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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礼志》：“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醴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洞外的松桦到了今天也还是繁茂的。嘎仙河在丛林中穿流，我被粼粼的波光映着。历史图册上的一切色彩，都在时间的逝水中褪淡了。我叹口气，回望一眼古洞。它的择势，和云冈、龙门、麦积、莫高诸佛窟皆极仿佛，都具依山面水之妙。中国的造像艺术，是借着山川的形胜来凭寄人的信仰。鲜卑，这个雄起于荒服之地、牧马南征的民族，远在中古时期就开始了漫天雪光中的驰骋。旷久的风卷走了甲盾的击响、箭镞的飞啸，幸而带不去这山中幽寂的古洞、壁上斑驳的刻辞。仰望北国的苍天，我好像听到从岁月远端隐隐传来的遗响。
第三部分淄博述感
我到淄博，初游的是梓橦山下的鬼谷洞。山树，应该以梓橦为多，可惜我不能识。我只认得松柏，一山都是绿的。槐树亦茂，谷雨一过，满坡的槐花就开了，很香。
这可真是一道“谷”，由北至南，长可三四里。一片浅水汪在那儿，闪着淡蓝的浮光。说是湖，似还不够。水大概是从东南角的鬼谷泉淌过来的。岸的四旁是低昂的殿宇。穿蟠龙门入谷，即感清凉。同鬼谷先生相守的，是以孝行立名的王樵。有祠，影壁上刻一篇他的小传：“王樵字肩望，北宋人，雍熙元年生于淄州之东梓橦山庄。自幼聪颖，工诗文，擅剑术，文武兼备，更以忠孝为世人称道。契丹军南侵淄州，父母被掳，王樵拔剑而起，循迹追赶数十次，闯杀敌营，历尽人间磨难，终未寻得二老。归故里后，雕刻双亲木像以葬之，守孝六载。愤国衰被欺，叹民遭涂炭，乃著《游边集》、《安边集》、《靖边集》三兵书，呈靖边之良策，申强国之宏愿。然朝廷腐败，未纳忠言。国仇家恨，忧愤成疾，晚年于梓橦山阴垒‘茧室’，合壁自殁于内。”《二十四孝图》若能补绘，应当添入王樵之事。祠后是他自筑的茧室，其实是一座墓穴。壁上凿孔，我朝里看看，做了一尊他的蜡像，卧在床上，怀间是兵书宝剑。学作茧之蚕以自戕，真也同和尚的坐化相差不多。冢上摇着几蓬春草，我只能替这位千年前的孝子凝眉一叹。
步云桥架鬼谷上。桥东立一面刻瓷长影壁，八千言《鬼谷子》全在上面。诸子九流，纵横家居其一。我身在门墙之外，对于纵横之术的高明，连粗知都未能，好在年少时读过战国故事，马陵之战与合纵连横的旧典也还记得，故对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和他们的学师鬼谷先生不陌生。四人当中，我所佩服的是孙膑。我不大喜欢张仪，“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对惯于游说的策士，我是有一点成见的。至于苏秦，《战国策》上说他“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颇可教化人。只是混到“位尊而多金”时，慨叹“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则俗之又俗了。北行不远，为鬼谷祠，高筑殿宇，前立八棱无字碑。祠后即鬼谷洞，寻常。一师四徒的石像横列在那里，均是圆脸、短须、胖躯，雕艺不甚精，大约出自今人手。洞顶刻一幅太极图，便嗅出道家的气味。本地人把鬼谷子呼为王禅老祖，看成一尊道教神。有什么根据吗？道教广纳民间俗神，为数难计，实不易说清。鬼谷子受香火供奉，日子一长，也摇身成了神。洞北的黉岭寺和玉皇宫，皆为古筑，今修过。寺里释迦、宫中玉皇，带来佛道的空气。择梓橦山而落户者，似乎有些杂。
鬼谷子邈矣，后两千年而有蒲松龄焉。
蒲家庄已经不大像一个村子了，乡野气淡而园林气浓。时移世异，“青岚带雨笼茅舍，黄蝶随风上豆篱”的景象怎能如故呢？庄户的四近尚绿着一片连阡的麦田，仰衬着杲杲春阳。砖砌寨门还是清代的，瘦长的青石路朝庄里伸去，我好像看见穿长衫的蒲松龄缓步的影子。屋巷间有一些谈笑的妇女和孩子，朴厚的乡风犹未尽逝。东折不远，即至蒲松龄故居。低门檐，矮院墙，几角闪出的房脊和数根斜逸的树枝。柳泉居士，您就是住在这里的呀！
院子的规模不大，可谓“茅茨占有盈寻地”。里面很幽静。壁上檐下，植藤艺卉，门前窗后，种蔬栽花，夹竹桃尤繁。荒园小构，透出豆蔓松篱、披萝带荔的味道。聊斋是三间北屋，放着几把老桌椅、数架旧书册，光线幽暗，真是萧斋！蒲公生于斯，摺襟僵卧且依窗危坐而卒亦于斯。户外两株石榴、一蓬修篁，确是“春树秋花一草庐”、“日上南窗竹影碧”之境了。只是昔年以茅草苫顶的房子覆了一层鳞片似的青瓦，还算交代得过去。山村之东的这座半亩荒宅，是蒲公“邀取邻翁相对酌，晚菘犹足备盘飧”的地方。他自耽于缥囊缃帙的处士生涯，不空慕歌钟五侯之家，能有茅庐容膝，便似梦里羲皇。蒲公在写花妖狐魅、志怪述异以外，孤愤之情亦在忧荒记灾的诗歌上面。《糠市》、《饿人》、《饭肆》、《流民》诸诗，字浸血泪，何其沉痛。史志上所赞的康熙盛世，深可怀疑。蒲公一枝笔，“出入异域，顿入人间”，真是神乎其技。我在聊斋的阶前低回，想到他的《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词：“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心隐隐地随逝风飘坠。
蒲家庄东门外旧为满井沟。丝柳下的井当然还汪着清澄的泉，只是旁侧高台上的满井寺太过辉煌，建在东边冈阜之上的那座聊斋宫，更像是一座入云的仙阙。此道沟谷往日是青州、莱州、登州三府通向济南的要道，蒲松龄常在泉边茅亭供设茶烟，“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妄言妄听，记而存下，所积日夥，归而粉饰之。这当然只是传说，亦未必全无可能。放眼现下，谁还肯照此尽心取材呢？蒲公大“痴”，痴人往矣，《聊斋志异》这种久能博誉的文言小说也叹为稀有。
泉之南新辟狐仙园，泉池山石、柴扉竹篱，颇近江南园林的秀雅。又在尽处移建西铺村毕府石隐园（蒲松龄曾于此坐馆授徒三十余年），远山亭、迟月亭、霞绮轩、同春堂、万卷楼，着意照蒲公诗意布置。一道藩栅边，开着一丛牡丹，红红粉粉。花影中恍若浮起香玉梦似的笑颜。
踏山阶东去。风送松香，林鸟鸣啭。一片平旷的黄土坡上，葬着这位蒲留仙。清人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记蒲公行述。碑亭所依的墓冢，不高大，封土上生着杂草。交荫的侧柏下，是印着古今游迹的荒径。墓冢多座，蒲松龄是同家人葬在一处的。坟前的石案上无香炷，落着一朵极细小的花，花色淡紫。蒲公松龄，这就是您永眠的墓园呀！怅望北面青色隐隐的洪山，我宛如听见夕风中飘响的秋坟鬼唱。
此时的天色渐渐转暗，似幻又真的情景也变得朦胧。我已无暇闲入聊斋俚曲茶座听一段《墙头记》，只有怪“日忽忽其将暮”了。
南去博山看赵执信的因园，北至桓台谒王渔洋的忠勤祠，继而登临马踏湖东岸的古会城残墟，如阅各方诸侯聚盟的壮概，旌幡的猎猎，军阵的赫赫，犹在春秋的一纸编年里活现；所愿，均成了他年之梦。唉唉，我在淄博日短，怎能将故齐的佳处一一游尽？
第四部分大同记历（1）
一
黄昏，顺南关街去闹市区。这条街刚挖开，下脚便被碎石断砖硌着。街很直溜，旧时规模不凡。正北一座鼓楼，巍峨入目，成群的燕子绕着楼檐翻飞，一抹斜阳照下来，颇得苍茫古意。山西妇女每年都要在鼓楼下举办赛脚会，将金莲纷陈，比较尺寸的优劣。这是旧俗，已为往迹了。
拐上大西街，店铺多起来，且装修得极富现代气派。旧有的四座牌楼也没了踪影。一家铺子的门匾四个鎏金字：平城药店。平城，大同的古称。这引我得知一点历史。平城的叫法，汉时已有。魏晋时代起于漠北的鲜卑族拓跋部就是在平城始建北魏王朝的。那是一个各民族大融合的年代。大同作为北魏首都，首尾近百年。当时，在黄河以北，像这样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已属寥寥。大同人的宽容已成传统，性情温和，能忍让，少怒气，有禅境，连说话的动静也极好听。晋东南话硬，如长治一带；晋中话发软，如榆次那边；惟雁北地区话音在两者中间，极柔，不文不火，很悦耳。我觉得，平城的旧称起得好，可以约略见出这方水土养育出的性格特点。这里也有云中、定襄等等名字，但不如平城好。到了辽代易平城为大同，这个名字更有意味。想出这个名字的人应该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夜色掩不去大西街上的一派热闹。在一个食摊前，有位穿白色炊衣的小姑娘左手托一块和得硬实的面坨儿，右手用很薄很亮的铁片儿贴紧面坨的光滑一面飞快地削着，细长的面条不间断地飞入滚开的水中。那块面少说也有三四斤的分量，需有好手劲儿。这里是刀削面的本家，较北京人仿制的刀削面，条儿细，薄厚匀实。我自小在北京吃的均短而宽，入口不那么顺溜。
走到红旗广场，见立一尊凤凰石雕，过于抽象了，不认真端详，颇难辨出门道。大同又有凤凰城的叫法，盖因古城平面形如凤凰。谁见过凤凰？不过是把城之状往鸟的模样上靠一靠，打个比方。凤凰在百鸟中为王。落脚的地方必有宝物，这片风水当然不会差。大同人希望自己的故乡能够高翔。
新建街上，有些好凑热闹的人将自家电视机端出户外，大唱起来，招引不少歌迷，直唱得满街歌声稠。曰：卡拉ＯＫ。
二
武周山是一座佛山。最高处的云冈，刻了许多石头人，不，是石佛，造型好，年代久，自然珍贵。诸佛像最高的十几米，最矮的两厘米，比例悬殊，好像擘窠榜书与蝇头小楷的对比。至于这里雕了多少尊佛，大概没有人去依次数，数不过来。但一份材料上说五万多尊，真猜不出是怎么数出来的。换了神仙家也会数花了眼。
景观绝对够得上大气象，比较起来，龙门石窟就显得灵秀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把鼎盛时期的一腔豪气留在了大同。站在摩崖佛像前，你会感到人力的无穷尽。在高大于自身几倍、几十倍的神像面前，你不会觉得自己渺小，你浸身在先人用钎凿雕出的精神的光环中。郑振铎先生写过云冈石窟，多征引录述，采工笔之法，我再来写云冈，可不必复踵此径了。落在这里的笔墨，当以写意为上。
从大同去云冈，有十里河一路相伴，可惜缺少水，无鳞波的意趣。大同另有一个名字——龙壁之乡。理由是城内曾有多块龙壁，壁上浮雕的龙取一、三、五、七、九，是帝王之数吗？腾泽之蛟、潜渊之龙，以水为家，想必大同曾多有河川。谢冰心想得很细，她说在山西多见镇水的铜牛。这是实话。我在善化寺侧院的五龙壁前就看到一尊乌黑的铜牛，原在御河畔，是明代旧物。总共有九条这样的铜牛（大同出铜。民间口语：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八条被冲走，惟余此条。御河水暴涨起来，也是相当厉害的。可惜这件遗物，也已残损，右角断去，腹腔亦被掏空，半扇排骨没了。因那牛的神情很憨实，便感觉样子颇惨。铜铸躯壳尚难以抵挡岁月，况血肉身骨！
从外表看去，武周山没有什么特别，却是一座圣山。什么道理？无解。但选中这里削山为壁，开凿出一片佛像世界，必有根据依凭（从纯自然角度讲，这里属砂石岩，石质松，易开凿）。动用几万人苦干数十春秋，成为佛界大观，这在今天很难想像。风雨过去一千五百多年了，云冈气势犹壮。当年从古凉州来的工匠和那位敕建佛窟的文成帝，其功可比筑长城吗？只是这一片佛像的作用仅限于精神，到了现在，又添上一些欣赏的意义。耗费颇巨，在我们普通人来看，是了不得的工程。在僧众那里则另有不同，从打禅修行到朝拜，神圣得无可比方。
佛像的姿态就不必再来说明，大多已褪去色彩，面目模糊，但都是善面，无丝毫怒色。观者的心情也会随着平和超然起来。那些佛像不单眉目雕得传神（这是一种不好用人类的表情来加以注释的面孔），且服饰得吴带曹衣妙处。宁静的面目和飘曳的衣纹，显出动、静之变，结合得非常之好。这些石雕，初凿时皆为山岩本色，色彩是明清时敷上去的，用一种天然矿物质颜料，不易掉色。我看彩绘绝美者在第十二窟。窟顶一片紫红颜色。乳白的伎乐神翩然若飞，手持排箫、琵琶、觱篥、箜篌、笛、鼓诸乐器，奏巫风，鸣雅乐，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大约是胡人乐舞。抬起眼光，你会目炫于斑斓的色彩下，仿佛聆听天国缥缈的歌声，有一种宫殿般的华丽感。浮雕的不过是优伶人物，却较佛陀、菩萨、罗汉、力士更为亲近，有一种人间生活的情味，其美可比敦煌的飞天。
清代人施彩于佛像，带来益处，可另一种修饰法我却不大赞同——将佛像凿出许多小孔，嵌入木桩，拉上线绳，往来纵横，遂把泥巴糊上去。佛像的表面当时倒是光洁了，却难抵风化，一有脱落，尽呈鳞伤之象，更为难看。但我们不好把古人揪回眼前来埋怨，风化是岁月牙齿的啃啮。诸佛窟有的前造杰阁，黄绿琉璃顶，古铜色廊柱，山堂水殿的气派，可庇石佛；有的则前无遮拦，比方第十四窟，已无面目，洞中佛早随风雨去了。
最先在云冈落户的五尊佛像都在昙曜五窟。昙曜是高僧，他具大气魄，主持雕出的五尊佛个个型巨。有趣的是，这些佛像各自以北魏的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为本雕出来的。礼佛同拜天子相混合，也是一种创造。五位帝王的模样我们谁也未曾见，当然不好评说这五尊作品是人相还是佛貌。虽则坐立各有姿势，却一律饱满圆润，多为释迦像。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二十窟的大佛，无深洞以藏，躯敞露于外，和前几尊一样，眼睛睁得很大，黑色眸子仿佛是专门镶上去的，颇溢神气，隆准挺秀，大耳肥厚且垂及肩头，背光的火焰纹和坐佛、飞天浮雕无比华美，不像通常看到的释迦佛，眼神总那么平和，圆融无碍，同洛阳龙门奉先寺的那尊卢舍那佛像比较，另具一番气象。大佛的右膝生出一蓬荒草，所盘莲花座已陷入泥土（谢冰心远在半世纪前就这样说），专家们正辟出方形地面，一层层使地的高度降下去，以露出莲花座和石阶，复现旧观。拿龙门来比，云冈虽无一条伊河粼粼流淌，少山水映趣，但周围密植丁香、松、槐、榆。特别是丁香，花色白，味儿在风中极香地飘，颇有风景。
自此佛龛以降，为西部窟群，无大像可观，多为历代百姓自家雕凿，非官府敕造了，规模远不及前面诸窟，佛像矮小且面目多被风雨蚀去，不成形状。看来，较少有人过问，自然也没样儿了。有的小佛龛前写了“慈善堂”的字眼，俗气。我沿瘦窄的山径走了一截儿，路似乎已绝，步遂止在尽头。
六朝石刻下启唐宋造像之风。
大门口一株古杨树，有位做生意的妇女说它活了三百年。枝干已枯，绿叶仍茂，比起千几百年的石佛，便算不得怎样了。对面那座康熙年间的旧戏台早就落了厚厚一层灰土。给没有生命的佛像唱人间的戏听吗？正中悬一个大红颜色的“福”字，狂草。旁边那个卖金钥匙链的男人说：“蛇盘兔，是福。”仔细端详这个笔画张扬的墨字，有点像。
回城的路上，在佛字湾旁的观音堂看了一会儿风景。这庙堂虽小，但依冈阜之势，颇有姿态，有些像我今年早春在昆明郊外看到的那座万福寺。
观音堂门口的石狮前晾着一双黑布鞋。
里面供着烟气中的观音，香火真旺。联语：
白莲台上现如来，
紫竹林中观自在。
这同我在云南洱海中的小普陀岛上抄下的一副对联意境仿佛：
座上莲花占得西湖三月景，
瓶中杨柳带来南海一枝春。
堂院悬古钟，立碑碣，衰草在香炉腾出的烟雾中摇。
迈出门槛，那双布鞋已经挪了晾晒的地方。
第四部分大同记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