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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方以智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
是当时的官绅和名士，在医学、天算、地理、军事等领域中都有很深的家
学渊源，对于易学的研究更是数代相承。方以智少承家训，受到父祖们的
熏陶，养成了好学求进的习惯。他6 岁时就知文史，7 岁至15 岁随父宦游，
到过四川嘉定、福建霞浦、河北、北京等地，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对大
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览胜探奇，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探讨其
中奥秘，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在青年时代，方以智博采众艺，纵览群书，在哲学、文学、音韵学、
训诂、历史、天文、数学、医学、美术、军事等领域都有所涉猎，而且还
接受到一定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奠定了他广博的学术基础。终其一
生，他坚持为学，并撰写有一百多种著作，其中，有《医学》、《医学会
通》、《明堂图说》、《内经经脉》、《医集》等医学著作。《医学》、
《医集》二书已佚，其余三种亦仅存手抄本。《医学会通》和《内经经脉》
为论述医理、脉理、药性以及医方的著作，反映了方以智以易学会通医学
的思想。《通雅》一书是他集大成性的代表作，从1637 年动笔至1666 年
出版，花了30 年的心血。全书55 卷，内容为“考证名物象数、训诂声音”，
包括有天文、历法、月令、农时、地理、器物、植物、动物方面的记述。
《物理小识》则是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代表作。
《物理小识》一书的书稿写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清初他流亡广
东时又重行修改。该书原附于方以智重要著作《通雅》之后，康熙三年
（1664）单独印刷行世。除卷首“总论”外，全书分为12 卷，包括天类、
历类；风雷雨■类、地类、占候类；人身类；医药类上医药；医药类下药；
饮食类、衣服类；金石类；器用类；草木类（上、下）；鸟兽类（上、下）；
鬼神方术类、异事类等。从上引的12 卷目录中，可以看到《物理小识》一
书内容极其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动植物、医药、人类以及人们的
日常器用等无所不包，而且古今中外兼收并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其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达近千条。
在西方学说的影响下，方以智在中国首先把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物
理”）、人文科学（“宰理”）和哲学（“物之至理”）三类。据统计，
在《物理小识》中约有5％的篇幅的资料来源于当时传教士的著述，其中有
54 处引自艾儒略（J．Aleni）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但他对西方的学
说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复述，而是持批判地吸取的态度，具有自己独立的见
解。他既注意吸取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又对西方哲学和神学进行批
判。同时，他重视整理和归纳中国传统的科学遗产，又反对泥古，认为研
究古代是为了今日所用。方以智的这一治学精神，贯穿于他的《物理小识》
一书中。
在自然观方面，方以智继承了气一元化的传统理论，认为“气”充盈
于宇宙万物之中，“充一切虚，贯一切实”，世上没有“离气之质”，一
切事物都是由气所构成。他还批判了西学中那种一切归于意识的唯心论自
然观。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
方天文学，介绍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
历法等知识。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利玛窦
（M．Ricci）等人认为，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 多倍，而太阳距地球
只有1600 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
约9 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1/3，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此，方以智提出了“光肥影瘦”的理论，即人眼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
的发光体要大。这个理论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在物理学方面，《物理小识》中的记述涉及力、光、声、热、磁等分
支，内容包括比重、表面张力、杠杆原理、螺旋原理、光的反射和折射、
光学仪器、大气光现象、透镜、声音的反射、隔音效应、磁偏角随地域的
变化、金属传热等问题。其中，有些记述在当时世界上还是先进的。如所
记述的有棱宝石、三棱水晶能把光分成五色，并指出这与五色彩虹同理，
比牛顿的分光实验早30 多年。
在人体生理学方面，方以智引用汤若望（J．A．S．von Bell）《主制
群征》的记述，介绍了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的种类等知识，但剔除了汤若
望书中那些上帝造物的宗教内容。
在认识论方面，方以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是“学而后知”的，
不可能生而知之，并提出了“学天地”，“辨物则”的认识原则。他强调
要探索和认识事物的规律，指出只有辨识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才能真
正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正是在这一认识论思想的指导下，方以智重视
对自然现象的探讨，重视自然规律，因而能在自然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
等领域中有所贡献。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商务印书馆， 1937。
＇2＇（明）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
印，1986。研究文献
＇3＇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4＇任道斌：方以智著述知见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5＇冒怀辛、金隆德：方以智，见辛冠洁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
评传》第3 卷下册，齐鲁书社，1981。
张履祥
曾雄生
张履祥字念夫，一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年）生；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卒。农学。
明王朝自万历之后国势衰颓，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终于在崇祯末年爆
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张氏家族也随之衰落。
张家原本是桐乡望族，祖父和父亲在当地都小有名气，尤其是张履祥的祖
父酷爱学问，举凡经史、传记、医卜杂家，无不通晓。因不善理家，家道
开始中衰。其父在他7 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留下幼子弱母，守田度日，处
境艰难。在母亲沈氏的教导下，张履祥从小立志读书，15 岁即补县诸生，
做了秀才。后虽屡试举人，但终以落第作罢，遂在乡间教书。崇祯末年，
他拜致仕御史刘宗周为师，此人对他的影响很大。刘宗周的老师是吴康斋，
吴设帐授徒时，隐居乡间，率弟子亲自种田。张履祥对此欣然神往。他的
学生陈克鉴在《补农书》“引”中写道：“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
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
1644 年，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刘宗周自杀。张履祥闻知痛哭。次年，
清兵攻陷浙江。他和徐敬可、何商隐等加入了以吕留良为代表的反清复明
的行列。到清顺治四年（1647），清王朝统治局势已定，他便与徐、何等
人决心隐居终身。
张履祥的隐居生活是以教书为主，另有40 余亩田地雇人耕种。他在教
学之余，也亲自动手干些农活，还经常向老农请教和讨论问题。农忙季节，
他或是亲自监督雇工劳动，检查成绩；或是穿草鞋、戴草帽，送饭到田间。
他最擅长的农活是修剪桑树，连有经验的老农也比不过他。实践使他在农
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补农书》“跋”
中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
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过隐居生活已整整10 年。在此期间，他得
到了一本《沈氏农书》。据张履祥说，沈氏是距桐乡不远的湖州涟川人氏，
《农书》作于崇祯末年。全书分“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
六畜附”、“家常日用”等部分。书中介绍了一整套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
技术，但这并非是沈氏的首创，早在沈氏之前约半个世纪，乌镇人李乐曾
纂修过一本《乌青志》，其中就总结了当地农民干田、施肥、育秧等水稻
生产技术，这些技术为沈氏所借鉴，并在实践中加以补充。正因为《沈氏
农书》记载的是当地农民长期积累起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所以张履祥对此
书大加赞赏，他在《农书》“跋”中指出：“按此书大约出于涟川沈氏，
而成于崇祯之末年，正与吾乡土宜不远。其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事，
俱有法度，甚或老农蚕妇之所未谙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时赴功之义。以
次条列事力，纤悉委尽，心计周矣。”他亲自抄录了《沈氏农书》，与家
人共同研读，并奉为种桑治田的最高准则。
张履祥在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抄完《农书》，八月又在徐敬可的
吩咐下，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及与老农所讨论过的农事经验写了出来，
这便是《补农书》。现在通行的《补农书》一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沈
氏农书》，下卷是张履祥的《补农书》。这是自宋代陈■《农书》之后，
又一本关于南方稻区的农书。
《补农书》和《陈■农书》的基本内容相同，也为水稻、蚕桑和家畜
饲养等3 个方面。宋代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杭嘉湖地区成为全国
的蚕桑业中心，这种经济格局在《农书》中得到了反映。《陈■农书》中
水稻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沈氏笔下水稻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但仍居首位，
而张履祥《补农书》中，蚕桑已取代水稻名列前茅。家畜饲养变化虽不明
显，但经营目的却大不一样，在陈■和沈氏看来，养牛、猪、羊等，不过
是为了给种植业提供动力和肥源，充当配角而已，而张履祥饲养动物在很
大程度上是供给市场，如对蚕、鱼、鸡、鹅等的经营，无不以市场为导向。
这种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且也促进了粮食
生产的发展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稻麦二熟制就是在宋代以后的江南地区发
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没有相应配套的整地技术，稻麦二作之间在季节上存
在一些矛盾。宋代只有早田才能种上二麦。元代发明了“开■作沟”的办
法，为解决二作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途径。在此基础上，沈氏指出：“垦
麦棱（即■），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
种。倘时候已迟，先浸种发芽，以候棱干，切不可带湿踏实。”张履祥又
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提出了“■（即■）燥、土疏、沟深”，关键在于“早”
的要求，他说：“况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燥，
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
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燥、土疏、沟深，又为将来种稻之利。”又说：
“垦沟揪沟亦宜早，俗谓：‘冬至垦为金沟，大寒前垦为银沟，立春后垦
为水沟。’揪至两遍更好，沟深则棱土厚而脱水尽，田底亦愈熟故也。”
这些要求使得宋元以启的“开■作沟”技术发展到非常完备的程度。
为了解决稻麦二作的矛盾，延长麦子的生育期，《补农书》中还较早
地记载了小麦移栽技术。沈氏说：“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
每颗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秆壮麦粗，倍获
厚收。”张履祥说：“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
气。”小麦移栽技术首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浙江《崇德县志》。
崇德与桐乡是近邻，小麦移栽技术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最先使用的。这表
明古人在解决稻麦二作的季节矛盾方面，又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张履祥在农业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还在于蚕桑方面，这与他重
视蚕桑是分不开的。张履祥发明了松棚式木架养蚕法。此法预先做一个像
松棚似的木架，宽度和径深均为1．45 丈，架的高度以超过桑树为准，上
面编织细竹作盖，像桑树栽在屋中一样。或一天移动一下，或2—3 天移动
一下，得据饲蚕的多少而定，桑架早晚可避露水，晴天可遮蔽太阳，阴天
可防止雨水，使桑叶保持干鲜。在4 月份的农忙季节，使用这种方法既省
人工，又可预防蚕病，对于提高茧丝的质量和产量都很有意义。他还总结
了桑树压条的繁殖方法，他说治地必宜压桑秧。因为桑秧由自己培育，容
易选择，而根茎枝枝相似，随起随种，棵棵能活，还可以节省一项买树苗
的开支。而且买来的树苗，100 枝只能活40—50 枝。压桑秧的方法：要用
新填过土的桑地，或者是在水旁的地埂上，冬天挑上一次稻秆泥。采桑叶
的时候，就得留好准备压桑的枝条，使它靠近地面，等叶头向上新条长出，
就埋入土中。黄梅时浇一次粪，如果用羊圈里的粪铺上更好。农历六月浇
一次，八月又浇一次，就可以同母株分离，自已长出新根，每分地可压得
桑秧数百枝，叶又不少，获利多而又不费力。每年压上3—5 分地就可供本
家使用。压桑法是长期以来桑农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繁殖方法。另外，他还
发明了用爆竹药塞入蛀虫洞内，引火点燃，虫闻到药味即死的治桑虫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防止因捉虫而损伤桑树。
作为农学家，张履祥的成就还在于他提出了一套农业经营管理技术。
他认为雇人代作，做工太马虎，不尽人意，如果自己不搞好管理，与耕种
石板田差不多。因此，他非常注重管理。
张履祥和沈氏在农业管理方面有个共同点，就是讲究经济效益。“吃
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古代农家都遵循的教训，沈氏和张履
祥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例如
仔细计算过养鸡、鸭、鹅的收支情况，对于每种家禽的饲料用量、生长速
度、产蛋量、市场价格等等都了如指掌，正是基于这种计算，张履祥提出，
“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雌鸡之利稍厚于雄鸡”。养家禽如此，经营
其他生产也不例外，张履祥对种桑和种稻的投入（人力、肥水等）和产出
（产量，价格等）都作过仔细计算，得出了“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
多治地”的结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五谷、桑麻、六畜的格局，也是
对“重农贵粟”、“食为政首”等传统观念的一大挑战。
把蚕桑放在首位不仅是张履祥讲究经济效益的体现，也是他强调因地
制宜，多种经营的反映，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他抄录沈氏《农书》，正
是因为涟川与桐乡“土宜不远”，可资借鉴，他补《农书》正是考虑到沈
氏所著与桐乡“或未尽合”。他说：“土壤不同，事力各异，”又说“农
事随乡”。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因地制宜的思想。在种植方面，他认为在桐
乡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在养殖方面，他又针对桐乡的自然条件，说：“吾
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也须
人看管。惟鹅、鸡可畜。然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针对桐乡多小水池的
特点，他提出：“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
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瘠之忧，为利不已多乎。”所有这些都为桐乡
农业生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因地制宜的思想指导下，张履祥主张多种经营。他自己的10 余亩田
和几亩地除了种稻栽桑以外，还种了蔬菜、药材，养了鸡、鹅、羊、猪等。
他的好友邬行素死后，留下老母、幼子，瘠田10 亩，池一方。为了维持一
家老小的生活，他帮助邬家做了规划，考虑到邬家缺少劳力，田地势又高，
不利于种稻，就提出种桑3 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3 亩，
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2 亩，用竹或笋换米；种果2 亩，如梅、
李、枣、桔之类，可以换米。有宜肥宜瘠，亦有宜燥宜湿，宜肥者树下仍
可种瓜蔬，宜湿者在低处种植；池畜鱼，池中的肥土可上竹地，剩下还可
壅桑；畜羊五六头。这个旱涝保收的规划集中体现了他因地制宜、多种经
营的思想。在多种经营的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养殖经验，
如梅豆、麻、■麻、芊■、萝卜、甘菊、芋艿、百合、山药、白扁豆等的
种植方法，以及鱼、鹅、鸡等的养殖方法，有些是桐乡特产，是其他古农
书中所未涉及的。这就丰富了古代农学的内容。
多种经营必须依靠人来完成。张履祥非常讲求用人之道，他说：“种
田无良农，犹授职无良士也。”他认为，对良农的访求选择，全在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