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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巧，一九二四年夏季，西北大学请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他就欣然同意了。《鲁迅日记》中所记日程是：
七月七日由京汉铁路离开北京，过郑州，九日夜间到陕县，十日坐黄河船泊灵宝，十三日到潼关，十四日坐汽车离潼关到华清池浴，下午到西安。路中经过七昼夜之多。
八月四日离西安，乘骡车出东门至草滩上船，过渭南，华阴，一路迂逆风。九日过函谷关，到陕县。十二日半夜回到北京。来回一月有余，而在西安的日子是二十天。
先生是接受陕西的“暑期学校”［2］讲学的聘请而来西安的。听讲的人除陕西省教育厅通知中小学教员和各县劝学所选派来的以外，有西北大学的学生，自愿听讲而报名的。
有讲演的日子是八天，讲了十一次，共十二小时。讲题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讲武堂也请先生去讲演，讲的也是小说史。
这时期，鲁迅先生正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小说史的课。而且讲稿编为《中国小说史略》正出版。但先生可讲的题目是很多的，为什么都是讲小说史呢？这很明白，是为了对付当时的黑暗军阀，表示不受其利用。
除讲演以外，先生曾到易俗社看戏，有四次之多，又加送行时“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日记八月三日），共五次。到社参观时，社长吕南仲介绍了社的目的和组织，因为主旨是“编演新戏曲，改良新社会”，有“移风易俗”的意义。戏园间壁有戏曲学校，两处相通，实在是一个组织。一九一二年创办。在这样早的时候，秦腔就开始注意改良，而且用较新的教育方法，培养了人才。
鲁迅先生与伏园先生看了戏，尤其对学校很同情，他说：“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就以讲学所得报酬各人三百元中，共捐一百元给易俗社。而且捐匾一方，依鲁迅先生的意思，题“古调独弹”四字。
先生游碑林，游大小雁塔。又常在各家古玩铺购买石刻、拓片、造像、陶瓶、土偶人、弩机等古物。又到闫甘园家看收藏画。先生有拓片柳条箱两箱，曾约我一同整理，因没有时间，未能实行。
当时的西安，政治黑暗，古迹毁坏，这时先生的印象不但不好，反把从前的想象打破了。因此，本来想到马嵬坡去的，终于没有去。也因此没有写成《杨贵妃》一文。
后来在散文集《坟》中《说胡须》一篇，有这样的话：“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花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这证明先生时时刻刻对人民大众负责的心情。先生在西北大学时，就住在现在的鲁迅纪念室，工友同志招待周到，先生主张多给报酬，虽然有人反对，而先生与伏园先生“照原价多给”。
鲁迅先生大力提倡文艺，竭诚爱护青年，只因当时的社会黑暗，不能多有表示，只得讲讲小说史。但从这讲演中，传布了不少文艺思想的种子，而且与许多人建立了友谊。又写了《说胡须》、《看镜有感》等文字。
现在，到西安来的交通是方便多了，火车直达，只要一天余，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乐于再来，受西北人民大众的狂热欢迎。先生看了西安的建设这样进步，一定点头称许。而且，西安各处古迹都加修建和保护，先生见了一定把《杨贵妃》的著作一下就写成了。
我们纪念鲁迅先生，必须百倍努力，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6年10月19日《西安日报》。作者在文尾有如下附注：“伏园先生是和鲁迅先生同来西安讲学，后来同回北京，现在他因手未复原，不能写作，我根据他的话写这小文。”
［2］1924年暑假前，陕西督军刘镇华与陕西教育厅合议筹设“暑期学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任委员长，西北大学法科主任蔡江澄任副委员长，下分庶务、会计、文牍、登记、课程、印刷、招待七股。除印刷、登记二股由教育厅会员主持外，其他均由西北大学和个别中小学教员分担。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长安道上（1）
孙伏园
岂明先生：
在长安道上读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种特别的风味，为住在北京的人们所想不到的。因为我到长安的时候，长安人正在以不杀猪羊为武器，大与老天爷拼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长安的，你写《苦雨》在十七日，长安却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长安苦旱，我过郑州，就知郑州一带已有两月不曾下雨，而且以关闭南门，禁宰猪羊为他们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们在车上，见街中走着大队衣衫整洁的人，头上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前面导以各种刺耳的音乐。这一大群“桂冠诗人”似的人物，就是为了苦旱向老天爷游街示威的。我们如果以科学来判断他们，这种举动自然是太幼稚。但放开这一面不提，单论他们的这般模样，却令我觉着一种美的诗趣。长安城内就没有这样纯朴了，一方面虽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调和的没有肉吃以外，丝毫不见其他有趣的举动。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动身的，那时北京正下着梅雨。这天下午我到青云阁买物，出来遇着大雨，不能行车，遂在青云阁门口等待十余分钟。雨过以后上车回寓，见李铁拐斜街地上干白，天空虽有块云来往，却毫无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谓“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种景象年来每于此地见之，岂真先生所谓“天气转变”欤？从这样充满着江南风味的北京城出来，碰巧沿着黄河往“陕半天”去，私心以为必可躲开梅雨，摆脱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时，已是秋高气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从近日寄到的北京报上，知道北京的雨水还是方兴未艾，而所谓江南景色，则凡我所经各地，又是满眼皆然。火车出直隶南境，就见两旁田地，渐渐腴润。种植的是各物俱备，有花草，有树木，有庄稼，是冶森林花园田地于一炉，而乡人庐舍，即在这绿色丛中，四处点缀，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到黄河南北，竟有胜过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连年匪乱，所经各地以此为最枯槁，一入潼关便又有江南风味了。江南的景色，全点染在一个平面上，高的无非是山，低的无非是水而已，决没有如河南陕西一带，即平地而亦有如许起伏不平之势者。这黄河流域的层层黄土，如果能经人工布置，秀丽必能胜江南十倍。因为所差只是人工，气候上已毫无问题，凡北方所不能种植的树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树，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与累赘的实，在西安到处皆是，而在北地是从未曾见的。
自然所给予他们的并不甚薄，而陕西人因为连年兵荒，弄得活动的能力几乎极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国后的战争，历史上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乱，几乎每代都有大战一次一次的丧陕西人的元气，所以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这在知识阶级，或者一部分是关中的累代理学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过劳动阶级也是如此：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说句笑话，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我因为怕中国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别预备两套中国衣服带去，后来知道陕西的狗如此客气，终于连衣包也没有打开并深悔当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尚有目我为日本人者，见陕西之狗应当愧死。）陕西人以此种态度与人相处，当然减少许多争斗，但用来对付自然，是绝对的吃亏的。我们赴陕的时候，火车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陕州，从陕州到潼关，尚有一百八十里黄河水道，可笑我们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边，出门时常闻人说：“顺风！”这句话我们听了都当作过耳春风，谁也不去理会话中的意义；到了这种地方，才顿时觉悟所谓“顺风”者有如此大的价值，平常我们无非托了洋鬼子的洪福，来往于火车轮船能达之处，不把顺风逆风放在眼里而已。
黄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这是下游的情形，上游并不如此。我们所经陕州到潼关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两岸都是高山，其实山顶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稳固，既不会泛滥，更不会改道，与下流情势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还在上流。上流的两岸，虽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质并不坚实，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随时随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夹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险局势；这完全是上游两岸没有森林的缘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巩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势转为和缓，不致挟黄土以俱下。我们同行的人，于是在黄河船中，仿佛“上坟船里造祠堂”一般，大计划黄河两岸的森林事业。公家组织，绝无希望，故只得先借助于迷信之说，云能种树一株者增寿一纪，伐树一株者减寿如之，使河岸居民踊跃种植。从沿河种起，一直往里种去，以三里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两方面：其一是养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黄河两岸造林，既是困难事业，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选材只能取那易于长成而不需灌溉的种类，即白杨、洋槐、柳树等等是已。这不但能使黄河下流永无水患，简直能使黄河流域尽成膏腴，使古文明发源之地再长新芽，使中国顿受一个推陈出新的局面，数千年来梦想不到的“黄河清”也可以立时实现。河中行驶汽船，两岸各设码头，山上建筑美丽的房屋，以石阶达到河边，那时坐在汽船中凭眺两岸景色，我想比现在装在白蓬帆船中时，必将另有一副样子。古来文人大抵有治河计划。见于小说者如《老残游记》与《镜花缘》中，各有洋洋洒洒的大文。而实际上治河官吏，到现在还墨守着“抢堵”两个字。上面所说也无非是废话，看作“上坟船里造祠堂”可也。
我们回来的时候，除黄河以外，又经过渭河。渭河横贯陕西全省，东至潼关，是其下流，发源一直在长安咸阳以上。长安方面，离城三十里，有地曰草滩者，即渭水流经长安之巨埠。从草滩起，东行二百五十里，抵潼关，全属渭河水道。渭河虽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两岸也与黄河一样，虽间有村落，但不见有捕鱼的。殷周之间的渭河，不知是否这个样子，何以今日竟没有一个渔人影子呢？陕西人的性质，我上面大略说过，渭河两岸全是陕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盖可想见，我很希望陕西水利局长李宜之［2］先生的治渭计划一旦实行，陕西的局面必将大有改变，即陕西人之性质亦必将渐由沉静的变为活动的，与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据说陕西与甘肃较，陕西还算是得风气之光的省份。陕西的物质生活，总算低到极点了，一切日常应有的衣食工具，全须仰给于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则理学气如此其重，已尽够使我惊叹了；但在甘肃，据云物质的生活还要低降，而理学的空气还要严重哩。夫死守节是极普遍的道德，即十几岁的寡妇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几岁还衣不蔽体，这是多么不调和的现象！我劝甘肃人一句话，就是穿衣服，给那些苦孩子们穿衣服。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长安道上（2）
但是“穿衣服”这句话，我却不敢用来劝告黄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们摇黄河船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告诉你，他们是赤裸裸一丝不挂的。他们紫黑色的皮肤之下，装着健全的而又美满的骨肉。头发是剪了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舒适，决不计较“和尚吃洋炮，沙弥戳一刀，留辫子的有功劳”这种利害。他们不屑效法辜汤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们。什么平头，分头，陆军式，海军式，法国式，美国式，于他们全无意义。他们只知道头发长了应该剪下，并不想到剪剩了的头发上还可以翻腾种种花样。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们的五个脚趾全是直伸，并不像我们从小穿过京式鞋子，这个脚趾压在那个脚趾上，那个脚趾又压在别个脚趾上。在中国，画家要找一双脚的模特儿就甚不容易，吴新吾先生遗作《健》的一幅，虽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脚趾尚是架床叠屋式的，为世诟病，良非无因。而我们竟于困苦旅行中无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黄河船中，身体也练好了许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卧，船中前后无遮蔽，居然也不觉有头痛身热之患。但比之他们仍是小巫见大巫。太阳还没有做工，他们便做工了，这就是他们所谓“鸡巴看不见便开船”。这时候他们就是亦裸裸不挂一丝的，倘使我们当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们一晒着便要头痛，他们整天的晒着，似乎并不觉得。他们的形体真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令我们钦佩到极点了。我们何曾没有脱去衣服的勇气，但是羞呀，我们这种身体，除了配给医生看以外，还配再给谁看呢，还有脸再见这样美满发达的完人吗？自然，健全的身体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们要想知道的问题。我们随时留心他们的知识。当我们回来时，舟行渭水与黄河，同行者三人，据船夫推测我们的年龄是：我最小，“大约一二十岁，虽有胡子，不足为凭”。夏浮筠［3］先生“虽无胡子”但比我大，总在二十以外。鲁迅先生则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错的，但几乎每人平均减去了二十岁。这因为病色近于少年，健康色近于老年的缘故，不涉他们的知识问题。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年纪，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内有六十余者，有五十余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见我们的眼光之可怜了。二十五岁的一位，富于研究的性质，我们叫他为研究系（这又是我们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摇船拉纤以外，有暇便踞在船头或船尾，研究我们的举动。夏先生吃苏打水，水浇在苏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声，这自然被认为魔术。但是魔术性较少的，他们也件件视为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视，看他两手先后伸进袖子去，头再在当中的领窝里钻将出来。夏先生问他“看什么”。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怜他不知道中国文里有两种“看什么”，一种下面加“惊叹号”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种下面加“疑问号”的才是真的问看什么。他竟老老实实的答说“看穿衣服”了。夏先生问“穿衣服都没有看见过吗？”他说“没有看见过。”知识是短少，他们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于物质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们看着我们把铁罐一个一个的打开，用筷子夹出鸡肉鱼肉来，觉得很是新鲜，吃完了把空罐给他们又是感激万分了。但是我的见识，何尝不与他们一样的低陋：船上请我们吃面的碗，我的一只是浅浅的，米色的，有几笔疏淡的画的，颇类于出土的宋瓷，我一时喜欢极了，为使将来可以从它唤回黄河船上生活的旧印象起见，所以向他们要来了，而他们的豪爽竟使我惊异，比我们抛弃一个铁罐还要满不在乎。
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但是我上面已经说过，累代的兵乱把陕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静和顺了，古迹当然也免不了这同样的灾厄。秦都咸阳，第一次就遭项羽的焚毁。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只有一点：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式如门对而较短阔，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诗，或四幅山水等类，是别处没有见过的，或者还是唐人的遗风罢。至于古迹，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么一座，什么痕迹也没有，只凭一句相传的古话；周文武的只是一块毕秋帆题的墓碑，他的根据也无非是一句相传的古话。况且陵墓的价值，全在有系统的发掘与研究。现在只凭传说，不求确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汉武，而姑妄以秦皇汉武崇拜之，即使有认贼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无论在知识上，感情上，这种盲目的崇拜都是无聊的。适之先生常说，孔子的坟墓总得掘他一掘才好，这一掘也许能使全部哲学史改换一个新局面，但是谁肯相信这个道理呢？周秦的坟墓自然就更应该发掘了。现在所谓的周秦坟墓，实际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写的固属疑问，但也是一个古人的坟墓是无疑的。所以发掘可以得到两方面的结果，一方是存心要发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谁有这样的兴趣，谁又有这样的胆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