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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5-永恒情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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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路过贵地,北上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保护彝族同胞的利益,专门打击欺压彝、汉族穷人的刘文辉和国民党反动派。”    
    头人便向一位彝族青年嘀咕了几句。那彝族青年跑走后,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几位彝族青年就簇拥着被他们抓去的那位战士走来。头人红着脸说:    
    “红军,请原谅我的过错。”    
    彝族青年把从红军手中缴去的三支枪递给头人,头人又要拿给罗炳辉。罗炳辉摆摆手说:    
    “这三支枪送给你们。等会儿再送给你们200发子弹、10匹布、500块银元。”    
    一会儿,政治部的干部带着一些战士送来了布匹、银元和子弹。那头人十分高兴,连声说:“红军卡沙沙!”    
    彝族同胞举着红军送的枪、布匹和银元,高兴地跳呀、笑呀。接着,那头人带着彝族同胞向红军涌来,像迎接远道来的客人一样,欢欢喜喜地领着红军朝村寨走去。    
    刚到寨里,天就黑了。因为村寨里房屋不多,指战员们便在野外搭帐篷。彝族同胞见了,纷纷拉着指战员进房里住。    
    在村寨中央的坪上,烧起篝火,点燃火把,举行军民联欢会。军团部宣传队为彝族同胞演出了小歌舞,彝族小伙子和姑娘为红军表演了优美的舞蹈。    
    晚会结束后,彝族头人带领十多名彝族同胞抬着猪头、羊肉、牛肉和酒,送到军团部,一定要红军收下。罗炳辉见彝族同胞一片真情,便十分高兴地收下来,并向他们回送了300块银元。接着,头人和罗炳辉、彝族同胞和红军指战员互相敬酒,亲切交谈,直到深夜。    
    大家正在热闹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彝语喊话。彝族同胞都飞快地朝一个房屋奔去。    
    原来,红军战士小王的癫痫病又犯了。他躺在床上,眼睛不时翻白,四肢不停地抽搐。一位老年彝民正有条不紊地从头到手、从胸到腿,沿着脉络、穴位,给他擦、按、拧、摸,嘴里喃喃地安慰小王。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小王额上出了汗,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药熬好了,老人接过药钵,送到小王面前,亲切地打着手势,叫他趁热喝下。小王双手捧起药钵,一饮而尽。他放下钵子,握住老人的手,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第二天,红军要出发了,彝族头人特意为红军派来通司和向导;全寨彝族同胞打起红旗,热情欢送红军。给小王治病的那位老人拉着小王的手,小王脸上滚动着泪珠。    
    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凉山彝族山区,到达西昌。    
    到达西昌的第二天,罗炳辉得知主力红军已经从泸沽出发向大渡河挺进,便急忙向泸沽追赶。这时,中央军委得到敌人已经在巧家下游渡过金沙江的情报,电令红九军团阻止敌人。于是,红九军团又折回西昌,在西昌、昭觉一带阻击敌人。在这一带,到处写标语,丢下些烂草鞋之类的东西,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去向,迫使敌人四处分兵。之后,红军甩开这股敌人,急速赶到泸沽,追随红军主力前进。    
    由泸沽北上,在通往越嶲的途中,红九军团遇到敌人的阻击,随即折回泸沽,在一座大山林中和敌刘元璋的一个师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垮敌人两个团,突破敌人的包围,日夜兼程前进到冕宁县城。    
    这里的街上到处都挂着红旗,墙上贴着“欢迎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等标语。那些披着麻布毡子的彝族同胞见到红军都下跪表示欢迎,红军指战员们把他们一一扶起。他们高声喊着“红军瓦瓦苦”等口号。    
    通司告诉罗炳辉,彝族同胞之所以对红军这样好,是因为前些日子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红军经过这一带时,做了很多的宣传、解释工作,为彝族同胞做了很多好事,深得彝族同胞欢迎和爱戴。    
    红军经过大桥时,彝族同胞问:“你们是刘司令的红军队伍吗?”    
    红军指战员们都回答:“是。”    
    他们很高兴,说:“刘司令是我们彝族的盟兄,红军是我们彝族的盟友。”    
    “彝民同胞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啊。”红军指战员们回答。    
    队伍翻过一座山,发现有几位彝族同胞跟在队伍后面。一位身材高大的彝族同胞指指另外几个人,说:“我要跟红军去打刘家军,他们是送我的。”    
    罗炳辉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阿尔吉。”


彝海情深队伍走远,彝族同胞仍不停地向红军招手(3)

    “阿尔吉同志,你家里的亲人同意你参加红军吗?”    
    “我是孤儿。阿爸被川军杀害了,阿妈病死了,……我是来为阿爸报仇的。”    
    “这个仇一定要报。只有消灭反动派,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彝族同胞和各族人民才能彻底解放。”    
    罗炳辉见阿尔吉的决心很大,当即批准他的要求。大家立刻围上来问寒问暖,有的送鞋袜,有的送衣服、毛巾……阿尔吉捧着同志们送的礼物,感动得热泪盈眶。    
    到了大树堡,彝族同胞成群结队地跑来慰问红军,还给红军让住房、送牛头和苞米。他们说:    
    “自红军来到这里,国民党、川军都不敢祸害我们了,这才过上安稳日子。”    
    一位彝族老人捧着黄澄澄的苞米,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收摘苞米时,川军和国民党的官吏就派款抽税,财主就来收租逼债,把我们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苞米都抢光。稍不如意,刘家军还捕人杀人。现在红军来了,被他们关在牢里的彝民放出来了,我们也自由自在地收摘了一季苞米。”    
    “这是我们红军应该做的。等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刘家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全国解放以后,各族同胞的生活就会更好。”一位红军干部对他说。    
    为了让彝族同胞武装起来,保卫劳动果实,建立自己的政权,罗炳辉还送了十余支枪给他们。彝族同胞很高兴,纷纷说:“我们组织起来,和刘家川军斗到底!”    
    红军离开大树堡那天,全村的彝族同胞都到路边夹道欢送。他们捧着一碗碗酒,定要红军喝。罗炳辉代表全军团喝了一口。一位70多岁的彝族老人一定要他喝完。罗炳辉患有高血压病,不能喝酒。他再三向老人解释,老人还是不依。罗炳辉知道彝族的风俗,只好又喝了三口。老人笑呵呵地说:“这才像一家人嘛!”    
    彝族同胞送了红军一程又一程,恋恋不舍地说:“红军兄弟,你们一定要回来啊!”    
    许多红军指战员含着热泪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再见了,彝族同胞们,你们回去吧!”红军指战员回过头向欢送的彝族同胞挥手告别。    
    望着渐渐远去的红军队伍,彝族同胞中有人竟大哭起来;队伍走远了,他们仍旧站在那里,不停地向红军招手。    
    “睡觉做梦想红军”    
    夕阳的余辉把乌蒙群山染得一片火红。在陡峻危立的绝壁上,一株株倔强的青松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成片的马尾松长得粗壮茂盛,连每一根松针都是气昂昂的。    
    山下的桔子林旁,有一个小山村。村里的一家院子里,堂屋门开着,火塘里的木柴烧得正旺,七八位彝家妇女围坐在塘边,正在低头打着草鞋。只见一束束山茅草丝,在她们的手指缝里绕来绕去,很快一只只草鞋就在鞋架上织了出来。她们一边编,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儿:    
    睡觉做梦想红军,    
    红军个个笑盈盈,    
    亲亲热热叫“老表”,    
    和我就像一家人。    
    打倒土豪分田地,    
    帮我干人(穷人)拔穷根。    
    醒来不见恩人面,    
    眼泪汪汪喉咙哽。    
    红军哥呀红军哥,    
    你们辛苦为人民!    
    浓郁的民歌风味,句句凝结着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思念。让人听了,不禁热泪盈眶。    
    60年前,红军曾在这里住过,因而就留下了这样一段故事:    
    那一天红军住进村里后,顾不上休息,就帮助彝族同胞挑水,打扫院子。几位年轻的彝族妇女见不少红军战士的干粮袋破了,就自动凑在一起给红军缝补干粮袋。她们补呀、补呀,整整补了一夜。红军战士为了感谢她们,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衣物分给她们。第二天清晨,红军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想用红军分的米做点稀饭,喂喂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便到村边去提水。她刚提上一桶水,就望见对面山垭口隐约出现一面红旗。红旗在霞光里是那样红,那样美。红旗飘动着,飞舞着,下了坡,过了沟,顺着大路飘到她跟前,红旗后面是一队长长的红军战士。她很激动,见红军战士个个满脸汗水,又渴又累,便把水桶拎到路边,招呼红军战士喝水。战士们一边感谢她,一边拿出缸子舀水,边喝边走。她见红军战士喝得痛快,心里真高兴,舀干一桶又提一桶……这时,一位身背公文包的红军走过来,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她干脆把水桶递上去。红军说了声“谢谢”,正要舀水,又停住了。他见这位年轻彝族妇女破旧的衣襟被水浸湿一大片,手背冻裂了许多小口子,渗出丝丝血痕,脚上没有穿鞋,冻得通红,还这样热情地提着水桶给红军舀水,心里十分感激。他把水桶轻轻地放在地上,打开随身背着的公文包,从里面摸出一对银耳环,深情地说:    
    “大嫂,这是我们打土豪缴来的一对银耳环,还没来得及分给群众就赶路了。你收下它,换成几文钱,补贴一下衣食吧!”    
    说完把耳环放在她手里。接着又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横行霸道,天下太黑暗了。但我们能打倒他们,那时,咱们穷人就有饭吃有衣穿啦!”    
    说完就迈开大步,追赶队伍去了。    
    年轻的彝族妇女手捧着耳环,一阵热浪从心底涌起,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红军走了,蒋匪军又来了。尽管日子过得很苦,但她从来没有舍得拿耳环去换衣食,一直放在身边珍藏着。她天天盼红军,编成了这首想念红军的歌谣。


藏汉同心红军战士露宿,老僧们打开紧闭的寺门(1)

    看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按照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湘鄂川黔军分会及其领导人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指挥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从石鼓至巨甸地段胜利渡过金沙江,开始进入中甸地区。    
    中甸地区位于云南西北,属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南北绵延,这里万山矗立,高峻险陡,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5000米以上的高山则是终年积雪,远远望去,高耸云间的雪山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芒,显出肃穆、壮丽、伟岸、凛然的气概,又有一种荒凉、寂静和神秘的感觉。由于气候恶劣,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史书记载这里“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藏族。远在人类史前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广阔、寒冷的高原上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据藏文文献记载,远古时期的青藏高原是个多部落居住的地区,《总遗训》载述:“初始有六猴雏,俟后繁衍众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所谓西藏之四种人:期、穆、桐、冬等四种血统,另外增加查、楚等,谓之六人种。”其实这“六人种”也就是六个较大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又分出40个小邦。这些小部落之间不断地争斗、兼并,最后悉补野部落统一了各部。    
    至公元7世纪初叶,吐蕃王朝正式建立。从此藏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其间有冲突、战争,但更多的是和平相处,接受中原王朝的敕封。    
    公元641年,吐蕃一代英主松赞干布与唐宗室女文成公主联姻,成了藏汉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之后吐蕃和唐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成公主的事迹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在藏族人民中广为流传。649年,唐朝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并授“驸马都尉”之称,后又加封“NFDD3王”。    
    至1652年,五世达赖又应清朝顺治皇帝邀请赴京朝觐,顺治皇帝待以厚礼。次年,五世达赖返藏途中,清朝皇帝又派人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因受到清朝皇帝的邀请和敕封,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甘丹颇章王朝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传教士为先锋,开始对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英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曾两次向西藏发起进攻。西藏人民为保卫国土,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侵略者面前卑躬屈膝、迁就妥协,西藏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    
    到了红军长征这一年,西藏被国民党中央政府所控制。当时的中甸地区还是封建农奴制,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土司和上层喇嘛,是中甸地区土地所有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当地居民一般都信奉喇嘛教,喇嘛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整个西藏佛教组织系统的核心,西藏的佛教徒对喇嘛往往敬若神灵。农奴制的政权,是土司和寺院两大领主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联合的专制政权。寺院设有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暴力工具,对奴隶和农奴实行残酷统治。    
    红二、六军团进入中甸后,虽然后无大股敌人追击,前无强敌堵截,天上也无敌机侦察、轰炸,但蒋介石和地主军阀勾结土司、领主武装,企图阻拦红军。    
    早在1935年中央红军过云南时,蒙藏委员会首领格桑泽仁曾写信给滇军总司令龙云说:红军“果窜至建南或迤西,均可随入康境,似应集合滇康边区藏民严予防堵”。并拉拢龙云说:“钧座统筹西南,对于西康务恳兼顾并理。滇康关系密切,龙主席素极热心康事,今后治康图藏,似须滇川通力援助。”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使蒋介石妄图在金沙江畔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了,龙云妄图把红军围歼在云南的计划也失败了,想再调军队追击红军已不可能,于是就把防堵红军的希望寄于藏族土司武装。他们一方面派人四处散布谣言,大肆诬蔑红军,挑起藏民对红军的仇视;另一方面封官许愿,拉拢藏族土司,封藏族大土司汪学鼎为“江防总指挥”,调其藏兵与红军为敌。    
    因此,红军要顺利通过中甸藏族地区,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与考验。    
    4月底,贺龙率领前卫四师先期到达哈巴雪山脚下。    
    贺龙抬头朝山上望去,只见山岭逶迤,雪峰林立,天色阴沉沉的,灰暗的云朵缓慢无力地在山尖移动着。面对这座险恶的天然屏障,贺龙深感责任重大。他想,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这支“南国”部队带过去!    
    贺龙,1896年3月22日诞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洪家关的一户贫农家庭。他出生那年,湖南相继发生了大水灾和大旱灾,又值甲午战争之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酷剥削,因此,湘西一带饥民遍野,饿殍无数。他五岁了,还没有穿过一件没有补丁的衣裤,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生活虽然困难,但自小跟着祖父练武识字,到了十来岁时,已练就一身好武艺,成了穷人孩子的头头,如果当地富家子弟欺侮穷人的孩子,他就敢去打抱不平。17岁那年,贺龙加入了“反清复明”、杀富济贫的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1914年7月,又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贺龙举起讨袁义旗,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军。    
    1917年,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湘西发动武装斗争。贺龙回到家乡,凭着两把菜刀夺来两条枪,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闹起了革命。他对当时的国弱民穷忧心忡忡,对旧官场上的浑浑噩噩、你争我夺的丑态极为厌恶;而对革命的民众运动的兴起,则表现出浓厚的同情。大革命初期,他曾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赴宴,请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贺龙感到“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所以,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师长、军长。在与北洋军阀作战时,打了很多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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