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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而且“浚河深通，筑堤坚固，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应恢复原品级。
靳辅居家3 年，康熙3 次命其视察河工并曾面询治河事宜。康熙三十
一年二月，河督王新命因勒取库银被罢职。康熙命靳辅再任总河，靳辅以
年老多病推辞，未得同意。当时陕西发生灾荒，康熙命勒辅负责将截留的
20 万石漕粮运往山西蒲州贮存，以备赈济之用。靳辅圆满完成了任务，康
熙再次褒扬他实心任事。此时，靳辅因劳累已发病。十月，靳辅还上疏建
议加筑中河遥堤、增建闸门和放淤固堤等。又披沥直陈，叙述陈潢随自己
多年，很多重要工程措施都出自他的筹划，却不幸蒙冤去世，应为正名。
并请求恢复受自己连累的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等人职务。得到康熙的
同意。他又上疏，说明自己病情加剧，要求辞官。十一月十九日靳辅在官
署去世。康熙得知，“临轩叹息”。评价他“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
效”，“有大建树于国家”。
靳辅治河，解除了千百万百姓遭受的洪涝灾害，促进了社会安定。由
于他对运河这一交通命脉作了大的改建，在以后较长时间内确保了运输畅
通。
靳辅撰有《治河方略》（即前述《治河书》）和《靳文襄公奏疏》，
反映了他的治河思想及治理过程。靳辅的治河思想受陈潢影响，继承潘季
驯“坚筑堤防”、“束水攻沙”理论，但也有与潘不同的看法。在学习潘
季驯逼淮入黄、以清刷浑的同时，沿高家堰增筑减水坝，以削减淮河洪峰。
又在黄河南岸大修减水坝，一方面削减黄河洪峰，另一方面减下的水沿途
澄清后，又汇入洪泽湖以借清刷浑。对于海口的积沙，潘季驯认为可以听
由河水自行冲刷，靳辅则认为治水必须从下而上，“下流疏通，则上流自
不饱涨”。他还接受陈潢提出的流量概念，用以规划减水坝工程。
但靳辅、陈潢的治河工程，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首先是没有考虑减少
黄河泥沙来源的问题，对徐州以上河南黄河修防也不够注意。另外，和潘
季驯一样，未能解决好淮水出路问题，使下河地区成为实际上的分蓄洪区，
长年饱受内涝之苦。
靳辅的人品，在和陈潢的关系上得到反映。陈潢不过是一介布衣，靳
辅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全部功劳归于自己。但他“非仅居功蔽贤之念不
忍萌，即引嫌避忌之私亦不敢计”。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巡视河工，靳辅
就曾介绍陈潢的情况。康熙二十六年，靳辅在奏疏中，谈及自己万一故去，
继任河臣一定要让陈潢辅佐。得到廷议同意，并使陈潢得任佥事。临终前
一个月，更毫不讳言“凡臣所经营，皆潢之计议，”将陈潢的功劳置于自
己之上。为自己的一生标上了值得称道的休止符。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靳辅：治河方略，嘉庆四年（1799）刻本。
［2］（清）靳治豫辑：靳文襄公奏疏，嘉庆年间刊本。
研究文献
［3］赵尔巽等：清史稿·靳辅传，《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钱仪吉：碑传集，《清代碑传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6］（清）张霭生：河防述言，《治河方略》本，嘉庆四年（1799）
刻本。
［7］王永谦：靳辅治河述论，见《清史论丛》第6 辑，中华书局， 1985。
［8］（清）国史馆：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梅文鼎
刘钝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今宣州）人。明崇祯六年二月
七日（1633 年3 月16 日）生；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卒。数学、天文
学。
梅文鼎生于宣城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其远祖可早溯至北宋学者梅尧
臣，其曾祖梅守玉、祖父梅瑞祚均为明代地方官吏，其父梅士昌于明亡之
后隐居耕读，除经史外，亦广泛涉猎阴阳、律历等书。梅文鼎少年时代从
父亲和私塾先生罗王宾那里学到了一些天文知识。康熙元年（1662），梅
文鼎从师自号竹冠道士的宣城籍逸民倪正学习大统历法，同年撰成他的第
一部天文学著作《历学骈枝》。
成年以后，梅文鼎曾数度到金陵（今南京）访师会友。他与施闰章、
蔡■、黄虞稷、方中通、方中履、潘耒、顾昭、马德称、杜知耕、孔兴泰、
袁士龙、揭暄、游艺等学者都有交往，并与方以智、薛凤祚等人通信。康
熙十年（1671），方以智临终前曾来函索看其所著象数之书，可见此时他
已具有一定的学术声名。康熙十四年（1675），梅文鼎在金陵购得《崇祯
历书》一部分，同时又在顾昭家抄得穆尼阁（J N。Smogolenski，1611—
1656，1648 年来华）的《天步真原》和薛凤祚的《天学会通》等书，开始
系统地钻研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数学知识。康熙十九年（1680），梅文
鼎将他撰成的九部数学著作合编成《中西算学通》初编，由蔡■作序并出
资刊刻（仅刊出六种）。
康熙二十八年（1689），梅文鼎来到北京，在大学士李光地家中教馆。
李本人及子钟伦、弟鼎征、门人陈万策等皆拜文鼎为师学习历算。在京期
间，他又受大学士徐乾学等人之邀，以布衣身分参与《明史·历志》的纂
写工作。他的学术交游也更加广泛，先后结交的京都名流有朱彝尊、阎若
璩、万斯同、刘献廷、陆陇其、徐善、黄百家等。本来他北京之行的主要
目的是会见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 1659 年来华）
并与之切磋学术，没料到南氏已在他北上的途中逝去。到京后，他曾与当
时在康熙身边讲授西方科学的传教士安多（A．Thomas，1644—1709）晤谈
历算。康熙二十九年（1690），梅文鼎接受李光地的建议，将其天文历法
方面的研究心得，以问答形式写成《历学疑问》一书，数年后该书由李光
地作序并出资刊刻。康熙三十二年（1693），梅文鼎离京南归。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读到李光地进呈的《历学疑问》，对梅
文鼎的议论非常欣赏。康熙四十四年（1705）夏，康熙在南巡的归途召见
梅文鼎，连续三日在御舟中与梅文鼎谈论天文、数学，并亲书“绩学参微”
四字表彰梅的工作。后来康熙敕修《律历渊源》，特意召来梅文鼎之孙■
成任汇编官。关于音律学的《律吕正义》完稿之后，康熙还特嘱梅■成寄
一部给梅文鼎指正。
梅文鼎的晚年，主要在家著书，间或外出访书会友。康熙三十八年
（1699），他曾专程前往福建访书，得《古历列星距度》等珍贵抄本。当
年同里施彦恪撰“征刻梅氏历算全书启”时，梅文鼎已著天文、数学书籍
共80 种。康熙四十九年（1710），梅文鼎到吴门（今苏州）与陈厚耀、杨
作枚、秦二南讨论数学。康熙五十六年（1717），84 岁高龄的梅文鼎还到
金陵与年希尧讨论比例规问题，署名年希尧的《测算刀圭》一书大多出自
梅文鼎笔下。次年，魏荔彤在金陵设馆，延致梅文鼎订正所著，准备输资
刊刻《梅氏历算全书》。各地学者敬慕梅文鼎的学问，张雍敬、刘湘■、
毛乾乾、李■等人都曾专程到梅氏家中问学。
康熙六十年（1721），梅文鼎辞世于宣城家中，康熙命江宁织造曹■
营地监葬。
梅文鼎妻陈氏，早年即逝。弟文鼐、文■，子以燕，孙■成、■成，
曾孙多人都通晓天文、数学。
梅文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值清代康熙年间。康熙帝玄烨是中国
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热心科学的皇帝，他在宫廷的亲躬西学与梅文鼎在
民间对中西历算的会通，汇成了清初天文、数学研究的高潮。在中国近代
科学史上，梅文鼎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在他前面，有明末传统天文数
学的衰颓和西方科学的输入；在他之后，则有清中叶乾嘉学派对包括天文、
数学在内的传统学术的复兴，因而他的天文、数学研究在今日看来具有浓
厚的启蒙色彩。
徐光启本人将《几何原本》、《崇祯历书》等著作为代表的西方天文
数学知识积极引进到中国，但是长期以来并未被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所接
受；况且这些著作大多“取径迂■，波澜阔运，枝叶扶陈，读者每难卒业。
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里龃龌”。另一方面，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守旧
分子抱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狭隘的民族主
义偏见，挑起了一场长达10 年之久的“历讼”，这场风波直到梅文鼎开始
从事科学活动之初才平息下去。
梅文鼎毕生殚精著述，“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
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
然”。他生前手订的《勿庵历算书目》中列有天文学著作62 种，数学著作
26 种。他去世后两年，由魏荔彤出资刊刻的《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问世，
全书收有他的天文、数学著作共29 种74 卷。梅文鼎晚年虽曾一度参与该
书的编辑，但其主要工作实由后辈学者杨作枚担任。后来梅■成嫌这一刊
本排列欠妥校雠不精，遂组织族人将其祖的遗作重新整理，以《梅氏丛书
辑要》为名刊刻发行。这两部丛书都保存了梅文鼎的主要天文、数学著作；
相比之下，《梅氏丛书辑要》在卷次安排的顺序上更合理一些，其子目依
次为：《笔算》5 卷（附《方田通法》、《古算器考》）、《筹算》2 卷、
《度算释例》2 卷、《少广拾遗》1 卷、《方程论》6 卷、《勾股举隅》1
卷、《几何通解》 1 卷、《平三角举要》5 卷、《方圆幂积》1 卷、《几
何补编》4 卷、《弧三角举要》5 卷、《环中黍尺》5 卷、《堑堵测量》2
卷、《历学骈枝》5 卷、《历学疑问》3 卷、《历学疑问补》2 卷、《交食》
4 卷、《七政》2 卷、《五星管见》1 卷、《揆日纪要》1 卷、《恒星纪要》
1 卷、《历学答问》1 卷、《杂著》1 卷，另有附录2 卷系梅■成的作品。
中国古代以历法构成天文学的核心，梅文鼎对传统天文学的研究就是
围绕着历法沿革这条线索进行的。他感到明代邢云路所著的《古今律历考》
对“古历之源流得失未能明也”，因而自撰《古今历法通考》58 卷，内分
历沿革本纪、年表、列传、历志、法沿革表、法原、法器、图等，显然包
括了他所掌握的全部传统天文学材料。可惜这部巨著未能出版，但是从他
自撰的提要中可以看出这部书的规模和主旨：“故不读耶律文正之庚午元
历不知授时之五星，不读统天历不知授时之岁实消长，不考王朴之钦天历
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考宣明历不知气刻时三差，非一行之大衍历无以知
岁自为岁、天自为天，非淳风之麟德历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冲之、
刘焯诸历无以知岁差，非张子信无以知交道表里、日行盈缩，非姜发不知
以月蚀检日躔，非刘洪之乾象历不知日月迟疾，然非落下闳、射姓等肇启
其端，虽有善悟之人无自而生其智矣。”
梅文鼎研究古历的重点是在元代授时历和明代大统历这两部历法上，
其代表作有《历学骈枝》、《堑堵测量》、《平立定三差详说》等。他在
《历学骈枝》中辩证授时、大统之同异、开辟了后代学者通过大统历来解
读授时历的研究途径。他指出两历在法原、立成、推步等方面皆一脉相承；
至于历元，大统虚用洪武甲子（1384），其实推算仍用授时的至元辛已
（1281）；他推崇授时历采用前代杨忠辅的岁实消长法，认为大统历弃而
不用是一退步；他指出并分析了两部历法在月行迟疾、日食开方等方面数
据上的差异及原因。在这部书中，他又论述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
的影响，校正了大统历中有关交食问题的错误数据，并用几何方法阐明了
授时历中计算日、月食食限辰刻的原理。对于授时历中的两项杰出数学成
就，即相当于球面三角纳皮尔公式的黄赤坐标换算法和相当于三阶等差数
列内插公式的招差法，梅文鼎分别在《堑堵测量》和《平立定三差详说》
中给出了详细阐释。梅文鼎对这两部历法的若干研究成果，也体现在《明
史·历志》中。梅■成说：“《历志》半系先祖之稿”，对比定稿的《明
史·历志》和梅文鼎自撰的“明史历志拟稿”以及“历志赘言”这两部书
目提要，可知梅文鼎确系《明史·历志》的主要编纂者。
梅文鼎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当以《方程论》为最早。他在没有见到
《九章算术》“方程”章的情况下，通过明代程大位、吴敬等人的著作对
这一课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写作此书的一个强烈动机是民族自尊心，
因为关于多元线性方程组的知识，确系当时所谓的西学中所缺匮的。书成
后他曾寄示方中通并赋诗言志，诗前写道：“方子精西学，愚病西儒排古
算，著《方程论》，谓虽利氏（指利玛窦）无以难，故欲质之方子。”在
这部书中，他还在中国数学史上首次提出将传统的“九数”划分为“算术”
和“量法”这两大类的新颖思想：前者包括粟米、衰分、均输、盈■，而
以方程为极至；后者包括方田、少广、商功，而极于勾股。“方程于算术，
犹勾股之于量法，皆最精之事，不易明也。”除此之外，他又作《方田通
法》介绍传统的田亩计算捷法，作《少广拾遗》论述传统的开方图（即二
项式定理系数表），作《古算器考》探讨中国筹算和珠算历史。
梅文鼎认为中国古代的勾股术就是西学中的几何，《勾股举隅》和《几
何通解》两书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观点。《勾股举隅》首先用图验法证明
“弦实兼勾实股实”之理，是刘徽、赵爽之后中国数学家留下的对勾股定
理的最早证明。书中又用图验法说明传统勾股和较术中的各种公式，并首
创了已知勾股较与弦和和、勾股较与弦和较、勾股积与弦和和（或弦和较）、
勾股积与弦较和（或弦较较），求其他元素的这四种类型问题的算法。《几
何通解》的副题为“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全书从《几何原本》
中择出15 个命题以勾股和较术来会通，目的是宣扬“几何不言勾股，然其
理并勾股也”。
梅文鼎对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并不一味盲从，而是采取了“平
心观理”、“义取适用”的态度。对于前辈学者王锡阐和薛凤祚，尽管时
人常以“南王北薛”并论，梅文鼎却认为“近代历学以吴江（指王锡阐）
为最，识解在青州（指薛凤祚）以上”。究其原因，大概是王锡阐对《崇
祯历书》所抱的批判性地学习态度与他自己的思想更为合拍。梅文鼎在《历
学疑问》中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但对用这
种模型来统一地说明行星运行规律表示怀疑。他在《五星管见》中提出了
一种旨在调合托勒玫（Ptolemy）和第谷（Tycho Brahe）两种体系的“围
日圆象”说，使行星运动理论模型和谐自洽的目标得以实现。他的《交食》
和《七政》分别介绍推算日、月食法和推算日、月、五星位置法，都是在
《崇祯历书》有关方法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和进一步解说的成果。
梅文鼎在《恒星纪要》中把散见于《崇祯历书》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
西方星表作了系统的整理。其“记星数”卷首所列“大西儒测算，凡可见
可状之星一千二十二”，即指托勒玫《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中的星
表。其“诸名星赤道经纬度加减表”、“二十八宿距星黄、赤二道经纬表”，
皆注明为壬子年度的数据，当系来自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1672）。
其“康熙戊辰（1688）各宿距星所入各宫度分”，则是他本人在前表的基
础上按岁差原理推得的结果。该书又介绍南方星座，并将《历法西传》、
《历引》、《天经或问》、《恒星历指》、《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天
学会通》以及汉、晋、隋等天文志所载的恒星总数作了比较。
梅文鼎对伊斯兰天文学也有所涉猎。他在《历学疑问》中有三节专论
回回历五星行度，比较回历中行星的本轮运行与传统天文学中顺、留、逆
等状态的一致性，具有深刻的见地。他又作《回回历补注》，对明洪武十
五年（1382）李■等人翻译的《回回历法》进行了研究。他在回族友人马
德称处见到明天顺年间钦天监正贝琳所刻《西域天文书》，内有“杂星三
十之占，然未译中土星名”，于是“以岁差度考之，得其二十余”。这一
星表实际上是波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Kushyar）在托勒玫星表的基础上制
成的。梅文鼎的考证与薛凤祚、袁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