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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与阿城的密切交往好像延续了半年多，他给了我《孩子王》，然后又给了我《遍地风流》的最早三篇。他原来计划写八个王，把云南插队故事集成一个集子，书名就叫《王八集》。但《棋王》、《孩子王》之后只写成了《树王》、《车王》，而且后两篇的质量远不能与前两篇相比。《遍地风流》原计划写一百篇，写尽普通平凡人生中的风流，但最后写成的只有十多篇。到1985年下半年，他开始被滕文骥、谢晋拉去写剧本，以他自己的说法，“因为写小说挣钱太辛苦”。他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的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想起来，作家离开文学而到影视中去挣钱是由他始，而他当时认为，“大至中国，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要吃饱，再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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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阿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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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刊载于1985年二月号的《人民文学》，从它开始了1985年《人民文学》关于小说表现形态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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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夜航与圣埃克絮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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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买了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圣埃克絮佩里的传记，作者为英国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实在的读过非常失望。尽管这位“名记”韦伯斯特带着对圣埃克絮佩里的情感“遍访他的亲友”，材料非常丰富，文字也有味道，但引子中对1944年7月31日圣埃克絮佩里最后飞行的文学化推测就倒人胃口。他先把圣埃克絮佩里在人们心里带有某种诗意的失踪定格为坠海，进而又把“圣埃克絮佩里若不是沉醉在乡愁之中，或许还能躲过一劫”的愚蠢判断引向他“有可能偏离航道去看看三个地方”——母亲的屋子、父亲遗体待过的城堡及他与妻子度过田园生活的城堡。也是，只有毫无创造力的人才有耐心去收集别人的轶事与叙述别人的传记，所以每读一本就失望一本。
在这本平庸的传记里，还是把《小王子》的写作与圣埃克絮佩里与妻子的情感纠葛联系在一起，于是那花儿就索引为他妻子，小王子表达的是对她的爱怜、对她虚荣的哀叹、爱与爱的疲惫与伤感。联想到前些日子读到圣埃克絮佩里妻子的回忆录《玫瑰的回忆》，她也把自己索引为玫瑰——因为圣埃克絮佩里对她说过，玫瑰就是她。这本回忆录里给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圣埃克絮佩里的求爱方式：他顶着漫天晚霞带着她飞上天兜风，以飞机坠落为要挟强行吻了她——他以自己的意志压迫着别人的意志。而我想，如果这作品真是为了对情感的慰藉，圣埃克絮佩里就不会在那样的心灵深处召唤我们。
我读到的《小王子》是《世界文学》1979年第三期肖曼的译文，那时候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刊载了那么多的好作品，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所以后来尽管见到各种《小王子》的版本，我始终只珍藏这本《世界文学》，现在回头再读，语言还是那样简洁、清雅。我以为《小王子》的魅力在写对一个长大了的世界的恐惧。大人们的现实，无论国王、爱自吹自擂的人、酒鬼、商人、电灯人、地理学家，每个人都以荒诞的理由自以为是地生存着。我尤其被其中所震动的是小王子与狐狸关于驯顺的对话——只有驯顺在创造生命之间的联系，它构成着整个世界的秩序，构成着文明。而驯顺使小王子与狐狸都纤弱得令人心碎。
《小王子》写于1942年，距离圣埃克絮佩里1930年写成的《夜航》，相隔12年。
《夜航》在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西利尔·康诺利（CyrilConnolly；1003－1974）推荐的《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此书漓江出版社1988年翻译出版）中，排在30年代推荐的21种作品中的第一，康诺利对这部作品的评介是：“这是最早也是最优秀写行动的小说之一，或者毋宁说是有贵族气质的人道主义者圣埃克絮佩里写作的一首散文诗。”我最早读到这篇作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中篇小说选》的第一卷，译者已无法查找。这套书的编辑者现在想来很有眼光，我记得当时我一共买到六卷，其中收录了很多重要作品。尤其是第一卷中的法国作品，至今印象深刻的除了《夜航》，就是《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只可惜上世纪90年代因为决心脱离文学，这套书在搬家时候被处理了。
现在再寻找《夜航》，找到的是上海译文今年3月刘君强的版本（与《人类的大地》集在一起）。读柳鸣九先生的序，说到经常空中旅行的人读此书，能在机舱中精神升华。我自己在夜间起飞，感到一个城市的灯光都在自己俯视之下；再在枯燥的飞行结束，君临另一个城市上空的时候，都会想到《夜航》里那种美丽的诗意。他描写“飞机像跳水一样潜入夜空”，“荡漾的夜幕承托着五吨重的金属所产生的摇曳”。然后星星一颗一颗地熄灭，“这是一座把它的爱情，或者把它的烦恼关闭起来的房子”，前边是被“月光铺满的航道”。这个中篇里令人难忘的是守护在即将被唤起的飞行员边的妻子与飞行员在风暴中向着星空飞去的描写。在宁静的夜中，他说，“这座已经入睡的城市不会庇护他，当他从城市灯火的尘埃中腾空而起时，灯光似乎对他毫无意义。”而在暴风雨中，他爬升到一个“一切都通明透亮的境地”，“脚下那些云层把它们吸收的雪亮的月光全部发射出来，天空中流动着一种乳白色的亮光，他左右两边那些高塔般的云朵也都一样发光，机组人员全都沐浴在光亮里。”圣埃克絮佩里小说里的这种壮丽，构成着精神的无与伦比。他迷恋这种飞行中俯视的权力，所以他会说，“夜航中和成千上万星星的那种宁静，那几十个小时神圣而至高无上的权力，是金钱买不到的。”
圣埃克絮佩里的作品中离不开绵羊、牧羊人、花儿、星星这样的意象。绵羊要吃花儿，但是花儿有刺，花儿永远是诱惑，所以绵羊要在箱子里，或者嘴上要有罩。在《夜航》开头，描写法比安“在这种宁静的气氛中，他感到自己就像个牧羊人在怡然漫游”，“他从一个城市驶向另一个城市，他就是这些小城市的牧人。每隔两小时，他就与这些在河边喝水或在平原上吃草的小城市见一次面”。至于星星，那是一种召唤，就像在暴风雨的缝隙中，法比安在盘旋着升高中所面对着的那种纯清，云朵在他周围变成闪光的波涛。
“死亡仅仅意味着抛弃遗骸，抛弃外表，向着一颗星星，向着爱情，向着自己的使命升去。”这是小王子的观点，小王子恐惧的就是像大人一样老了，因为“那些大人都极端孤独地生活在凄凉的寂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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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刘陵，还有豆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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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电视剧《大汉天子》，普及了淮南王谋反的故事。而我最早接触到这位淮南王，是因为毛泽东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一句注释，引了刘安《淮南子》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记得毛泽东曾解释他之所以没引《史记》，是因为《史记》记共工是“不胜而怒”；而在《淮南子》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从史书看，刘安极有文采，《汉书》中说，皇上请他写《离骚传》，他“旦受诏，日食时上”，一个早朝就作成，所以《文心雕龙·神思》中有“淮南崇朝而赋《骚》”之句。可惜这些表现他才华的传与颂已不可寻。我见他留下的赋只有一首《屏风》，说屏风出自幽谷乔木，与主人的关系是“庇荫尊屋”、“近君头足”，最后一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挺有意境。诗只有一首《八公操》：“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瑶光过北斗兮，驰乘风云使玉女兮。含精吐气嚼芝草兮，悠悠将将天相保兮。”文采平平，倒有帝王之气。
据《史记》记载，刘安谋反之意始于建元二年，时汉武帝刚上台，刘安39岁。元狩元年十月案发而自杀，时57岁，谋反过程应该是18年。《史记》中记其谋反，较多篇幅在伍被对比秦与吴楚七国之乱对他劝说，说他是“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会像纣王“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想想司马迁也脱不了御用嘴脸，借伍被之口一气赞誉武帝“泛爱蒸蔗、布德施惠”，给刘安定性为“大逆无道”。所有历史都被这样过滤后，多余史料已都灰飞烟灭，《汉书》、《汉纪》中都维持这样的叙述。在荀悦的《汉纪》中，伍被的劝说更详尽而具文采。幸运的是野史中还有片断不同记忆。查《汉武故事》中，记“淮南王安好学多才艺，集天下遗书，招方术之人，皆为神仙，能为云雨。百姓传为：‘淮南王，得天子，寿无极。’上心恶之，征之。使觇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隐行升行，服气不食。上闻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传，云无其事。上怒，将诛。淮南王知之，出令与群臣，因不知所之。国人皆云神仙或有见王者，上恐动人情，乃令斩王家人首，以安百姓为名。收其方书，亦颇得神仙黄白之事，然试之不验”。按这种说法，是汉武帝怕刘安得道而强加了谋反的定论，而将其定为死罪的，很可能就是其著作《淮南子》。《淮南子》原书名《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大有制定大明礼教之意。刘安死后，杨雄《法言》中有“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之说。那是后话。
刘安女儿刘陵参与谋反之事，典也出自《史记》。《史记》记，“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长安，约结上左右。”几十字，真是杀人还不见血。查史书，与刘陵有通奸关系的是安平侯鄂秋玄孙伯与卫青手下的将军张次公，这两人都不算“上左右”，也没有实质的谋反作为。刘陵与雷被、张汤的关系都未见野史故事。雷被在《史记》中的角色是因与刘安子刘迁练剑误伤迁，因怕刘迁报复而报名要去打匈奴，刘安听从太子之言而罢了他的官，雷被到长安告状而导致汉武帝下令要逮刘迁。张汤曾与赵禹一起制定律令，得武帝重用，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最后死于自杀，原因是与其积怨的三长史陷害。《史记》记，“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第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
刘安现今留在俗文化史中的意味，还在传说其在淮南八公山上炼丹之闲偶然发明了豆腐。清人汪汲的《事物原会》记，“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有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吴燮《门云向见书》中载有豆腐名‘鬼食’，孔子不食一说。以豆出浆，其渣滓分量称之不少累黍，腐乃豆之魂魄所成，所以名为‘鬼食’。”八公山现在就在淮南城郊，因当年刘安周围最著名的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而名，八人中，无论伍被还是雷被都不为首。八人中为什么三人名“被”？因为在春秋时，“被”为姓。《搜神记》中说，刘安召纳天下方士，这八公刚上门求见时“皆须眉酷素”，门吏见了说，“吾王好长生之术，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八公听后变为八个童子，“色如桃花”，刘安见了，“盛礼设乐”，于是就作了《八公操》。这八公“能炼金化丹，从有入无”。按《西京杂记》的说法，“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咳嗽为雨雾”。《太平广记》更是一一列举其各自技能，他们在山上指地为泉，其泉水磨豆而成“菽乳”，在釜中煮沸再凝结，“菽”为“乳”，豆为“腐”，经过的净华是“清漪浣浮埃”。
《太平广记》把刘安列为神仙，称谋反一事是雷被与伍被联手诬告，最后结尾是，“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之发遣，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舔啄之，尽得升天。”而张汤随后诛二被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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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刘陵，还有豆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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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说刘安是儒家死敌，他一直攻击儒家是“俗世之学”。汉武帝好方术，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要灭刘安的前提。因为刘安反儒，所以孔庙祭器才不用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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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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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转机，我以为是因为安徽老诗人公刘1980年在刚复刊的诗歌刊物《星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之前，诗坛其实排不上他的位置。说来有趣，“朦胧诗”名词的发明权其实不在帮助这批诗人成就了这块阵地的北大谢冕教授，而是出自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挑起论争的一篇小文《令人气闷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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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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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一份读者来稿，提醒我顾城确实已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年。时光流逝就是这样无情。
在我印象中值得珍藏的是顾城在1983年之前的形象：多少显得脆弱，不苟言谈，腼腆，有时候显得还有些紧张。就是他父亲顾工描述的，眼睛盯着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或游动的蝌蚪，眼神里“时惊时喜时忧虑”的那个大孩子。而不是后来戴着那顶摘不掉的高帽子，伪装成“天人合一”的牧羊人。我在今天也特别留恋顾城留在那个时代的那些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的诗过于浅薄。
认识顾城是因为先认识他父亲老诗人顾工。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青年》当编辑，顾工给杂志社投稿，然后介绍我认识了顾城。那时候顾城在北京厂桥街道当木工，王安忆后来见到顾城时说他脸上“带有游牧般漂无定所的表情”，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感觉他身上只染着一种淡淡的单纯，表达的时候又多少有些神经质地喋喋不休。他那时写了很多淡淡的短诗，给全国大大小小的各杂志社、报社投稿，大部分都是退稿，然后换一个信封，再重新寄出去。
顾城的转机，我以为是因为安徽老诗人公刘1980年在刚复刊的诗歌刊物《星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之前，诗坛其实排不上他的位置。说来有趣，“朦胧诗”名词的发明权其实不在帮助这批诗人成就了这块阵地的北大谢冕教授，而是出自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挑起论争的一篇小文《令人气闷的“朦胧”》。这位无名作者显然不可能在当时读过英国作家、批评家燕卜逊写成于1930年的《朦胧的七种方法》。“朦胧诗”开始被命名应该是1979年，1979年三月号由官方权威的《诗刊》正式发表北岛的《回答》，被公认是一种标识。北岛这首诗作于1976年，之前发表于他创办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创刊号。在发表《回答》后，《诗刊》四月号在“新人新作小辑”中发表了顾城的《眨眼》，但这不是一首能构成影响力的作品，两者之间也并没有联系。
《今天》公认是“朦胧诗”的摇篮，它从1978年底创刊，顾城在它1980年4月出版的第八期上才以“古城”署名发表了不起眼的《山影》、《海岸》、《暂停》和《雪人》，然后在该年10月出版的《今天研究资料》上以真名发表了《赠别》与《小巷》。在《今天》当时的诗人阵容里，他当然只是一个孱弱的孩子，不能与黄翔、食指、芒克、多多他们相比。
现在回头看，顾城后来与北岛、舒婷一起成为“朦胧诗”代表人物应该是一种偶然。“朦胧诗”在骂声中被载进文学史，当时骂派代表有老诗人臧克家与比臧低一代的周良沛，周与公刘、白桦等都是上世纪50年代打成过右派的“昆明军区派”。护派主将是谢冕，另一个出名的是当时在深圳的徐敬亚。骂派极端声音除“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就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一种折光”。护派极端观点是“他们探索的氛围实际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较量中，最早敢于以“朦胧诗”命名结集出书的是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谢冕作序。到1985年，好像一切尘埃落定，作家出版社以权威面目再结集出版时，变成了北岛、舒婷、杨炼、江河与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