯他们老的少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所以在现在的青年界中，不曾见着如何热烈的恋爱，就是半世纪一世纪以后也许未必能见着罢。
总上三点，可以估定《我的失恋》这诗的价值。现在要问为什么会登在《语丝》上的呢？这才要入题，讲到“《京副》一周年”的话了。
鲁迅先生做好这诗以后，就寄给我以备登入《晨报副刊》。那时我的编辑时间也与现在一样，自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两点以后，我发完稿便走了，直到晚上八点才回馆看大样。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发出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的那天，我照例于八点到馆看大样去了。大样上没有别的特别处所，只少了一篇鲁迅先生的诗，和多了一篇什么人的评论。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给校对者以范围内的自由，遇稿过多时，有几篇本来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却不能与平日相提并论，不是因为稿多而被校对抽去的，因为校对报告我：这篇诗稿是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我究竟已经不是青年了，听完话只是按捺着气，依然伏在案头看大样。我正想看他补进的是一篇什么东西，这时候刘勉己先生来了，慌慌张张的，连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这是我生平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种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的。）但是那时他不知道怎样一躲闪，便抽身走了。我在后面紧追着，一直追到编辑部。别的同事硬把我拦住，使我不得动手，我遂只得大骂他一顿。同事把我拉出编辑部，劝进我的住室，第二天我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
这种事本来没有再讲的必要，但事后想起，大家因为公事而红脸，是并不夹杂一毫私见的，倒觉得可以纪念，对于个人的感情上可以无伤了。自我辞职后三五日，承刘勉己先生过访，问我可否这样就算终了，我说当然的，我们已经不做同事了，当然可以做得朋友了。一直到今天，我与刘勉己先生的感情依然很好。
我今天提到这件事，并不因为这也是我的生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才有今日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日。《京报》自然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它的副刊，但倘没有这件事，“《京副》”与“伏园”或者不发生什么关系，“十二月五日”与《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或者也不发生什么关系。
不但此也，因为我的“《晨副》事件”为人人（姑且学说大话）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于是第一个就有《语丝》周刊的出版。《语丝》第五十四期里，岂明［2］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故事》［3］，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故事》的是刘崧生先生罢了。
但是流光如驶，转瞬周年，登载那抽去的《我的失恋》的《语丝》已经出到五十五期，禁止发表的《徐文长故事》也居然出到第四册了。我们只要一看本刊编辑室之参考报架一角，便知道《语丝》以后，这一年中不知出了多少小刊物。岂但如此，去年被人抽去的《我的失恋》的著者鲁迅先生，恰恰于今年今日，第一天发刊他的《国民新报副刊》［4］。所谓“这件旧事”以后直至今日一年中发生的学术文艺小刊物，数目总不在一百以下，而恰好请去年首当其冲的鲁迅先生所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出来殿军，真是再巧也没有的事。
至于一年以来，我的阅稿标准有无进步，还请各方面切实指教。
注释
本文原刊于《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
［2］岂明，即周作人。
［3］《徐文长故事》，记述绍兴民间有关明代画家徐文长的传说和故事。
［4］《国民新报副刊》，见本书《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注释。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在西安
孙福熙
鲁迅先生喜爱唐代文物；而且有深切的研究；计划写《杨贵妃》一文，所以想来西安亲身体会，以充实文字的内容。
适巧，一九二四年夏季，西北大学请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他就欣然同意了。《鲁迅日记》中所记日程是：
七月七日由京汉铁路离开北京，过郑州，九日夜间到陕县，十日坐黄河船泊灵宝，十三日到潼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