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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到哪儿洗澡去了，也太凉快了！”
彝海情深不准开枪，谁开枪谁就违反党的政策……（2）
他们一面笑着一面给工兵连的同志凑衣服。尽管大家都很困难，还是想办法凑了一些衣服。衣服虽然穿上，但大家的气还没消，纷纷议论开了：
“这算什么？比打了败仗还难受！况且咱们还从来没打过败仗。”
“这也太不像话了，大老爷们儿被人把衣服扒了。”
“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多人，就怕他们。”
罗荣听着这些议论，对王耀南说：
“老王，看来大家的情绪不对头，有的干部也想不通，咱们是不是先开个支委会，把思想统一了，然后再开个军人大会，把道理讲一讲，相信大家能想通。”
王耀南说：“好，就按你说的办。”
夜深了，所有白天发生的一切都悄然隐去，王耀南和罗荣刚开完全连军人大会，总部巡视员就到连队来看望。他说，总部首长表扬你们工兵连坚决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司令员和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已结拜了兄弟，部队明天可顺利通过彝族区。今天你们看见的被扒光衣服的那伙人，是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为了逃避我们，冒险进入了彝族区。首长请大家不要有情绪，彝族同胞不了解我们红军，以为我们和国民党一个样。现在他们明白了，明天就把枪和衣服还给我们。
第二天清晨，火红的旭日冉冉升起，给大凉山抹上了一层玫瑰色。一群彝族同胞来到工兵连驻地，他们背着枪，拿着衣服，送到王耀南跟前，一再表示歉意。王耀南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从他们诚恳的表情上，看出了彝族同胞态度的变化。他心里热乎乎的，紧紧地和彝族同胞握手。
部队开始向彝族区开进了。进入彝族区，王耀南的眼睛顿时亮了。他看见在路边、山坡上、山寨旁，数不清的彝族同胞都出来欢迎红军。他们高声欢呼着，拿出美酒请红军喝，许多彝民还自动加入了红军的行列，和战士们亲亲热热地走在了一起。王耀南眼睛湿润了，他想，彝族同胞了解了红军，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他们多么纯朴，多么爱憎分明。这一次，他深深感到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我军纪律的重要性。望着层叠起伏的大凉山，王耀南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彝族兄弟，你们是红军的亲人！”
“为民族团结牺牲，我在所不惜！”
遵义会议后，红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使敌人陷于被动，疲于奔命。我军自贵州直插云南，虚晃一枪后，从昆明附近突然转头向北，巧渡金沙江，甩开敌人，于1935年5月中旬进入冕宁彝族区。
这天黄昏，部队在山脚下宿营。董必武这时已年过半百，连续艰苦的行军，使他更加消瘦。他扶着树干举目朝山上望去，只见山谷和森林间雾气蒙蒙，幽静得近于死寂。尽管山坡上开满了红的、白的杜鹃花，但他却无心欣赏，他知道前面的红军在刘伯承的带领下，已通过了彝族区，后面的红军应做好收尾工作。这时，一位参谋来到董必武身边，将一份上级的指示送给他。董必武细细地看着：为了团结彝族群众，争取首领，搞好民族关系，使我军安全、顺利地通过这一区域，要求干部战士每人至少准备一件礼物，送给彝族同胞。东西不限，像衬衣、毛巾、牙刷、烟斗等等都可以。董必武看后，对勤务员钟珠瑞说：
“小钟，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过彝族区时有用场呢。”
小钟在一旁噘着嘴说：
“除了书，哪有什么好东西呀。”
是啊，董必武是个文人，他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时候起，就常跟父亲到塾学中去。五岁那年，他父亲在县城广善庵教书。课堂上，一些学生不会背《三字经》，窗外的董必武却朗声代答，一字不差。父亲喜爱他聪明好学，就让他随班就读。从此，他勤奋学习，考中了秀才。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正在贵州中学教书的董必武立即赶赴武昌，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军务部，任秘书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与强国恩、包惠僧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并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董必武和陈潭秋经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举，作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笼罩着武汉。董必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他一方面鼓励那些产生悲观情绪的同志，振作精神继续战斗；一方面为保存革命力量，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疏散转移出去，暂时离开武汉地区。8月1日，爆发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董必武与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起在《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为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继续奋斗。11月，黄安、麻城两县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董必武虽未直接参加这一次起义，但受黄麻人民拥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起义后，建立了鄂豫皖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鼓舞了黄麻人民，进一步推动了大别山区的武装革命斗争。
董必武随红军长征以来，开始被安排在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与年近花甲的徐特立担任正、副队长。他们带领30多名同志60副担架，负责沿途雇请和管理民工，收容、照顾和教育伤病员，工作相当劳累。但他不顾年老体弱，与队员同甘共苦，克服种种困难，坚定地带领伤病员前进。当红军攻克黎平县城后，中央发现他在妇女队工作负担太重，改调他到林伯渠负责的没收征集委员会去，以后又调他到干部休养连负责党支部工作。
董必武在长征途中，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但因战争，天天行军，有时连个菜油灯都找不到，看不了书，把他憋得直着急。董必武的俄语水平很高，一本像砖一样厚的俄文版马列著作，他三两天就读完。他常常是用俄语读，读一阵，用毛笔写一阵，接着又读。读累了，便端坐案前，屏息静气，悬握毛笔，写上百来个正楷小字。只要条件许可，天天如此。
彝海情深不准开枪，谁开枪谁就违反党的政策……（3）
的确，董必武除了书之外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这时，有几位干部找董必武反映，大家除了步枪和大刀之外，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能送彝族同胞。董必武将这一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很快下发一部分打土豪得来的衣物，分给没有礼物的同志。
第二天上午，红军开始进山寨了。一进山寨，只见大道两边站满了彝族男女老少。他们身穿大红大绿的破旧长袍，头插色彩缤纷的禽翎，肩背鸟枪，腰挎弯刀。他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嘁嘁喳喳，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大概已经收了前面部队送的礼物，又满怀希望地围在董必武他们队伍两侧。彝族同胞很穷，给他们什么东西都欢喜，还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小钟问董必武：“他们说什么？”董必武摇摇头。小钟心想，首长连外国话都懂，可是在彝民面前；耳朵也不灵了，就偷偷地笑了起来。董必武见状，对小钟说，别光顾乐，快把礼物送给彝族同胞。小钟赶紧忙活起来，把礼物分送给彝族同胞。彝族同胞高兴得手舞足蹈。队伍迅速通过了这个山寨。
谁知行不多时，又要经过一个寨子。这可麻烦了，由于没有经验，礼物全送完了，再送什么呢？解释吧，他们听不懂，又没翻译，董必武发愁了。进了寨子，彝族同胞起劲地围着红军。正在为难，人群突然散开了，闪出一位在保镖护卫下的又黑又胖的彝人来，看样子是个头领。他大摇大摆地向董必武走来。小钟看这阵势，不由得想凭武力保护。董必武看出了小钟的心思，小声喝道：
“别动武！我来。”
说着翻身下马，面向头领站定。头领走过来，面带笑容地说了一番彝语。董必武听罢笑着点点头，转身从马背上解下了自己用的搪瓷茶缸，并向小钟使了个眼色。小钟赶快把一条自己舍不得用的新毛巾从挎包里掏出来，递给董必武。董必武庄重地把这两件礼物送给头领。头领“嘿嘿”地笑着，弯腰双手接过，转身一挥手，彝民们便远远地离开队伍。他又做了个“请”的姿势。董必武上马，向彝族同胞们点头微笑，招手致意。可小钟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想，董必武把随身多年的茶缸送了人，以后喝水怎么办？
晚上，董必武好像看透了小钟的心思，对一直闷闷不乐的小钟说：
“我们搞革命，要动员全国人民，当然包括彝族群众。他们对红军不了解，有隔阂，这是敌人挑拨的。我们送些东西，既融洽了民族感情，又能使我们顺利地通过这里。再说，我们送点东西算什么，中央还送了成批的枪支弹药，刘伯承总参谋长还同他们首领喝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哩！这样做，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使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对革命多么有利。”
小钟点头道：“我明白了。”接着又说：“今天我担心，要是那个头领对您动手就糟了，您还不让我保护。”
“咳！说了这么多，你还没明白。”
董必武摆摆手，说：“革命是个整体，不能因小失大。为民族团结牺牲也在所不惜，何况那个头领并无恶意呢。你要是真动武，那才糟了！”
小钟又说起那个茶缸，董必武笑了：
“没了茶缸，可以用碗嘛！你这小鬼！”
小钟不好意思地笑了。
彝海情深队伍走远，彝族同胞仍不停地向红军招手（1）
1935年，红九军团长征来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
在凉山脚下，军团长罗炳辉深情地望着那莽莽苍苍，层层叠叠，涌动着无垠绿涛的林海。他是彝族人，来到自己同胞的聚居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深知这个民族受尽了欺凌和歧视，虽然对汉人存有偏见，但爱憎分明，重情仗义。他有信心带领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
罗炳辉从小家境贫寒。早年，他加入滇军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之役。在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作战勇敢，被提为营长。1929年7月，他作为国民党江西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1930年任红三军二纵队纵队长；红一军团成立后，任红十二军军长。1931年9月，他又担任福建军区总指挥兼红十二军军长。1933年10月28日，在福建将乐县一个小山沟的平坝上，军号震天，军旗飘扬，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罗炳辉被任命为红九军团军团长。他大步走到主席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说：
“同志们，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我罗炳辉，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今天强大的、胜利发展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的确，毛泽东和朱德对罗炳辉是很器重的。1931年9月6日，在水头漳召开的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
“我们根据地有第一、三军团，还要再成立几个军团，壮大工农武装，来一个五指成拳。”
朱德握起拳头，笑着说：
“好！五指成拳，五个军团，哈哈哈，这是工农武装的铁拳呀！”
毛泽东高兴地指着罗炳辉说：
“由老罗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你看怎么样？”
朱德点点头，说：
“我完全同意，老罗带个军团没有问题。”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罗炳辉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接连打了黄陂和东陂、草台冈两个伏击战，歼灭敌人万余人。
长征以来，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担任红一方面军后卫。四渡赤水后，又出色完成了在乌江北岸阻击、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之后，转战于贵州北部和云南南部，发动群众，筹集粮款，壮大红军队伍。现在他们要经过凉山彝族地区，去西昌追赶红军主力。
罗炳辉在一块坝子上，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他说：
“同志们，我们即将进入彝族地区。长期以来，彝族同胞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欺压盘剥，特别是受川军刘文辉的烧杀抢掠、奸淫屠戮，被逼得上山过‘野人’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护彝族人民的利益，模范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民族政策。万一他们由于不明真相而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一定要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
会后，在全军团传达了罗炳辉的要求。经过思想教育，部队出发了。
队伍来到山口处，突然有100多名彝族同胞呐喊着冲了过来。他们个个手持各种武器，怒气冲冲地挡住了路口。
队伍只好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侦察连钟连长主动带领三名战士去与彝族同胞交涉。可是，他们刚走到山坡上，十余名彝族青年就一拥而上，缴了他们的枪，并把他们反绑起来带上山去。这时，有十多名战士立刻追到山坡上，大声喊；“彝族同胞——不要抓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们喊了一遍又一遍，喊声在山谷中回荡着。不一会儿，只见钟连长和两位战士下了山。
指战员们急忙跑过去迎住钟连长等人。大家一边给他们松绑，一边向他们问情况。
钟连长说：“大家要冷静，要耐心地做工作，要执行纪律，相信彝族同胞会理解我们的。”
一个小战士想不通，双手一摊说：“你们不是笑嘻嘻地去办交涉、做工作吗，结果怎样？我们没有侵犯他们，是他们先抓了我们的人。”
这时，罗炳辉来了。说话的那个小战士急忙躲到钟连长身后去。罗炳辉笑笑说：
“来，大家都坐下，开个‘诸葛亮会’，商量一下怎样说服彝族同胞。每人都说一个办法。”
大家便席地而坐，七嘴八舌说开了：
“我们少数人上山不济事，弄不好又会被他们捉起来。”
“多去几个人，五十、一百。”
“不行，又不是去打仗，人多了对立情绪更大。”
大家沉默了。罗炳辉笑着看看大家，一声不吭。
隔了一会儿，有位战士开口说：
“我们应该继续前进，如果彝族同胞阻挡，就请罗军团长带几位同志去做工作，见他们的头人。”
罗炳辉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
行军号吹响后，罗炳辉命令侦察连先行。队伍沿着小路上山。走到半山腰，只见二三百名彝族同胞“砰砰”地打着枪，从山上冲下来。罗炳辉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准开枪。
红军指战员们就地休息。彝族同胞见到红军不还击，又不前进，也就不再打枪。罗炳辉带着军团政治部的七八名干部赶到队伍前面，笑容满面地向彝族同胞招手。
彝族同胞站着不动，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罗炳辉。罗炳辉微笑着向他们招招手，朝他们走去。
这时，从彝族同胞中走出一位中年人。他头上盘一圈头发，穿一件羊毛编织的褂子，腰间挎一把大刀，腰带上还插一支手枪。看样子是个头人。
彝海情深队伍走远，彝族同胞仍不停地向红军招手（2）
罗炳辉走到他跟前，向他鞠了一躬。他向罗炳辉指指300米外一个碗口大的靶子，又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罗炳辉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想试试自己的枪法。于是毫不推托，从挎在腰间的枪套里掏出手枪，抬手“砰”的一声就打穿了靶心。那头人见状连连咋舌，伸出大拇指夸奖罗炳辉。罗炳辉取出10发子弹，连同自己的手枪一起递给头人，说：
“送给你，喜欢吗？”
那头人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他双手捧过枪和子弹，朝罗炳辉跪下。罗炳辉急忙扶起他，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路过贵地，北上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保护彝族同胞的利益，专门打击欺压彝、汉族穷人的刘文辉和国民党反动派。”
头人便向一位彝族青年嘀咕了几句。那彝族青年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