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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涉及宇宙模型问题。要预推天体视位置，也未必非建立宇宙模型不可，
更不是非用小轮几何体系不可。
《晓庵新法》在“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凌犯”等计算方法
中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才能，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第二卷给出数据达
263 个，其中大部分是导出数据，但对于如何导出则未作任何说明；而以
下四卷中的各种计算都从这些数据出发，结果最后推得的任何表达式都无
法直接看出其天文学意义。又如，后四卷中出现的新数据，包括计算过程
中的中间值在内，各有专名，竟达590 个之多，其中还有同名异义、同义
异名等情况。这些都使读者在理解其内容时面临巨大困难。王锡阐因为刻
意要“归大统之型范”，所以在《晓庵新法》中不采用任何图示。他又对
古人“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的
传统十分倾慕，以至使《晓庵新法》成为中国古典天文学著作中最难解读
的一部。
王锡阐在《晓庵新法》中，通过对历元和“里差之元”这两个问题的
技术处理，隐晦地寄托了他的故国之思。他采用崇祯元年（1628）作为历
元，这年又正是他本人诞生之年。由于王锡阐在各种场合都拒绝使用清朝
年号，他选择历元的用意是容易理解的。他又选择南京作为“里差之元”，
而南京既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从天文学或地理学上来说也没有任何特殊之
处。但南京是明朝的旧都，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南京仍一直保留着全套中
央机构，号为留都，而南明的弘光政权也建都于此。王锡阐的用意，也只
能从故国之思这方面来理解。
王锡阐虽然在《晓庵新法》中尽力“归大统之型范”，但实际上他对
西方天文学方法也是有很深造诣的。1673 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五
星行度解》。从天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五星行度解》的重要性显然
在《晓庵新法》之上。《五星行度解》是为改进和完善西法中的行星运动
理论而作，完全采用西方的小轮几何体系，有示意图6 幅，全书非常明白
易懂。
《五星行度解》不分卷。在此书中，王锡阐首先建立了他自己的宇宙
模型，这模型与《崇祯历书》中采用的第谷（Tycho Brahe）模型稍有不
同：“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内，但五星皆居本天之周，太阳独居本天之心，
少偏其上，随本天运旋成日行规。此规本无实体，故三星出入无碍；若五
星本天则各为实体。”王锡阐主张本天皆为实体，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水晶球宇宙模型颇为相似，他还引用《楚辞·天问》中“圜
则九重，孰营度之”的话来证明“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
王锡阐接着又对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进行了讨论。他试图用磁引力来
说明行星环绕太阳所作的运动。他的这些说法是受了开普勒关于天体磁引
力思想的启发。
按照西法一贯的定义，所谓“本天”皆指天体（或本轮的中心）在其
上运动的圆周，而王锡阐提出的“太阳本天”，太阳并不在其圆周上运动，
则已是与五星本天性质不同的另一概念。实际上，对推算五星视运动而言，
这个“太阳本天”并不起丝毫作用，起作用的是“日行规”，实即第谷的
太阳轨道。
王锡阐的宇宙模型还有一个新特点：“五星之中，土、木、火皆左旋。”
即和天体的周日视运动同方向。他由此推出一组计算行星视黄经的公式。
这个说法在当时很新颖，引起一些人士的注意。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里
王锡阐是错的。
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中对“水内行星”的讨论非常值得注意：“日
中常有黑子，未详其故。因疑水星本天之内尚有多星，各星本天层叠包裹，
近日而止。但诸星天周愈小，去日愈近，故常伏不见，唯退合时星在日下，
星体着日中如黑子耳。”他认为内行星凌日可以解释太阳黑子。这种想法
当时在欧洲也有，比如伽利略（Galileo）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一书中就提到过。王锡阐作为历史最早明确提出“水内行星”猜测的人之
一，是值得一提的。
王锡阐的其他天文学著作主要有：《历说》 5 篇（约 1659 年），《历
策》（约1668 年后），《日月左右旋问答》（1673），。。 《推步交朔序》（1681），。。
《测日小记序》（1681），以及《大统历法启蒙》（1663 年后）和载有24
份天文表的《历表》3 册。
王锡阐还有一些已经佚失的天文学著述：《西历启蒙》是简述西方天
文学纲要的；《历稿》是用中国传统历法推算的年历；《圜解》是讨论几
何学的；《三辰晷志》是为他自己设计制造的一架天文观测仪器所写的说
明书。
王锡阐致友人书信中，有四封论及天文历法问题，依次为：1668 年《贻
青州薛贻甫书》，1672 年10 月5 日《答四明万充宗》，1673 年9 月11
日《答朱长孺书》，1681 年《答嘉兴徐圃臣》。
拒不仕清，隐居治学，是当时明朝遗民中普遍的风气。王锡阐也不例
外。他除了研究天文历法之外，也有志于其他方面的著述。他曾打算写《续
唐书》，但是“修而未竟”，遗稿也未留存。在潘柽章等人私修《明史》
的活动中，王锡阐曾承担撰写“十表”的工作。但十表遗稿，今天未见留
存。王锡阐还写过一些诗文辞赋，他的诗被认为刻深文简，质以理胜，谈
不到太高的文学水平。这些作品今天仍保存下一部分。
3．天文观测
王锡阐以观测勤勉著称。在他去世前一年（1681），他自己在《推步
交朔序》中说：“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变周
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于兹三十年所。”在观测理论上，他已达到较
高的认识水平。
在与《推步交朔序》同年写成的《测日小记序》中，王锡阐回顾了自
己的天文观测。他指出除了要有熟练的观测者和精密的仪器之外，还必须
善于使用仪器；而即使如此也还不够：“一器而使两人测之，所见必殊，
则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两器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工巧不能齐也。”
这表明王锡阐对于仪器的系统误差（工巧不齐）和观测中的人差（心目不
一）都已有了较为正确的概念。
从各种情况来看，王锡阐的观测精度，因条件所限，不可能达到很高。
王锡阐一生贫困，不可能拥有诸如私人天文台、大直径测角仪器、精密时
计等设备，也不能雇用助手。他无子女，而且死后历学竟无传人，表明他
没有这方面的门人弟子可充助手。他曾“创造一晷，可兼测日、月、星”，
取名“三辰晷”，但这至多只是一架小型仪器，而且实用价值有多大还值
得怀疑，因为关于他的天文观测活动留下的唯一一条记截是：“每遇天色
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即在旧式瓦房的人字型屋
顶上作目视观测。
影响观测精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计时精度。王锡阐在《测日小记序》
中谈到观测交食的食分、时刻时，认为“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
粗疏之器所可得也”，表明“半刻”（按中国古代百刻制，则为7m12s）的
精度在他已是不易达到的佳境。可知他始终缺乏精密的时计。
天文观测的精度，直接影响到理论模型的先进程度，因为由后者推算
出的理论值必须与实际观测值吻合才行。而王锡阐对于自己的理论与实测
之间的吻合程度，始终是不满意的。例如，1681 年9 月12 日发生日食，
事先王锡阐和徐发（圃臣）等民间天文学家各自作了推算，至期进行了一
次“五家法同测”，即用五种不同方案推算，待日食发生时作观测以验证
哪种方案所得最吻合。结果王锡阐所推最接近实测，但他自己事后却感叹
道：“及至实测，虽疏近不同，而求其纤微无爽者，卒未之睹也。”
4．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锡阐因矢忠故国而在明朝遗民圈子里受到很大尊敬，他的天文学造
诣则使遗民们引为自豪。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天文学界同行对他的评价，这
可以引梅文鼎的论述作为代表：“近世历学以吴江（王锡阐）为最，识解
在青州（薛凤祚）上，惜乎不能早知其人，与之极论此事。稼堂（潘耒）
屡相期订，欲尽致王书，嘱余为之图注，以发其义类，而皆成虚约，生平
之一憾事也。”
王锡阐在清代天文学界的名声地位不及梅文鼎，这与王锡阐一生贫
病，中年去世，而梅文鼎得享高寿，又得到康熙帝的特殊礼遇，有很大关
系。但王锡阐的天文学成就在清代还是得到承认的。1722 年，号称“御定”
的《历象考成》中采用了王锡阐的“月体光魄定向”方法。1772 年，《四
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收入《晓庵新法》，这件事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
“草泽之书得以上备天禄石渠之藏，此真艺林之异数，学士之殊荣”。
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中对第谷宇宙模型以及《崇祯历书》中的行
星运动理论所作的改进尝试，开启了清代天文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此后
梅文鼎、杨文言、江永等人的同类工作，或多或少都受到王锡阐工作的影
响和启发。不过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基本上未取得什
么重要成果。
天文学上的“西学中源”说，发端于明朝遗民学者，而王锡阐是真正
对中西天文学都有了解的天文学家中提倡此说的第一人。他作为清代最杰
出的天文学家之一，大力论证、宣传“西学中源”说，在客观上对清代天
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他与梅文鼎同为清代天文学界“会通
中西”的大师，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使论证“西学中源”成了“会通中西”
的主旋律，却未向赶上、超过西方天文学这一方向去努力。
王锡阐的《晓庵新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传统历法。在欧洲天文
学方法和体系已被清代天文学界普遍接受的情况下，王锡阐异调独弹，来
实践“归大统之型范”的主张，带有很强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
于《晓庵新法》隐晦难懂，从天文学的角度对此书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探
索，至今仍是一项尚待完成的课题。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王锡阐：晓庵新法，商务印书馆，1936。
［2］（清）王锡阐：五星行度解，商务印书馆，1939。
［3］（清）王锡阐：历说，见《松陵文录》卷一，1874。
［4］（清）王锡阐：历策，见《松陵文录》卷一，1874。
［5］（清）王锡阐：日月左右旋问答、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大
统历法启蒙、历表，见《木犀轩丛书》，光绪年间。
［6］（清）王锡阐：天同一生传，见《松陵文录》卷十七， 1874。
研究文献
［7］（清）王济：王晓庵先生墓志，见《松陵文录》卷十六，1874。
［8］（清）潘耒：晓庵遗书序，见《遂初堂集》卷六。
［9］（清）张履：修王晓庵先生墓记，见《松陵文录》卷十五，1874。
［10］席泽宗：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见《科学史集刊》第 6 集，
科学出版社，1963。
［11］江晓原：王锡阐及其《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7（1986），
6，第48—51 页。
［12］江晓原：王锡阐的生平、思想和天文学活动，自然辨证法通讯，
11（1989），4，第53—62 页。
朱彝尊
洪光住
朱彝尊字锡■、号竹坨，又号醢舫，晚称小长庐钓鱼师。浙江秀水
（今嘉兴）人。明崇祯二年（1629 年）生；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卒。
饮食文化、食品科学。朱彝尊出身于相门家庭，其曾祖朱国祚是明朝万历
进士，明光宗时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人素行清慎，能持大
体，人称长者。朱彝尊的父亲虽不出名，但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对子女
要求甚严。在优越的家庭条件下，朱彝尊及其胞弟朱彝鉴自幼养成了勤奋
好学的习惯，博览群书，早岁能文。朱彝尊于清康熙中举博学鸿儒科授检
讨，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兼食品科学研究家。朱彝鉴则成为清朝著名的书画
家。
清代著名文字学家陈维崧对朱彝尊的影响很大，他们互相学习和促
进。两人都是擅长诗词古文的文学家，都是奉命参加纂修《明史》的作者，
又是同窗好友。所不同的是，朱彝尊还对饮食文化和食品科学有较深较多
的研究，著书《食宪鸿秘》及《日下旧闻考》等。
他在康熙（1662—1722）年间写成了《食宪鸿秘》一书，全书分上、
下卷。在上卷中有“食宪总论”一篇，从内容看，作者的主要成就之一是，
他把我国古代的饮食“宜忌”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在许多食品科技问题
上，进行了科技理论叙述。一个有身分的人，在封建王朝鼎盛时期，能够
在“君子远庖厨”的警戒线上突破封锁，钻研饮食不怕他人耻笑，把我国
古代的食品生产实践与经验加以总结，并且把它提高到科学领域来认识，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步。在营养学史上也是一项大贡献。
在《食宪鸿秘》中，作者所著录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有饼之属、饭
之属、粉之属、饵之属、肉之属、鱼之属、禽之属、蔬之属、酱之属等等。
书中共著录了400 多种饮料、调味品、点心和菜肴等，内容相当丰富。特
别是，他最早记录了中外闻名的江苏太仓糟油的生产工艺方法两种，为我
国后来生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在“酱之属”中，作者较早地记录了我国腐乳的生产工艺方法两种，
糟腐乳的生产工艺方法一种。腐乳是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食品，始录于明
朝李日华的《蓬栊夜话》中，但是没有记载生产工艺的详细内容，所以朱
彝尊的记录是很宝贵的。腐乳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现在常见的品种已经
很多，它是我国人民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生产的美味，在食品科技史上
也是一项不小的贡献。
在“肉之属”当中，朱彝尊最先记录了浙江金华火腿的详细生产工艺
方法。相传金华火腿的生产始于南宋，发明人是抗金英雄宗泽（1059—
1128）。宗泽是浙江婺州（今金华）义乌人，为了大量贮藏腌猪肉以便犒
劳将士，为了防止腐败，保持火腿色美味佳，他不辞辛苦同人民一道研究，
结果创制了金华火腿。上叙虽说是传言，但是数百年来，该地区火腿业的
厅堂里都挂宗泽像，奉宗泽为创制火腿鼻祖之事则是真。现在，世界各国
几乎都有生产火腿的厂家，但是其风味和特点都不如金华火腿优美。据研
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原料猪（金华猪，又名两头乌）的特殊饲养和高
深的传统制法。因此有人说，既然自古以来“金华火腿”的制法基本上都
是按照朱彝尊的记录完成的，那么《食宪鸿秘》中的“金华火腿法”，自
然也就更加珍贵。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朱国祚传，中华书局，1975。
［2］（清）朱彝尊：日下旧文考，北京出版社，1987。
［3］（清）朱彝尊：食宪鸿秘，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
［4］（清）李化楠：醒园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
研究文献
［5］洪光住：中国豆腐，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6］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
［7］龚润龙：金华火腿，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
顾祖禹
唐锡仁
顾祖禹字景范，学者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明崇祯四年（1631
年）生；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卒。地理学。
顾祖禹的先世曾任明朝官吏，高祖顾大栋在嘉靖年间做了光禄丞，曾
祖顾文耀在万历年间以光禄大官正奉使九边。他们都关心国家的疆域形
势，“好谈边徼利病”（《读史方舆纪要·总序》），这对顾祖禹日后治
学著述、注重军事地理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关系密切、影响最
大的还是他的父亲顾柔谦。祖业传至顾柔谦时，虽然门第中落，但顾柔谦
秉承家学，从少年开始，便聪颖好学，爱读史地书籍，成年后，熟谙经史，
学识广博。他“深慨科举之学，不足裨益当世，慨然欲举一朝之典故，讨
论成书”（同上书）。明亡之后，以遗老自命，率子祖禹躬耕于虞山之野。
后来，因为心情不快，加之贫困，得了重病。临终前，他对祖禹说：过去
一些人认为明《一统志》是本好书，可是我却认为它对古今战守、攻取之
要，论述得不详细。对于山川条列，又写得割裂失伦，源流不备。谆嘱儿
子要“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日后顾祖禹牢记父
亲的遗言，发愤读书，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