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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钰莹1989：推不出去的“甜甜小妹”
吴颂今自述：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杨岗丽去见编辑部的领导。杨岗丽要来这件事，我和编辑室主任马老师以及编辑部陈主任都汇报过，他们对杨岗丽也都非常感兴趣。我把杨岗丽带进陈主任的办公室，向他介绍说，陈主任，这就是我向你提起过的杨岗丽。又向杨岗丽介绍说，这是我们编辑部的陈主任，公司业务部门的领导。杨岗丽叫了一声陈主任好，靠墙站着，看上去有点胆怯的样子。陈主任让她坐下，闲聊了几句。
见面之后，我将杨岗丽带出来，交给在下面等着的她姨父杨坚，转身又进了办公室。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陈主任先说了，他说老吴你说这个女孩长得怎么怎么漂亮，好像没你说的那么漂亮嘛，个头也太矮。我一听，心中暗自一凉。这话已经非常明白了，他没有看上杨岗丽。
我最期望的结果，就这样黄了。
当天下午，我带着她赶到赤岗珠影厂去给白天鹅录音。
白天鹅影音公司是一家省港合作的企业，由香港老板梁先生承包经营。白天鹅公司有一位女音乐制作人李老师，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妹，比我低一届的作曲系高才生。以前听李老师告诉我，梁老板特别欣赏美女，他旗下当时签有三名歌手，都是清一色的靓丽女星。在我的眼里，杨岗丽是比其他人都出色的美少女。我想，将这样一个美女推荐给梁老板，成功率一定极高。
我为杨岗丽争取到的第二个机会，就是李老师制作的《舞厅名曲大汇唱》，这盒带子里收录了20多段甜歌，是连唱的形式。她原准备由公司签约的三位美女歌手来唱的，我找到李老师，竭力向她推荐杨岗丽，她给我面子，同意了。
我带着杨岗丽以及她的姐姐、姨父，赶到设在珠影的白天鹅公司录音棚。到达之后，我们立即进棚。李老师负责掌控录音，我在一旁看着。我原以为，上次录音不理想，是因为准备不足，她挨了冻的缘故。这次我事前做了准备，带上了我女儿的一件衣服，进棚之前就让她穿上了。可我没想到，这次录音比上次更不顺。这次录音，杨岗丽的毛病和上次还是一样。音准不好，声音发抖是她的两大主要毛病。李老师可不会像我那样耐心地启发她、鼓励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她会直接不客气地问道：怎么回事？这里明明是“拉”，你怎么唱得像“索”？
杨岗丽从来没有受过如此严厉的挑剔，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她知道自己和李老师是说不上话的，就冲着我撒娇，扭一扭身子，说：吴老师，我好累哟，能不能先休息一下？
在别人的地盘，根本轮不到我说话，我只好不出一言，看了一眼李老师。人家任务在身，要赶时间，哪里容她休息？当然不让。又唱了几句，还是不行。李老师又一次向她严厉指出，你是怎么回事啊？究竟会不会唱！这时，杨岗丽的小姐脾气一下子来了。当即跺了跺脚，一扭身子说：“我唱不了，不唱了。”说着就摘下耳机，从演播室里走了出来。一屁股坐在外面休息室的沙发上，拿着手上的手帕在自己脸上一下又一下地扇着。
我顿时急了，走到外面的休息室，强按着心中的怒气，对她说：“岗岗，你怎么能这样？你知道吗？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如果好好地把握住，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对于你来说，这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你现在不珍惜，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很难说了。”
她的姨父也跟出来，劈头盖脸将她狠狠地骂了一顿。杨岗丽再一次走进了隔音室，李老师这边又有麻烦了。毕竟，杨岗丽这样甩门而出，已经表示了对她的不尊重。她已经想要放弃了，就算自己掏钱陪一些棚费，再挨老板一次骂，也不肯受这种气。我只好做李老师的工作，对她说好话。她毕竟还是买了我这个师兄的账，总算是将歌录完了。
别人虽然不看好，可我对杨岗丽是有信心的。第二天中午，我再一次带着她到了珠影。这次当然不是来录音，而是将她带给梁老板看一看。吃完饭后，梁老板送我们离开，杨岗丽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和梁老板聊天，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你说她如何如何漂亮，我不觉得呀。”我连忙说，她当然不能跟那些已经成名的人相比。从小地方来的，没见过大世面，见了人还害羞还胆怯，家庭经济又很一般，也没什么好衣服穿，再加上自己不自信，自然就这样了。如果是好好地包装一下，感觉肯定不一样。梁老板说，你说的这些也有道理。不过，一个歌星，最重要的是一双眼睛，这个小姐的眼睛灰蒙蒙的，一点神都没有。
接着，我就带她去见王总。王总是上海人，脾气很好，亲切温和，见人一团和气。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杨岗丽，并且亲切地和她聊天，聊了些闲话，又听了杨岗丽在我们公司以及白天鹅公司的录音。出门的时候，也是客客气气的，还和杨岗丽说笑话。当时我觉得或许有点戏吧。谁知道回来后再给他打电话，他非常客气地说，我们暂时不考虑了，以后再说吧。这就等于拒绝了。
我对这三家公司是挺有把握的，没料到三家都碰了钉子。那时，我心里还不是太着急，广州还有别的公司，那些公司没有这三家名气大，但只要能签上一家，也就可以立住足了。
接下来，我带她去见广州音像出版社的陈社长。陈社长十分热心，见面那天，还特别约来了一位香港的程老板。我们在沙河顶的一间餐厅吃了一餐饭，由那位香港老板请客。
当时，广州还有一间台湾人开的唱片公司，名字很特别，叫“冬木古雨”。这间公司的老板黄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台湾音乐人，他在甜歌以及闽南歌制作方面颇有建树。因为大家都是同行，彼此间有一些交流。
听说他的出版重点，主要是甜歌一类的唱片磁带。黄先生想通过自己发掘新人加以包装，培养自己的歌坛明星。因此在几家国内公司没有结果之后，我就将这间公司列为首选目标。
冬木古雨在五星级的花园酒店包了一间套房，作为公司的接待室。我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带着杨岗丽赶到了那里。寒暄几句之后，他说：“我们到下面的卡拉OK去唱唱歌吧。”
我心里暗喜，深知这是杨岗丽的一次好机会。以前几家公司听的都是她在专业录音棚里录的歌，那里的设备太先进，有什么毛病，全部都暴露无遗。卡拉OK属于一遍过的即兴演唱，混响又开得大，声音以及演唱方面的缺点，可以掩盖不少。我们坐下后，黄先生拿过放在桌面的点歌单，让杨岗丽点歌。杨岗丽点了两首歌，一首是台湾歌曲《我的小妹》，另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她在台上唱的时候，我注意黄先生的表情。黄先生倒是饶有兴味地看着她，面带着微笑，至于是否欣赏，我还真的没底。她唱歌时，旁边一张台有位顾客从台上的小花瓶里抽出一朵小红花，走上台去送给了她。我想，他可能觉得杨岗丽唱得不错，才会这样做的吧。
这次见面，同样是没有结果。
培育成材篇杨钰莹的第一份“三年”合约
杨钰莹的第一份“三年”合约
吴颂今自述：
1990年8月，我出差路过南昌。杨岗丽的母亲熊永红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一定要请我去她家吃饭。
两年来，我给杨岗丽介绍的演唱有了几笔收入，总数是2350元。这个数字如果是以今天的币值来计算，是一笔小钱。可在90年代初，这笔钱却不是个小数目。我从这几笔钱中提成了30％，总数是735元。连支付她第一次来广州的路费，以及三个人吃住都不够。尽管我费力又倒贴，毕竟拿了提成。如果没有一个文字的约定，这钱我就拿得不明不白。而且，如果要继续帮助杨岗丽，仅仅只是一个口头协定是不行的，许多事说不清楚。
正因为有这一考虑，我便在电话中对熊永红说，如果岗岗继续跟着我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签一个正式的合约，这样才名正言顺。熊永红一口答应说，吴老师，这是应该的。你帮了岗岗那么多，别说拿30％，就是拿50％或60％，我也没话说。
那天下午，我特意拉上了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发行公司吴经理，请他这位有商业头脑的老朋友帮忙参考，顺便作个见证。
这是多年后我再一次去杨家。我们进去后，发现屋里有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看上去相貌堂堂，很壮实，但脸色不太好。熊永红向我介绍那个男人说，这是老方。后来杨岗丽又介绍了一次，说是方伯伯。她们俩都没有特别介绍老方和这个家庭的关系，我有些诧异，不知道这个老方是何许人也。直到后来闲聊的时候，我才渐渐弄明白，熊永红再婚了，他是杨岗丽的后父。
熊永红为我们倒上茶，客气了几句，然后提着篮子出门买菜去了。按照熊永红的意思，上次拜师只是口头上说说。这次置了酒菜，请了中间人，是正式拜师了。餐桌上，吴经理和老方还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要杨岗丽向我敬拜师酒。拜师酒喝过，我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比以前重了很多。我说，岗岗既然跟着我去发展，有些话，我就得说在前面。岗岗的天资不错，只要好好培养，一定可以成才。不过，她身上也有不少缺点甚至是毛病，比如不太听话，怕吃苦，任性等，跟了我以后，这些毛病，一定要改。她后父对她说，你快向吴老师保证，以后一定跟吴老师好好学，改正所有的毛病缺点。我说，仅仅保证还不行，我觉得我们应该签一个合约，在上面写清楚“加强思想品德修养，不因生活等问题影响演唱录音”。老方说这个好，她如果再不听话，你就拿合约给她看。我说，按照国外的惯例，我就属于岗岗的经纪人，需要对岗岗进行一些投资。这笔钱先由我垫付，待岗岗将来赚了钱，我从岗岗今后的演艺收入中提取30％，作为我为岗岗推荐、包装、宣传以及提供其他工作条件的费用和酬劳。30％这个数字，也不是我个人的创造发明，港台以及国外的经纪人，最低大致都有这样一个比例。
熊永红说，吴老师，这个没有问题，只要为岗岗好，我们都没有意见，全力支持。我说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们吃完饭后，就弄一个书面的东西，大家在上面签个字。
吃完饭，我和杨岗丽一起进了她的房间，她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的信笺纸。有关条款，我们在餐桌上基本都已经商量过了，我稍稍斟酌文字，就在纸上写起来：
师生合约
一、为帮助杨岗丽在我国歌坛早日成材，经双方协议，特定立如下合约：
二、吴颂今全力为杨的提高而努力。
（1）辅导提高杨的演唱水平和技巧。（2）根据杨的演唱特点，为杨创作歌曲。（3）帮助杨确立演唱风格，选择曲目。（4）作为经纪人，与音像单位签约，安排和联系录音、录像事宜。
三、杨岗丽应与吴通力合作。
（1）刻苦锻炼，不断提高演唱水平。（2）认真参加完成好吴安排的录音、录像演唱。（3）加强思想品德修养，不因生活等问题影响演唱录音。
四、吴颂今努力为杨争取最佳工作条件与演唱酬劳，维护杨的肖像版权等合法权益。录音演唱酬劳双方三七分成（杨70％，吴30％）。
五、此合约有效期五年。
六、吴全力为杨争取成为公司合约演员及进音院深造努力。
末尾签约人的姓名和时间空着等定下来再签。
我很清楚，这是一份经济合同。最初，我确实想直接写上合同两个字，或者写上经纪人合同。可再三斟酌，觉得这样有些太商业化了。她的母亲不是弄了这个拜师仪式吗？我就写《师生合约》好了。
写好后，我将合约交给杨岗丽，让她拿去给她妈妈看。熊永红在厨房洗碗，只是随便地扫了一眼，说，我不太懂得这些，你让方伯伯看看吧。杨岗丽拿出来，交给老方。老方看了一遍，还给杨岗丽，然后对我说，吴老师，你晓得我们中国人向来是这样的。我是她的后父，这个后父不容易当。这件事我如果管好了就没事，如果我管得不好，她会恨我一辈子，我就不插手这件事了，你和她妈妈谈好就行。再说，岗岗已经年满18岁了，从法律意义上说，她已经不需要监护人替她签字了。
听了这一番话，我觉得这个老方挺通情达理的。见他们都这样说，我只好面对杨岗丽。我说岗岗，这是合同，有法律效力的。你好好看清楚，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妥，提出来，我们可以商量。我起草合约的时候，她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完。听我这样说后，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说：“吴老师，五年是不是长了点？”
我在合约上写五年，是因为考虑到包装一个歌手，从策划、培养、制作，到出成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就现在来说，一般公司如果和歌手签约，都希望在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少于五年，肯定不会干。她既然提出五年时间太长了，我说，那好，改成三年好了。她也表示同意，说那就改成三年吧。我拿出笔，从她手里接过合约，直接将上面的“五”改成了“三”。现在留下来的合同中，这是唯一改过的地方。
歌坛走红篇甜歌包装“甜妹”
吴颂今：我用甜歌包装“甜妹”
策划人旁白：
所谓甜歌；实际上是指流行歌曲中比较甜美、民族风格较强的爱情小调。
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打破港台甜歌独霸市场的局面，吴颂今与广东歌坛几位艺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为李玲玉、任静、朱晓琳 、黎娅、杨钰莹、灵丽、常安等歌手谱写录制了大量新创作的岭南甜歌，上市后极为畅销。特别是为杨钰莹创作的《风含情水含笑》、《茶山情歌》等作品，由于歌词内容健康，旋律清新优美，加上演唱者清纯亮丽的形象和甜美动人的歌喉，十分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传统审美观和大众心理，可谓雅俗共赏，从而赢得了城乡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层次听众普遍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流行歌坛一朵色彩别致盛开不凋的美丽花朵。音像界将这一流派的歌，称为“岭南甜歌”。
歌坛风云变幻、斗转星移，流行歌曲的寿命和市场周期越来越短。而甜歌音像制品却始终稳占柜台，成为音像市场的“长销碟”，十多年来长销不衰，在货架上常卖常新，成为内地原创歌曲中能够与港台名曲相抗衡的经典之作。
事实证明，“甜歌”有听众、有人缘、有市场、有价值，而且社会影响大、流行范围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示出它独特迷人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含金量。由吴颂今等人共同策划创作并以杨钰莹为演唱者代表的这类甜歌，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出版这些甜歌的各大唱片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
遗憾的是，吴颂今这位“甜歌神话”的主要策划创始人和实际操作者之一，反倒成了被人盘剥的对象，他的许多优秀甜歌作品被一些不法出版商侵权出版；被甜歌星无偿使用演唱；多年来；稿酬少得可怜；近乎于白用。
吴颂今自述：
1989年夏末，送走前来广州试音的杨岗丽（杨钰莹原名），我开始替她筹划国庆节的演出曲目。经过几天考虑，我为杨岗丽制定了一个全面完整的计划：首先要树立她的自信，帮她找到良好的舞台感觉。她的声线不够宽，嗓子偏于尖和细，一定不能唱民歌，要唱通俗歌曲，也就是那种娓娓道来、如泣如诉、清丽甜美的流行甜歌。我设想将来的杨岗丽，就是一个甜甜小妹的形象，未来的定位主要是四个字：人靓歌甜。站到台前，首先以清纯美丽健康打动观众，让男女老少，感受到青春的魅力。一张口，声音如清泉流水，温婉缠绵，浅吟低诉，将观众带入一种梦幻般的遐想意境之中。
这个形象，首先要在国庆节演出中一炮打响。要让她打响，就不能只唱口水歌，她必须至少有一首体现这种形象定位的原创新歌。
所有这一切考虑成熟之后，歌也就呼之欲出，这就是我专门为杨岗丽度身订做的第一首原创甜歌《甜甜小妹》：
甜甜的酒窝窝／甜甜的笑／甜甜的脸蛋儿／长得俏／眉毛弯弯会说话／甜甜的小嘴儿赛樱桃／小妹对你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